摘 要：“郎顾之争”实质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方法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已26年了，它与政治问题的缠绕是阻碍改革的关键所在。到目前为止，还是认识问题，只要认识到位，方法得当，改革就不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2004年8月《在“国退民进”盛筵中狂欢的格林柯尔》一文，掀起了与格林柯尔公司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先生的论争，并由论争演变成事件。其核心是MBO（Management Buy-outs.指公司的经理层收购本公司业务部门的行为）。郎先生认为“MBO是掠夺国有资产最好的办法”、“国企的保姆反而成了主人”，有人评论MBO为“国企蛀虫们”“最后的晚餐”。
不凭学识，仅凭良心判断，郎先生（虽言词过激）是对的。顾先生怎么讲，他只有国有企业资产13亿分之一，除用自己的“正当劳动所得公正购买”外，其它任何途径获取，都是不当得利。
从1979年起，到2004年26年来，每一年都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问题缠绕的核心，各种利益集团都在参与博弈。眼看着13亿公民都有份的资产一天天流失，谁都心痛。用MBO的方法私有全民资产，是披着改革的外衣的侵吞、贪污行为。有话语权的中国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家们，用“不能因噎废食”、“改革不能停顿”等话语搪塞，掩盖不了其“非正常私有化”的本质，也说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与顾雏军们有结成利益联盟之嫌。
对国有企业改革愚以为有以下五点必须明确：
第一，一个国家不是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实体是否是经济主体来划分“主义”（小平同志的“不争论”，不等于永远不争“姓资、姓社”问题，因为“不争”，没有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才阻碍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而是以政府的分配政策来划分主义。政府的分配是有利于大多数民众和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初级阶段还是中、高级阶段。反之，则是资本主义。
第二，一个国家不是以直接掌握的社会资本量的多少来划分“政治本质”，而是用国家宏观调控力来划分“政治体制”（俄罗斯的尤科斯公司就是影响了国家调控力，甚至挑战国家政治权力而被起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为垄断集团服务。）。国家宏观调控力的实现，并非以直接掌握的社会资本量决定，有赖于社会经济细胞的素质。国家直接掌握部分社会资本、资源的目的，当然是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国家意志，但国有企业不一定有助于国家意志力的增强，民营企业不一定完全有损于国家意志力。社会主义法人经济组织（含民营企业）不仅仅是一个创造财富的单位，还是一个创造社会道德或称为“民本”（以民为本）与“国志”（国家意志）的单位。一个企业为政府宣战国服务或做有利于国家竞争对手的事，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就是违犯了民本原则。
法人与自然人一样，也有素质问题。企业法人的财富创造力与道德力共同组成企业法人的素质。
企业法人的民本原则，一般以创品牌为外在标志；国志原则靠社会（舆论等）监督和法律制约。我国法人整体素质太低，政府必须直接掌控关系国济民生的主力资本和资源。
第三，自然人不能以其资产量来划分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只适用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之初，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理论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一定要划分阶级的话，标准应该以获取社会财富的途径和财富的使用途径两个方面来划分。一个自然人运用自己的智慧、勤奋和知识，以当时社会公认的正当途径获得的财富，应该得到人民大众的认可和法律的保护。即使是运用非正当途径获取的财富，只能认为是犯罪，靠法律制裁，不能以剥削阶级论。其财富除用于自己消费（消费度应以社会相对高标准为界）和供家庭消费外，主要通过各种途径（如捐赠等）返哺于社会。这种行为应该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政府鼓励任何社会成员的政策。个人财富即使没有返哺社会（如下代继承），也只能用社会道德和法律约束，社会舆论来评价，决不能以资产阶级本性论。
第四，私有没错，私有化不对；MBO没错，目前社会条件下MBO的操作肯定不对。政府无须直接生产经营“私人物品”，原政府直接生产经营“私人物品”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改制为私有，是正确的改革方向，但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是错误的。起码军工企业不能私有；三峡类的大型国有基础性企业不能私有；重要实物资源（如城市土地、矿山、石油、水）和社会资源（教育、科研、出版、医疗等）企业不能完全私有；在企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国家长期大量投资的托拉斯企业和自然垄断企业（如银行、铁路网、民航、钢铁、电力网、通讯网），暂时也不能私有化。上市，也必须国家控股。
MBO（经理人收购）是一种企业改制的好途径，既不损失社会资源，又为企业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优化组合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MBO操作方案，表面看起来，用招标的方法比较公平，因信息不对称的原因，必然出现“二手车市场”相反的结果。
即使MBO操作实现了公正、公开，为什么非经理人不能参与收购呢？谁能保证经理人就会经营，而非经理人士就不会经营？在个人诚信不可考量和财产登记尚未成为社会现实的条件下，经理人收购的资金来源，首先要经过社会公信机构认证。
第五,国有企业改制，喊了26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不知道怎样流通才公平，这已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了。最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所有要私有的国有企业，重新评估成市价，在某时点、按年龄平摊于13亿人民，再由公民自愿在股票市场出售，任何个人或组织（含合伙人），只要掌握有与某企业资产等量股票，就可收购该企业，成为原某国有企业的正式股东。俄罗斯的私有化过程就是这样操作的，效果并不好。
其实，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股份制改造过程，而非私有过程。
政府和任何经济组织可以同股民一样，平等地参与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出售的国有股份可用于弥补国有企业原有工人的社会保障金的欠帐（国有企业工人养老保障问题，政府必须兜底，是任何性质的政府必须履行的义务）。关键是原始股的价格问题，只要通过股票市场竞价出售，就是合理的（当然，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按出售时的市价）。
2005/1/17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 湖北蕲春人,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副教授，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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