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性假设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

杨雪锋*

摘要：人性假设问题在理论界是百家争鸣，各执一端，相关文献也是浩若烟海。本文就近代以来人性假设的理论演变过程及国内学者所作的相关研究做简要评述，并对其依存的方法论进行分析，接着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假设问题，最后提出人性假设理论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人性假设，理论述评，方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价值

引言

人性假设的深入研究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文献中是少见的，这是由于西方业已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哲学决定的。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转型中的中国，存在着巨大而热情的理论需求。在1980年代，国内在西方哲学思潮的催生下，曾经掀起人性问题研究讨论的热潮；经过80年代的思想启蒙之后，西方的人性假设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管理领域登堂入室，进而掌握话语权，论争和分歧暂告平息；世纪之交，在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憧憬小康社会的美好愿景的同时，对人性的认识再次纳入官方和学术界[1]的视野。关于人性假设研究的述评工作已有多人做过，本文再次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有三点新意：一是对新近理论成果的吸收；二是运用不同方法论进行解析；三是抓住问题的“硬核”，挖掘其现代价值。

一、西方学者关于经济学人性假设研究述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人性假设”而非“人性”本身，是出于学科权限的考虑，前者是经济学（包括管理学）的任务，因为要构建理论必须要有假设条件，没有约束的理论不是科学的理论。后者则是哲学的使命，并且拒绝经济哲学的“掺合”。理性问题和信息问题是人性假设之所以是“真问题”的理由。研究人性假设一般从三个层面展开：心理动机、决策过程和实施结果。

经济人假设源于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思想。《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解释是：在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绘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这里的“理性”只是一个手段-工具的概念，不存在偏好的来源与价值评价问题。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和感觉主义是“经济人”的三大哲学来源。“经济当事人在经济理论中是个自由人，但在现实中的行为却象个奴隶”，在现实中，人受“两位君主——痛苦与满足的支配” 2 。边沁（1932：pp1）的这番话既是对享乐主义价值观的描述，也是对原教旨人性假设——“经济人”——的功利主义方法论的评价。

1、理论综述。对人性假设问题的研究，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一般包括五个方面：最大化、理性、机会主义、博弈以及动态演化。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基本上遵从了“经济人”假定，但其内涵在不断发生。因为放弃这一假设无异放弃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D.C.诺斯，1978：pp974）3。研究从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个起点出发，以此为参照系，沿着理性程度和信息确定性这两条主线，逐步放松假设，走向现实世界，从而获得更具解释力的答案。这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从“黑板经济学”到“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1）关于最大化即行为目标。最大化问题源于亚当.斯密 “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思想，后经“边际革命”对其作数学“装饰”以及新古典主义的精心“打扮”成为理性人的“利润最大化”。然而，在理性有限的条件约束下，即便是精于计算的“经济人”也不得不收缩其“目标搜寻范围”，从而完成了从“经济人”到“效用人”（或社会人乃至现实人）角色的转变。行为目标的研究轨迹体现为“最大化”问题的演进过程：经济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非利润最大化——效用函数的泛化（将利他主义纳入其中）——满意化——追求正利润。其实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斯密传统的回归。因为斯密在其两部伟大著作（《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对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已经分别作了阐述。只不过后人以讹传讹，误入歧途罢了。“满意化”是指只追求满意的目标，或只追求达成决策的程序合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即从合理的决策过程上保证人们决策结果的合理性。无论是“最大化”还是“非最大化”模型都是将最大化理解为一个单一的极值或结果，但是“最大化”不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由非最大化向最大化变化的过程或序列，“最大化”的重点或核心是向极大值变化的过程或趋势，故，不能将“最大化”理解为唯一的一个最大值。在“令人满意”的区间内，最大化只是其中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最大化的值肯定也是满意值4。

（2）关于理性问题。理性问题是人性假设的核心问题。对于人性假设中的“理性”问题研究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有选择的理性——惰性——多元理性——非理性，即从理性一端走向另一端非理性。人性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特征是人所共认的，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则成为当今人性假设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首先要厘清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涵义5。人性假设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工具（技术、方法）理性或非理性，而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理性是指人所特有的超越一切动物水平之上的认识和适应环境能力的总和。

至于“有限理性”，西蒙（H.A.Simon）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撰写的“有限合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辞条的解释是指决策者在认识和计算能力两个方面的局限性。“惰性”是莱本斯坦（H.Leinenstein）的x效率理论中的术语，是指“留有余地、伺机行动”的一种保守思想。多元理性通常是从非理性因素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讨论非理性因素在不确定环境中的合理化作用。卓斯川以两面神来隐喻多元理性的观念，暗示“理性的非理性被加入到理性的理性中来” ⁶。

（3）信息问题。把不确定性存在与否看作是“理论被迫假定的条件和存在的条件之间最重要的根本区别” ⁷ 。不确定性的提出使经济学开始进入真实世界。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信息问题。对于人性假设来讲，主要是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对人的决策行为的影响。非对称信息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的非对称信息，这不是由交易人造成的，而是客观事物本来所具有；另一类是内生的非对称信息，它是签约后他人所无法观察、事后也无法推测的行为8。由于不确定性存在，人们的偏好假定得到新的检验，研究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成为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4.机会主义。Williamson9的一大贡献就是把机会主义人性假设引如经济学分析框架。他把机会主义看作是“自私”+“欺诈”（Self-seeking with guile），不过，由于环境的变化，机会主义面临不同的约束，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信任成为行为假定的一个补充。因此，在机会主义是人性中恒定的内核假定下，作为补充的信任又可以分为“情景信任”（situation trust）和“品质信任”（character trust），但后者并未纳入经济学的考虑之中。10机会主义受多种因素决定11：①一次性博弈；②任何关系的时间跨度；③博弈重复发生的先验概率；④设计的交易成本。

5.博弈问题。考虑到了有限理性甚或非理性和机会主义，也对行为目标作了纠偏，是否就有现实解释力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你这样做还只是假定别人的行为不影响你的决策，即没有考虑与他人之间的博弈问题。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个体、参与者以及环境三者之间存在着博弈活动，博弈均衡才是激励的最终结果。从博弈论看来，人性假设包含多重理性：参与者是理性的，认为对手也是理性的；还相信对手认为自己是理性，否则，No one prefers to play such game together with you。

5.时间与动态演化问题。既然考虑到了博弈关系，激励过程的动态变化也就不能忽视了。因为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试错”的过程。在人际关系的互动过程中，人会根据“贝页斯法则”不断纠正失误、模仿正确的行为，并根据对手的行为来自己的行为。

（二）经济学人性假设的方法论演进

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则始终没有完全逃脱斯密的“无形之手”（invisible hand），尽管有人曾提出过“效用人”和“契约人”等概念，但都只是对经济人的另一种解说。紧紧围绕理性的界限和信息的多寡作艰苦的抗争，一个个精美别致的数学模型展现了学者们对人性真与善的孜孜追求，一波波理论新锐走在经济学学术前沿“指点”经济，演绎人性。

新古典主义以古典经济学合法继承者自居，通过边际学派数学化的“精耕细作”和马歇尔的综合，“经济人”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框架里成为一个具有完全理性、完备信息、偏好一致、只有效用最大化唯一目标的万能决策者。新古典主义确立了经济学研究的坐标，同时也成为后来者的“靶子”。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完全理性、完备信息的挑战12。Knight（1921） 和Simon（1975）分别各执“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钥匙钻入人性假设的“黑箱”。人性的“黑箱”一被打开，里面的问题就象万花筒一样变得缤纷多彩了。

当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不确定性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决策所面对的复杂的现实时，分析方法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从心理学角度描绘理性的限制及其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将取代环境约束下的万能决策者这一极端假设13。不确定性问题的提出，是对新古典理论的根本性的颠覆。从这里开始，新古典的三大假设（“利润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面临着全面挑战，演进主义、新制度主义、信息经济学分别对其轮番发难。

演进主义对人性假设的研究。演进经济学在放弃“价值最大化”假设的同时，引入“物种”基因延续的最大化假设，即所谓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14；强调人的决策行为比决策目标更重要，决策行为要受环境和习惯的制约，与目标没有关系。演化经济学的鼻祖Alchian（1950）15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预见，企业要生存只能追求正利润；经济当事者可以通过模仿、试错和创新来适应环境。这可以说是对“利润最大化”假设的致命一击。纳尔逊和温特16则指出，具有适应环境甄选机制的某种“基因”的人（经济当事者）才能在经济世界中幸存，这种“基因”就是习惯和常规。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哈耶克也认为“使人类脱离野蛮的是道德与传统，而不是理智和精于计算。”“人类进化表现为一种不断适应难以预料的时间、未曾预见的意外环境的过程” ¹⁷。所以在演进主义看来，理性和最大化简直不值一提。由Alchian（1950）开创的演进主义掀起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但是由于其过于接近现实，虽声若洪钟却是响应者寡，以至于后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

新制度主义承继了新古典的部分遗产18（个人主义方法论和效用最大化假定），引入不确定性成果（由此产生的“有限理性”），并增加了新的约束假定：机会主义。制度分析（如产权理论、激励理论和契约理论）是研究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重要维度，但制度毕竟是脆弱的，而人性却是鲜活的，因此博弈分析成为很快新的理论需求，并将制度分析数学化19。

信息经济学对人性假设的研究，注重对人的决策约束的外部环境分析，使不确定性数量化，为进一步构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以及产权理论的模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信息的不确定一方面表现为客观的环境约束，另一方面使人的理性出丑。不确定信息改变了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前提，击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致命伤，从而开创了经济学理论的新空间。

经济学不同方法论的人性假设构成了人性百景图，使经济学变得既有理论严密性，又具现实解释力。理论的价值在于与具体对象的结合，西方学者的理论贡献为我们研究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搭建了更高的理论平台，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求解仍需本土化的努力。

二、国内关于人性假设研究及其评价

（一）主要观点。当前，中国学者研究人性问题，通常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出发研究中国当今发展阶段的人的现实性特征，或者是至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人性的一般问题，为其理论建构提供逻辑起点。代表性的观点有：

武经伟和方盛举提出：“全面发展的社会人” 20。即以市场经济为主题，以经济伦理为切入点，以人学本体论为主线，揭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内涵和未来趋势，探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经济人的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阐发市场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性论应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人。

郑国铎提出：“现实人” ²¹。所谓“现实人”，是指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活动的人，使具体的历史的人。

董建新构建了新的“经济人”理论框架22，他认为：“经济人”是由一定自然的物质的和社会历史的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经济活动或经济关系中，经济主体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非理性地追求从令人满意的到最大化地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动机和行为特征的概括。他是在市场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在给定的硬约束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其行为还受到意识形态的软约束。他还进一步研究了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人行为，这时经济人理性的集中表现就是会“聪明”地利用两种体制给予的机会，又尽可能避开两种体制得限制、风险，以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郭咸纲：多维博弈人性假设——“博弈人” ²³。行为人的人性假设表现具有多维性。在特定的管理场中，行为人要根据其他人行为的人性表现调整自己的管理行为，从而形成管理动力。

国内关于人性假设问题的研究呈现日益接近现实，方法更加客观科学，更趋具有实践价值和运用操作的潜力等特点。但由于缺乏抽象，只能反映过渡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故在普遍性上就要大打折扣了。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假设不同解读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假设解读存在以下几种争议：

1.经济人假设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和理论需求24。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它揭示了人性和社会经济生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经济人假设不仅反映了人具有物质的需要，而且表明人对物的追求在性质上超出了个人的需要。其次，经济人假设表明，人对利益的追求在数量上具有最大化倾向。再次，经济人假设中对个人利益追求的结果导致了他人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反映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推知，对个人需求的超越，是人的本性的集中体现。人只有超越了对个人需要的追求，发展到对一般财富的追求，才具备了市场经济确立和发展的人性基础。

2. 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25。随着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社会文明的进步，出现了对经济人理性的修正：“契约人”。“契约人”意识到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并对人性有强烈的认识，即假定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契约人”可定义为：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为减少机会主义的风险、保障与实施契约的执行，而最小化交易成本的行为人。

3.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去看待人性，承认主体意识和主体利益，认为成熟的利益主体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杠杆，否认物质利益是背离市场经济本质的。利益主体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它归根结底要通过个体主体来体现。市场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个体主体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

（三）以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为指导，建立现阶段适合国情的人性假设。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是我们研究中国现阶段人性的方法论。马克思认为，人性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环境决定着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本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26 马克思对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的概括，体现了人性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在，以人对物的依赖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是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

研究中国现阶段的人性问题要坚持以下几点：（1）必须从实际出发，在社会现实中把握人性；（2）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历史和社会联系中把握人性；（3）坚持人的本性是不断发展的观点，在动态中、变化中把握人性；（4）人的本质要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寻找，在具体的现实利益中把握人性。在后面关于可持续激励论的理论基础部分中将对此作深入论述。

根据上述原则，研究中国现阶段的人性问题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中国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三个方面27来把握。首先，市场经济关系属性决定了人的利益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性。其次，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当把追求社会利益内化于个人时，将会成为个人行为的激励源泉。最后，个人对集体在心理上的依赖和归属，有助于在个人和组织之间形成一种心理契约，这种心理契约对双方都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因此在中国现阶段，在承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注意把握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作用，对此二者的导向功能和规范作用进行整合，才能形成符合现实的完整的中国人性假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现阶段的人性假设具体包含以下内容：（1）现实人。在现实社会背景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行为的首要目标。（2）决策约束。个人行为选择非充分自由。因为信息的不完全、资源不能自由流动，个人行为决策受多种因素制约。个体行为至少要受到双重约束28：一是交易成本的硬约束，二是意识形态的软约束。（3）目标是多维且不断变动的。人的效用函数是多元的，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目标的多维性29。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在适应环境的同时改造环境。人总是根据个人理性（知识结构和经验）和外部环境，不断调整个人目标。（4）博弈互动。人的行为总是根据所在环境中他人的行为而不断调整变化，即遵循“贝叶斯法则”。而且随着时间的进行，内外因素的变化，人的行为必然是动态发展的。

三、人性假设理论的现代价值

人性假设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的永恒主题，它会沿着理性问题和信息问题向纵深方向发展。人性假设的研究永无止境，其魅力在于人自身的不断变化。不同的人性假设引致出不同的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和建构经济社会的思路。不管怎样，人的自我完善和社会福利的不断增进始终是这一演变进程的主题。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党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人性假设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新执政理念、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可以发掘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精粹：

1. 建立富有弹性的多重社会激励制度结构是一个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激励的本质是对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而人的需要本身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欲望无边，则激励不止。

2.激励之重要在于它致力于解决“说真话”和“不偷懒”这贯穿人类历史两大难题。而“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在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只能成为目标和理想而存在。在信息不确定条件下，有人“说真话”和“不偷懒”，无非两点原因：或因为他和你关系很“铁”（或“忠”）；或因为高价使然。

3.一个充满效率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信息充分、公共事务透明的社会。相反，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信息（包括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社会，机会主义一定会大行其道。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信息的集合，有助于降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将机会主义逼向人类智慧和良知的边沿。

4.人性或善或恶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制度的良弊（法学界把法律分为良法和恶法。）。而制度本身具有刚性和惰性，保持一种内在的创新活力是持续获得适应性效率的重要保证。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5.无论正式制度多么重要，道德和文化对人的塑造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文化传递着知识和信息，也形成人的社会认知框架；它能够在人类理智未达领域和未决边界对善与恶、真与伪、爱与恨的权衡之间发挥张驰有度、且成本低廉的作用。因此文化的人性激励须臾不能离开。

6.人性是制度的产物；改造人性，首先要改造制度。作为习惯和文化传统形态的制度具有“基因”遗传性最强的特征。这种制度只能演进，而不能设计。因此，任何对人性的刻意改造和理性设计，必将走向愿望的另一端。

7.利益、文化、制度是经济社会的三个基本元素。和谐社会至少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富有效率的人性激励机制、追求公正的利益协调机制、尊重权利的意愿表达机制。故，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利益共享的社会，一个个性张扬、价值多元、文化认同的社会；一个各行其道、规则相容、博弈均衡的社会。

主要参考文献：

[1]龚敏：组织行为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2]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J.克劳奈维根.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4]董建新.人的经济哲学研究—“经济人”的界说、理论分析与运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

[5]郭咸纲.多维博弈人性假设.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杨雪锋：1970-  ，男，汉族，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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