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威权政体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的历史轨迹及启示
【内容提要】政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必然存在的。本文试图以世界上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典型国家——韩国为例，通过分析其威权政体与其思想体系、教育模式交相呼应的历史轨迹，来回答“什么是最好的政体”、“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地位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等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寻求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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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它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与其政体交相呼应。分析韩国政体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的历史轨迹，从而找出其规律性，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韩国威权政体的形成及特点
威权政体是与民主政体相对而言的，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的意愿。它的特征是，过于集中的权力的运作没有或缺少宪法的约束；权威性不是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而是被认为来自某种权威者本身天赋的某种特性。例如神的意志，专制君权的嫡传，他们所具有的超凡品格，国家的神圣使命等。它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全凭他个人的意愿来考虑政策）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自主官僚以及/或者军事力量发展的限制）。在过去，威权政体通常是绝对的君主专制、封建贵族政治或是大陆帝国的继承国，现在它通常是一党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
韩国政体是典型的威权政体。1910年，韩国被日本吞并，历经了36年的殖民统治。战后的美国军事管制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模式突如其来。与其相适应，韩国开始把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理念。但是长期以来，韩国的统治集团较长时期是军人独裁集团，其政体也就相应地成为威权政体。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韩国50多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军人掌权。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
二、韩国威权政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1、对儒教的尊崇使其威权政体得以加强，而威权政体又使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得以巩固。自1600年前，即自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的朝鲜第一所太学始，儒学就成为韩国学校中的经典，设五经、三史课，尤其自公元1392年-1910年共519年27位国王统治的李韩王朝的“排佛尊儒”国策下，儒学达到鼎盛时期，“儒教几乎融化在朝鲜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尽管后来儒家文化受到各种冲撞和变异，但是仍以独有的魅力和功能，成为韩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儒家思想对韩国的辐射和浸染，其程度之深、历史之久是东亚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大韩民国建立以后，忠孝一体化与修身立命的儒教伦理体系，维系着韩国特有的威权政体的运作，并成为每个人道德发展的重要内容。人们自觉修善，自觉地为国家工作。这种独特的社会伦理体系，使青少年以及所有的公民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浓厚的道德熏陶和民族精神感染，有力地支持了学校德育中的儒教阐释讲解，从而又对威权主义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2、加强对学校德育的领导，培养了民众对威权政体的尊崇，而威权政体又推动学校德育课程体系的不断完善。长期以来，韩国的统治集团较长时期是军人独裁集团，他们对意识形态，包括学校的教育坚持实行镇压性的高压控制，期望以此实现教育为政府统治服务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学校的教育被国家牢牢控制着。教育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掌管着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相关的学术事务。另一方面，政府十分注重在课程和教科书方面施以政权思想的影响。“价值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家认识。韩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意识被清楚地反映到了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中。战后，韩国很快恢复学校德育课程，先后进行了六次课程改革，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儒家伦理这一中心，以加强威权在民众中的认同为目标，而开设以儒学为主体内容的德育课就是这项任务的核心，例如，推行儒家哲学，宣扬效忠精神，规范学生的行为举止。这些内容表现出了政府毫不隐瞒的强烈政治倾向性和试图以此达到使学生成为服务于其阶级利益工具的政治目的。
3、凭借思想政治教育，疏导本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强化威权政体的思想理论基础。
政府凭借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施行，引导了韩国人的政治民主意识，使得韩国人“对政治上的竞争和多党原则表现较为强烈，而对统治多数，保护少数人权利这一层上，则一向少有表现。”此外，针对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韩国官僚权威主义政府还在稳固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官僚的方式进行统治，通过控制社会集团的组织基础和学生的思想基础，以期在发生事情之前，就杜绝其酿成难以控制的局面的可能性。例如，全斗焕颁布《刷新政治空气特别措施法》，剥夺大批知名人士的政治权利，开除多名新闻工作者，封存多种定期杂志，颁布控制舆论界的《言论基本法》，以统一的通讯社代替以前的新闻、广播、通讯机构。在全面控制局势之后，全斗焕才陆续实施了一些自由化措施。光复以来，韩国极力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同时，政府又强化以国家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的政治效果。其核心在于，在进行工业化中，淡化权力的分享意识。
上述情况表明，集权与政治压制是威权政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特征。在韩国，这一特征常与冷战和朝鲜南北意识形态对立联系在一起。反共与国家安全被威权者作为“防御性方案”提出，既成为政治压制的借口，又构成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对巩固其威权政体有着深厚的基础。
三、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弱化及韩国威权政体的演变
如上所述，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对加强和巩固威权政体，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是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所期望的作用呢？事实上，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发挥作用，超出限制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和地位。
威权政体着力推动经济增长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率，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60年代中期，韩国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这一调查表明，民众最迫切的要求依次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民主政治”[1](p.30) 。“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的确是符合60年代韩国民众的普遍愿望和要求的。由于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朴正熙在1967年第六届总统选举中得票1100多万张。韩国威权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六个五年计划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9.5%、9.1%、5.7%、9.8%、10.0%，[2](p.33)因此，上述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威权主义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在走向土崩瓦解，而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威权政体方面的作用又显得力不从心呢？
60年代以来，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以农耕为中心的社会。城市的飞速发展，社会流动性的大大增强，接触现代传媒人口的惊人增长及民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加之国际化、开放性的外向型经济的推动，韩国在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不同利益集团，价值观也日趋多样化。在这种以“多元化、多层化”为特征的社会中，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已无益于社会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引起抵抗而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因此，权威主义已不能“和平地、有效地管理这个时代”。因此，从卢泰愚时代开始，韩国不仅开始认真落实建国之初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总统、议员由国民直选的原则，而且大大加强了地方自治。这表明韩国已开始由一个原来的专制社会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过渡，韩国要求培养民主和世界的公民的目标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总之，威权主义由于缺乏一套完美的、指导性意识形态，无法在人民中通过强制性灌输以产生对威权政体的认同，因此，威权主义只有诉诸于两种“方案”，一是国家安全，将自己装扮成全民族而非某个阶层的代表，在指导国家发展的同时与北方共产主义相对抗；二是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与落后获得人民的支持。这两种“方案”在经济落后以及意识形态严重对立时期能够成为威权主义存在的理由，但随着经济发展任务的完成、城市化与教育的普及、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社会期望值的提高，以及国际上“冷战”的结束，以同样的理由来获取合法性便显得非常困难。再者，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上述“方案”基础之上使威权主义面临两种不同层次的限制。首先，威权主义必须完成自己提出的“方案”，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其次，当威权主义完成旧“方案”后，必须提出新“方案”以满足民众更高的期待，否则，它就变得没有必要了。遗憾的是，朴正熙将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作为其主要“方案”提出，而全斗焕还是如此，再加上威权主义的固有弊端，即排斥大众参与，因而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国家过分干预经济造成权钱交易和金钱政治等。这就是为什么拉美军人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垮台而韩国威权政府却在经济相当成功时崩溃的重要原因。
四、对政体形式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什么是最好的政体？威权政体并不是完全代表了不文明的政体，衡量政体是否先进的标志在于它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意愿。
“关于什么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卢梭认为，在各个时代，人们曾经有过许多的争论，而并没有考虑到它们之间的每一种形式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可以是最好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可以是最坏的。亨廷顿曾经说"经济改革需要一个拥有权威(authoritative)的政府"。金耀基则诠释说：东亚的经验明确表明了经济要素与政治民主之间的重要的经验关联。确实，东亚有一个"发展优先"的命题。西方曾激烈地批评韩国的"专制"与集权。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起飞，恰好是在"集权时代"所产生的。韩国官僚权威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在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迅速有效地推动了韩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查默斯·约翰逊也认为：“新威权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结合”，是韩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韩国模式同日本模式的共同之点［3］
思考之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是历史的和具体的。
韩国在建国以后的政治体制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威权政体的推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政治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经济发展的各种积极因素，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然而，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期望值也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人主要关心的已不再是物质的增长，而是生活质量，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质量。人们评价政府的标准也不再主要集中于经济成就上，而是能否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经济繁荣、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均衡、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自由、秩序和稳定、国家安全等都可能成为人们的期望值。如果政府的目标取向与人民的主流期望不相符合，即使经济成功了，也不一定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这时，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旨在巩固威权政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违反民众的民主意愿，势必导致舍本逐末。
思考之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并不是指统治阶级通过制定符合本阶级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而得以实现的，而是以人民的公益为唯一基础的。
合法性概念最初由卢梭提出。由于卢梭的合法性概念以人民的公意为唯一基础，这个模糊概念又与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之上的主权概念混在一起，这样便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同时产生了“强制的合法性”的矛盾。合法性是统治者为维护现行政治制度而作出的种种论证，以及民众对于政治秩序的普遍认可与忠诚，这样，是否合法就包括两个方面的的内容，一是由于对民众利益的维护而得到民众认可的程度，二是在此基础上的统治者的论证。前者是起决定性的因素，在现实中，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合法性实际上来源于政治秩序本身。从本质上讲，合法性意味着一种值得认可的政治秩序。这里的“值得认可”不等于被认可。
思考之四、我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一方面，我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因此理论上讲具有终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仍存在着不足，如果只注重前者而完全忽视后者，同样，可能导致合法性的危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包括两个方面，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领导力。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领导的权力，是实现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总是掌握到统治阶级手中，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变化，只要政权稳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牢牢掌握在执政党的手中，因此，领导权具有稳定性和单一性。而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则是对意识形态领导的能力和领导的效果，其直接结果和根本目的就是强化民众对其宣扬的意识形态认同程度，即认同力。领导力和认同力具有波动性和复杂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有着根本的区别，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同发展时期也会呈现出高潮和低潮。
同样，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如果没有现实的东西加以证实和强化，人们就不能保持坚定的信念，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就不会太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力达到了空前的高潮，这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提高认同力的最好条件，但是，仍有一些内部、外部因素削弱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这些又是起抵消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1、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2、党内的消极腐败及官僚主义现象。3、政治意识和阶级意识淡漠的倾向。4、现代传媒中“杂音”的不断增多。5、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长期存在。
因此，必须着眼于提高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力，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多层次多角度入手，加强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同。（一）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保证合法性的根本举措。（二）保持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一致性，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是保证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三）增强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持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是保证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 赵淳．韩国的经济发展：中译本[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
[3] 参看：（美）弗雷德里克·C·戴约编《经济起飞的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中文版，第１５１－１８５页约翰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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