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研究的方法：价值判断要以实证分析为前提

研究问题的方法，通常不外乎两种：一是实证分析或曰事实判断，也即“真与假”的问题，这是可以用客观事实来验证的，比如说某个人身高1.7米，是真是假，是可以检验出来的；二是价值判断，即“好与坏”的问题，比如说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站在不同立场的人，通常会有不同的主观看法，至于谁的看法更符合客观实际，那就要对各自所持的依据及其真实性进行检验。因此，凡牵涉到价值判断时，必须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以事实为准绳：你说这个人不好，那么要拿出依据来，并对这些依据的真假进行验证，尔后才能根据事实与结论的相关程度，对你的论断做出正确与否的评判。也就是说，价值判断要以实证分析为基础，为前提，脱离了实证分析和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就是“乱扣帽子”。

以此对争论双方作一比较，不但高下立显，而且笔者很是怀疑，***是不是属于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类型的人。只要看看《简报》第143期所载他的《几点意见》，便可发现，***把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告诫置之脑后，不但肆无忌惮地攻击关中人先生，什么“荒唐、狂妄、政治无知、手段卑劣”，“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简报》是关先生“沽名钓誉，名利双收的工具”；而且附带指责那些称关中人为“恩平的包公、活海瑞”的群众“不明真相”、“吹棒”关中人。注意，这些都是（或隐含着）价值判断，因此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可通读《意见》全文，不但找不出能支持前述判断的客观事实，相反，有的只是“泼妇骂街般”的恶语相加，正如编注里所说的：***“竟然连批评腐败分子的话也批判了”。这样地气急败坏，莫非***底气不足？至于市委的决定，除了涉及“真与假”（有无此决定？）的问题外，也涉及到“好与坏”（正不正确、应不应该做出此决定？）的问题，因而也是价值判断，同样需要检验。说什么“完全正确不容否定”，这才叫荒唐，完全是“两个凡是”在新时期的变种。在我看来，如果关先生要“沽名钓誉”的话，集中精力搞航空史研究的胜数和影响力要大得多。也正因为周围的人对关先生好评如潮，为防止自己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偏见，我在给学生上课时，曾向学生做过“你认为关中人这人怎么样”的口头调查，他们给我的回答是：看是什么人来评价：在腐败分子眼中，自然是“眼中钉，肉中刺”；而在普通老百姓眼里，却是“关青天”，“硬骨头”；“恩平幸亏有个关中人，也可惜只有一个关中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对我的学生也是比较了解的，我并不认为他们是***所说的“不明真相”的人。

二、是“铁的事实”还是“墨写的谎言”？

再看***反对建梁彦材纪念楼的主要理由：“铁的事实证明梁某是一个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政客、反共分子”；“对建纪念楼，更多的人持否定态度”。前一句话属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因而要以可查证的事实为依据；后一句话属于“真与假”的实证分析，需要拿事实来验证。可***所谓“铁的事实”，翻来覆去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话，偶尔牵涉到他人的，一经调查核实，又往往经不起检验和推敲，难以自圆其说，破绽多多。相比之下，粗略一点，从不同角度、以亲身经历证实梁彦材是一位好校长的就达十几位之多：李佑得、郑其贤、岑伟雄、郑权欢、伍思本、刘国强、梁燮闲、叶家稳、梁焕景、卢勋、梁炳植、梁增荣、梁同和、张才波、祝天健等，而痛斥拆牌事件的人则更多。所以，***所谓“铁的事实”，恐怕并不“铁”，“更多的人”也是自己的主观臆断。除非***真能找出更多的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否则，我们与其相信***将梁彦材定性为“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政客、反共分子”，所依据的是“铁的事实”，不如相信这是“墨写的谎言”，并且是“落伍的谎言”、“过时的谎言”、“别有用心的谎言”。

如此看来，孰是孰非、谁的话更可信，实在再明白不过。原因不仅仅无论在哪方面，***都显得孤单只影，更主要的还在于：对梁彦材评价的好坏，与该时期上述“历史见证人”的利益关系不紧密——倘若梁彦材真是“反革命”，还省却了捐款事宜。看看自己身边，现在一说起要捐款，就满是抵触情绪，可给梁彦材建纪念楼，学子们收到退款后竟然还大动肝火，一个个挺身而出为梁彦材澄清。据此，我认为祝天健教授这样的话是可信的：为梁校长建纪念楼，绝不是谁可以煽动起来的（见《简报》143期）。由此亦可看出梁彦材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从而也不难推测出梁彦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不至于说所有这些人都是“不明真相”、“颠倒黑白”，唯独自己是非分明、或曰“众人皆醉唯我独醒”吧。更何况相比之下，***却是直接的“利益当事人”。

三、利益的相关性：***固执己见的实质

 “解放思想”喊了那么多年，也强调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总是有人抱残守缺、固执己见、死抱教条不放，以至江泽民主席再三强调要“与时俱进”？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认识上的问题，而是利益问题，这是最敏感的神经，也是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就曾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前面提到的十几位“历史见证者”以及捐款建楼的好多人士，也都是上年纪的人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能“解放思想”，唯独***的思想却始终“解放”不了，偏偏要“以老眼光看待新事物”？无论***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也无论***怎样拉虎皮做大旗，都掩盖不了事情的真相与实质——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梁彦材不“反动”，又怎能显出***的“先进”？梁彦材“是位好校长”，***不就是名“坏学生”了？现在要为他建纪念楼，***以前头顶上的“光环”不就玩完了？不给梁彦材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又怎能显示出***的“革命”本色，并以泄私愤？要不然，本人怎么也想不通，***为何不惜冒成为众矢之敌的风险，也要反对建梁彦材纪念楼？难道这样做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果真如此，恩平接二连三的腐败事件，怎么就未见***挺身而出，从而也让群众“吹捧吹捧”你？

上述推断，绝非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既然***为了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辩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事实于不顾，将一个个 “莫须有”的罪名砸向关中人，指责《简报》和赞扬关中人的群众，抨击为梁彦材纪念楼捐款的人士，凭什么能让我相信，***唯独就不会如此类似地对待梁彦材？凭什么能让我相信，***唯独会对梁彦材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更何况与自身利益的相关度更大，且“死无对证”，全凭自己说了算？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节南巡讲话时，曾明确提出判断各项工作是非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试问***：建梁彦材纪念楼与哪一个“有利于”相抵触？除了***，还触犯了谁的利益？也正因为牵涉到利益问题，所以我对***脑筋能否“转过弯来”，是不抱妄想的。只愿他能长命百岁，到时一定会发觉自己现在的种种做法，原本是在“螳臂当车”。

四、放眼历史的长河

正如李光耀先生在谈到新加坡的振兴之道时所指出的：“通过考察西方和后来的日本，可以知道发展的最终结果。知道自己处于什么阶段，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我先后为《简报》撰写了《正确认识历史》、《透过历史的表象》两篇短文。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环境底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自以为是，正如马克思在《鸦片战争史》中所提到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代表的是基于道义原则”。并断言道：在一个封闭的国度里，“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民族运动的整个民族，会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灭亡的时代。” (转引自丁栋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十大原则.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

因此，所谓“革命”与“反革命”，也是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也是需要用客观事实来检验的，而不能单凭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说了算。时代变了，我们曾经以为的“反革命”，恰恰可能是“革命”的；而我们曾经以为是“革命”的，恰恰可能是“反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中美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的时候，不是还有人攻击说这是“新的21条”，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么？“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死而后已”——为什么朱镕基总理在上任时，要发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誓言？为什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不客气地说，就是***这样的人太多，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辩护，阻挠改革，阻挠社会进步，只不过他们的能量比***还要大得多。国有企业、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关键原因就在此。但就是一个***，已让不少人动了气、伤了心，费了不少口舌，花了不少笔墨，还没彻底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中国改革阻力之大。对此吴敬琏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推进改革最大的障碍还是既得利益障碍。”（《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P23）但本人是相信“发展是硬道理”的，也是历史的乐观者。放眼奔腾不息、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