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当今中国腐败之烈，让凡有良知与正义感的，莫不咬牙切齿。据何清涟女士《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披露：1995年，德国的哥汀根大学在一项评估报告中列举了全世界41个国家的清廉度，中国大陆被排名第40位，最末一位是印尼，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贪污程度被排在第二位，而相比之下，台湾、香港在排名上分别列第4位及第16位。《经济学人》1995年5月27日报道，香港“政治经济风险顾问公司”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污情况的评比中，中国大陆被排在首位（见该书第12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说句不客气的话，现在的不少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刮民党”。本人一次回家时，就听到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甚至老一辈共产党员向笔者发出这样的感慨：以前国民党时期，送礼送一腿猪肉外加一只鸡就了不得了，可现在呢？组长是几百，村干部要上千，镇干部要上万。经济学家汪丁丁博士也曾指出：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情况要比现在大陆上的共产党政府的贪污情况少得多（参见汪丁丁《永远的徘徊》第252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

也没错，反腐败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所能达到的深度。本人在《透过历史的表象》一文中，提出要虚心向美国学习。在本人看来，美国强盛之道，最根本的在于掌握政权阶层的权力受到强有力的制约（包括三权分立与新闻自由）而不得滥用权力，普通老百姓的自由空间和权力得到大大扩展。而在我国，却正好相反。这正是我所认为的要“学习美国”的根本所在。实际上，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在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加入WTO的必然趋势或任务之一，就是“使政府权力越来越少，使企业权力越来越大”。现在审批制的被大量削减与废除，政府机构改革的推行，总的看来，都是基于此。再以此来审视一下世界各国乃至一个地方（比如恩平）的盛衰史，大抵上都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有关。

吴敬琏先生在《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一书中，曾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一书中的名句来形容我们现时的处境：“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方向……”。但是，“发展是硬道理”，正如于光远先生所说的：“事物总以强硬的态度来发展自己，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是可以阻挡得了它的。可以阻挡一时，也不能一直阻挡下去。有可能有这样的一段历史过程：有一股力量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去阻挡事物的发展，这时候‘发展是硬道理’。谁要是想阻碍这个客观规律就要对这种行为实行惩罚，让人们的日子不好过。最终还是发展起来，取得胜利。”中国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等等，其原因莫不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反腐败，尽管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以至本人甚至怀疑像我辈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能否看到腐败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时候，但本世纪出生的一代，应该是看得到的。

诚如李太白所言：“古来圣贤皆寂寞”，因为高手很难为人理解，所以往往都是寂寞的。但我理解**面对种种流言和攻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感慨背后所潜藏着的、不被人理解的孤独和悲凉。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时间老人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