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一个大型民间访问团到达上海进行友好参观和旅行，受到了上海市政府和各界的热情接待，在中日外交关系紧张的时刻，这个日本团体的访华，应该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中释出的一个很好的信息。

    因小泉首相10月17日再次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中、日两国政要交往的推迟，中、日两国的关系一下子变得十分严峻起来，在此情势下，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强硬应对日本政府的不友好举动，乃是势所必然，是完全正确的、正常的。

    但是，由于日本是中国的紧邻，加上中日两国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交往，两国人民间也存在紧密关系，所以，中国在应对、处置对日关系时，不能全方位的鲁莽式强硬。这是因为，两国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往已经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人民中因长期交往或因通婚等因素也存在着亲情和血缘关系，因此，政治外交上两国可以吵架、可以批评、可以针锋相对，但经济文化交往、人民间的交往不能也无法割断，这就是中日关系的现实。退一万步说，即使中日两国在东海兵戎相见，两国人民间的友好交往也不能隔断，这一点，已经为二战时的历史所证明。

    纵观近期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从全局看，“政冷经热”的态势正在持续，时间有可能再长达一年以上，即至少到2006年9月小泉首相任期届满去职。今年10月17日小泉的“拜鬼事件”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伤害太大了，中国宣布目前无法接待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访的举动，反映了中方对小泉政府已彻底丧失了信心。在未来的小泉内阁任期内，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将采取强硬应对，乃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处置日本“入常”问题上、东海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日本反思百年侵华战争问题上等，中国肯定都将强硬应对。

    但是，在强硬应对的同时，中国在处置对日关系方面，还应有柔性的一面，做到刚柔相济。即政治外交的强硬应对，不影响经贸交流，不影响文化体育等领域的交往发展，更不应割断人民间联系的纽带，这是强硬应对的“底线”。在此，我回想起了中日建交前中国政府处置对日关系的那段历史。在田中角荣任首相之前，日本好几任首相都在政治上敌视中国，其中尤以岸信介、佐藤荣作为最。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同时，却大力发展中日间的民间外交，频繁邀请日本左翼友好政治家、经贸界、文化体育界人士来华访问，热情接待日本民间普通的友好人士，周恩来总理与许多日本友好人士成为贴心的朋友，有位女乒乓球运动员甚至把周总理作为“父执”般地敬仰。但是，对日本政府的不友好举动，中国政府寸步不让，例如上世纪60年代后期佐藤荣作任日本首相时，曾多次让访华的日本友人捎信“向周总理问好”，并表示欲来华访问。但中国政府始终对佐藤政府持强硬批判态度，坚决拒绝佐藤来访（佐藤下台后乃至中日建交后也没能来华访问）。中国政府这种刚柔相济的对日外交，终于促使日本政坛发生了变化。1972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他深感中日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加上国内呼声极高，两个月后，即1972年9月下旬，田中首相便立即访华，并在9月29日与周恩来总理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从即日起恢复了两国外交关系。毛主席、周总理在对日关系上刚柔相济的外交政策，实在值得继承和发扬。

    当前，在强调对日关系中刚柔相济时，要防止以下三个倾向的负面作用。一是在强硬应对政治、领土、资源等争端时，不能将这个“强硬”的含义扩大到民间友好交往的领域，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倒掉。二是在文化体育交往中要显示我大国风度，不将文化领域中的学术争端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或认为是日本政府的观点，不随意将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与国威、民族兴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运动场上不要去伤害日本人民的民族感情。三是在经贸交流中不要随意把日本商人的经商行为与日本民族素质、精神挂钩。即使少数日本商人赚中国人的钱比较狠，或产品质量不合格，或缺乏信誉，也不能由此影响两国经贸的发展，更不必做出抵制日货之类的过火行为。要知道，这一类事在商贸中是司空见惯的，它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坑人的奸商或黑心赚钱的商人各国都有，各个民族都有。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应严格按我国法律、政策办。

    现在，中日政府间关系冷了，但日本人民还是大规模地来中国，不论他们是来参观的、旅行的、讲学的、做生意的、进行文化体育交流的，我们都应当欢迎，热情接待，使他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即使有极少数人是来中国弄点情报的、放把野火挑拨的，这也不必大惊小怪，发现了，按中国法律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