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判的价值

无论我们再怎么敌视美国，也无论美国存在多少罪恶，只要不戴有色眼镜，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无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还是综合国力，美国之所以都能稳居世界第一的位置逾百年之久，至今、以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难见有堪与匹敌者，自有其制度上的先进性。其中之一，就如资中筠先生在《论美国强盛之道》一文中所分析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黑暗面，金钱的罪恶、权力的腐化作用对任何国家都不例外。而且既得利益者都难以自动放弃特权，因而任何国家制度的设计中都包含某种揭露、批评和防止腐败的机制，但是不一定有效。舆论真正能起监督作用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充分的独立的言论自由，这种言论自由是公开的，受到宪法保障的，适用于每一个公民，任何人不得压制。如果说，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其制约。可以说资本主义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对它的批判而成长。这种批判不一定立场都是‘正确’、‘进步’的，有时甚至是反映了被推翻的阶级的怀旧情绪，但是只要它是符合现实的，就有积极作用。‘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和批判精神联系起来，代表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和以此为核心的社会良心，对一切有背于这一理想的社会弊病加以挞伐是其天职。这也正是社会的生命力所在。”^[1]

按理来说，世界上远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否则，发展一词就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用显微镜去观察世界，去吹毛求疵，去寻找缺陷与不足，并且揭示它、披露它，然后改进它、完善它，由此推动事物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地发展，进而趋向——尽管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美。所以，我们有必要高举批判的旗帜，勇敢地表达我们的另类声音，提醒与告诫人们“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哪怕是如美国一位法官所说的“为反对而反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鲁迅先生最可宝贵的、也是先生精神的精髓，就是勇敢而彻底的批判精神、战斗精神。先生从青年时代在东京参加光复会起，到上世纪30年代，目睹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党和造反者，如何视他人为草芥，“一阔脸就变”，革命成功以后，变得比昔日的统治者更加暴戾的情形，于是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被虚假的表象所迷惑，不要忘记那些远远没有克服的劣根性，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挤压，反动政府的枪弹以及一班没骨气文人的鼓噪，迫使他“荷戟独彷徨”，用了杂文这个投枪，匕首，去抗争，去冲锋，去召唤。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先生一如高古之士立于荒原之上，傲然不屈；又如一勇猛之斗士，永不低头；复如民主之战士，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风格立于天地间，将长枪投向一切的罪恶。即便只剩下他一人，绝无取胜的希望，他也要独战到底，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绝望的抗战”！^[2]

鲁迅先生批判和斗争所指的对象，既有封建主义传统，又有专制主义的现实政治，复有国民的劣根性，等等。现在看来，先生所揭示的问题，所批判的对象，有些至今依然存在，甚至仍然很强大或者很严重。因此，鲁迅的批判精神、战斗精神非但不过时，而且亟需发扬光大。但近年来，有人喜欢谈论鲁迅的缺点，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比方说，王朔就曾写道：“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有听说有什么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蒙不过去。” 的确，这种评价，就如喜欢欣赏完美的苍蝇一样无聊。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再者，又有人好将鲁迅与胡适比较，与周作人比较等等。在这方面，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鲁迅与胡适的区别，是战士与学者的区别；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则是战士与雅士的区别。总之鲁迅与当时其他名人文士的区别、也是先生最可宝贵的，就在于他始终是个战士——一个手持匕首投枪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战士；一个孤独彷徨内心十分悲凉痛苦的战士；一个坚决彻底、软硬不吃、决不妥协宽恕的战士；一个几乎是孤身向旧世界挑战的思想战士！

先生曾指出：自古以来，处于等级森严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下的人们，多充当着帮官、帮商、帮凶或者帮忙、帮闲的角色，但鲜有帮民的。在这样专制的国度里，做一个经常与官方对立的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所以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要中国人永远苦下去。”然而，先生却以“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大无畏精神，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人格，满怀“俯首甘为儒子牛”的悲情，为这个民族——实际上也为一切被压迫者­——高声呐喊，这于无声处响起的惊雷，不但震动神州大地，而且鼓舞着世界各国的被压迫者。窃以为单以此论，“民族魂”三字他就当之无愧。君不见，当年鲁迅的“最坏的恶意”，鞭策了一大批民族的栋梁，启蒙了一大批国家的精英；而今，又有多少人有此勇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后“呐喊”，寻求救助的“药”？和鲁迅同时代的郁达夫曾经长叹：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崇敬爱戴的国家是无用的奴隶之邦！诚哉，斯言！

二、批判的自由

自孔子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以来，尊贵和贫贱、命令和服从、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制度，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特别是几千年封建社会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一再强化，使得不论家庭、单位，亦或国家，都要由人对人的干涉和控制来维持结构的稳定。比方说，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样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制度底下，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用人机制底下，在“伴君如伴虎”的阴影底下，臣子和下属整日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汗不敢出地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鲜有敢于“批龙鳞、逆圣听”者，久而久之，便慢慢地丧失了独立人格。于是，君主和臣子、领导和下属之间发生矛盾时，不论谁是谁非，最终通常都是以臣子和下属的屈从为结局。所谓的官本位即由此而来：说话时领导总是发指示，真理掌握在尊者手中；下属总是体会领导意图——“两个凡是”即是这种制度的孽生物。这种严重缺乏平等观的等级制度，恰如先生所比方的：父亲和儿子说话，父亲不论说什么都无不可；可是对儿子来说，还未开口，先已错了。就是现在，不管是被告诫还是自我发觉，不难发现，我们仍然生活在“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单位要听领导的话”这样一个环境底下，结果炎黄子孙满身流淌的都是“命令和服从”的潜意识。

建国后所推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客观上沿袭了上述一整套等级制度。举例来说，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先生在建国后不久，便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但毛泽东却提出：人有两只手，只有一张口；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指责马寅初先生的“马”是西方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马”而非马克思的“马”。结果怎么样？人口爆炸似地增长，以致积重难返，迫不得已推出了“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在这种政策底下，我们的孩子，将不再有兄弟姐妹；我们孩子的孩子，则不光没有兄弟姐妹，而且将不再有叔叔姑姑舅舅姨妈，可谓“举目无亲”！那时，到哪里去寻求“天伦之乐”？其实，在一百八十多年前，马尔萨斯见有人满之患而创立了他的人口理论时，世界人口还低于十亿。而今，世界人口已达50多亿！然而，我们却满怀意识形态的偏见，至今还将之批判为“庸俗的”、“辩护的”。

据报刊披露：1957年，毛泽东曾对人说，鲁迅如果生活在今天，或许是坐在牢里继续写，或许是识大体不作声。^[3]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亦写道：“我们二十世纪曾有一位先生，自以为是另一个上帝，禁止我们吃知识的苹果。这一禁也，倒比上帝还厉害，因为这先生没有上帝的胸襟。在百花齐放的口号下，凡偷吃知识禁果的，就要立刻尘归尘，土归土。”^[4]在这样的制度底下，即使好不容易出现了几个宁折不弯、至死不改初衷、铮铮铁骨的硬汉或坚忍不拔的志士，如建国后的马寅初、孙冶方、顾准等，但要保持特立独行的独立人格，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付出的代价也是太大、太大了。然而，也正因为无法宽容这样的知识分子，以致于最终酿成了“十年文革”这样就是在封建社会都绝无仅有的、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此亦折射出何以“当今中国无鲁迅”的社会客观原因，同时也说明了，真要学鲁迅将何其艰难沉重！然而，难也得学。否则，一个人，一个民族，一旦没有了批判的力量，就失却了魂魄，失却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三、结束语

众所周知，真理不会因为谁的位置高，谁的权力大，就扑向谁的怀抱；同样，错误也不会因为反批评者的出现而使其扩大和蔓延。批评者不一定都掌握了真理，反批评者也未必都是坚持错误。只有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反批评，才可能产生“碰撞”，产生“共振”；碰撞出新的思想或思想的火花，共振出新的信息或信息流，这对于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对于认识错误、修正错误、繁荣科学，是大有好处的。因为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越争越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经常看到的是：只有一花独放，没有百家争鸣；只有批评者，没有反批评者；只有一致认为，没有不同意见。这样，表面上看来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到头来对谁都没好处。因为如果没有多种意见，没有不同声音，没有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有的只是“一致认为，全体通过”，结果只会堵塞言路，压抑人们探求真理的积极性，从而也就阻碍了人们对真理的发现和发展。古人说得好：“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最后，让我们重温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告诫：无论是对政治来说，还是对全球经济来说，我们都要静下心来听一听别人在说什么，哪怕它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建议。我们要学会以平常心对待批评，让人们说出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东西，要允许人们犯错误。^[5]托夫勒的话，语重心长。我们在建立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创设一个宽容的环境，静下心来听一听各种意见，并认真思考，结合实际深入研究，对于我们的各项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参考文献

[1]资中筠.论美国强盛之道[J].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2）：6-16

[2]王晓明.1934:绝望的抗战[N].南方周末，2001-9-20（16）

[3]游昆炳.舒舒服服学不了鲁迅[N].南方日报，2001-11-10（B4）

[4]张五常.学术上的老人与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