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一个农民应该等于几个市民？”这个问题提得不够到位。
　　首先，“应该”是什么，已经作为规范把答案规定完毕，当然“应该”一个等于一个，谁也不能理直气壮地给出其他结论。
　　其次，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与其如此提问，不如先问问“一个人大代表等于几个市民？”、“一个同级政府首脑等于几个人大代表？”、“一个党的领导等于几个同级政府首脑？”、“一个政治局委员等于几个中央委员？”、“一个总书记等于几个政治局委员？”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先要闹明白中国的政治决策权在实际上（不是在名义上）是如何分配的。如果市民和农民所投的票的影响力都无限趋近于零，那么，这个问题就显得有些多余。在数学上，在不同的无限小之间，无法比较出大小和多少来。
　　但是这个问题又问得有价值，因为它告诉我们，农民和市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在正式规定中居然不一样。经验告诉我们，实际上也确实不一样，而且，这种差别还是可能度量的。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中，农民或市民之类的社会集团，其真实的政治分量，取决于他们对统治集团所造成的实际利害影响。这是一个随时变化的东西。暴动和造反当然比游行示威对统治集团的威胁大，如果农民已经部分造反或者临近造反了，他们的影响力就比正常情况下的市民大，反之亦然。但是，一般说来，农民的影响不如市民，这是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的。
　　如何解释这种经验呢？
　　我觉得，这是由农民和市民对交易成本（特别是和政府打交道的成本）的敏感程度和支付能力决定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对外界依赖少，肯支付和能支付的价格低。市民，假设是个体工商业者，他们不能自给自足，对交易成本的变化更敏感，举行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的成本也比较低，因此，对政治更关心，作为个体，对统治集团的利害的影响也相对大一些。如果允许农会合法存在，建立一种分摊集体行动的成本的机制，农民的影响力和行动意愿就有可能提高。如果允许建立工会，商会，市民的影响力也同样可以提高。在比较农民和市民的真实影响力的时候，不能不确认他们的组织形态。在这些条件具体规定好了之后，农民的影响力与市民的影响力在具体案例中应该是可以量化和比较的，这里则无法展开。
　　这个问题还暗示着一个历史之谜：为什么要正式规定四个农民等于一个市民的投票权？何必如此落下把柄？没有史实考证，我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说自己的猜想。
　　我猜，这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剥夺农民的需要，同时也是建国初期共产党对自身体制的理想主义确信尚未消失的结果，还拿自己建立的制度比较当真的结果。有自信和理想就不大肯玩骗人的小伎俩，要完成原始积累就不能不剥夺农民，不能不预防农民的投票反抗。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