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法特，真英雄
——兼评巴以冲突
范海辛
头戴黑白方格围巾，身穿绿军装的阿拉法特，是经常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每晚《新闻联播》中的形象。近来随着巴以局势的恶化，阿拉法特的这一形象也日益显得苍老、窝囊。
本人不是中东问题专家，也未曾专门研究过伊斯兰与犹太教的历史，原本无意也无权对事不关己的巴以冲突妄加评论，只是平生最容不得持强凌弱之事，又见朗朗乾坤，竟无世人出来主持公道，遂斗胆跳出来一吐为快。
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阿拉法特，堪称与南非的曼德拉及德·克勒克（南非白人领袖）齐名的、当代为数不多的真英雄。
说起英雄，我们自然会想到那些以超出常人的毅力、胆识为同胞或人类做出了贡献的人物，阿拉法特有何贡献？再加上9.11恐怖袭击以来，原本令人同情的巴勒斯坦人民因近来频频发生的自杀性袭击以色列平民事件，降低了世人对之的同情，整个巴勒斯坦与阿拉伯民族甚至伊斯兰宗教，都与本·拉登的恐怖行为扯上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跳出来颂扬阿拉法特，似乎有不合理性、不合时宜之嫌。
我觉得阿拉法特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在目前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处于最困难、最低潮和最黑暗的时期，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也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一个民族的代表在同异族入侵者的武装斗争中能够身先士卒、视死如归、百折不挠，这固然称得上是该民族的英雄；同理，在与异族的复杂争端中，坚持和平、坚持理性，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声望与名誉，以维护本民族的最大利益，这同样也是民族的英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更难得的英雄。
阿拉法特之难在于，既要同不讲理的沙龙政府斗争，同时又要同自己民族内部的极端分子斗争，真可谓腹背受敌、内外夹击。对沙龙的斗争（当然不是武装斗争）还好说，难就难在与自己的手足同胞之间的斗争。我们常说“血浓于水”，在沙龙政府步步紧逼、不近人情的围困之中，巴勒斯坦人民几乎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都使阿拉法特在约束自己的部下、战友以及与本民族内部的极端分子的斗争中处于不仁不义、众叛亲离的困境之中。如果按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阿拉法特在此种情势下放弃和平努力，转而号召全体巴勒斯坦人民武装自卫，在这场毫无胜利希望的搏斗中阿拉法特即使拼上自己的老命，那也不枉自己的一世英名，成为与切 格瓦拉齐名的“弱者的英雄”。但阿拉法特并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就是阿拉法特之为真英雄的所在。为何这样说？这是因为，以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压迫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首先，巴以双方在武力上相差悬殊，硬拼不仅无法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理想，反而会牺牲更多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其次，几十年的阿以、巴以流血冲突的历史也说明，和平谈判是解决阿以、巴以矛盾的唯一途径，因为以色列人民也渴望和平。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态度，阿拉法特所坚持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立场。
学习过马克斯·韦伯关于宗教理性论述的人都知道，与基督教的实事求是的理性相比，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佛教和印度教等宗教，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差距，或者说，这些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宗教文明，在理性化的发育程度上，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其外在表现特征为，重意图、重情绪而轻理智。以伊斯兰教为例，在与异族、异教、异派的争端中，好争斗，不善妥协，动辄即举“圣战”旗。以我们中国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维方式来看，阿拉法特在沙龙的打压下，非但不去还击这种打压，反而要“为虎作伥”，去替以色列捉拿巴族的极端分子，这也太窝囊了。如果说巴族极端分子枪杀以色列平民是非正义的，该抓，那么以色列军队枪杀巴族平民、暗杀巴族政治派别领导人，那也是非正义的，阿拉法特又奈何之？本人不谙伊斯兰教伦理，姑且以中国人的传统伦理价值来评判，由是观之，阿拉法特的和平主义政治路线，似与“巴奸”无异，与其说他是英雄，莫如说他是狗熊。阿拉法特就是生活在与中国儒教理性颇为接近的伊斯兰教理性之中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他在政治、伦理上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巨，也可知其为真英雄之难能可贵。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在类似的处境之下，我们这个崇尚岳飞与文天祥、鄙视秦桧与汪精卫的民族，究竟会选择阿拉法特还是亚辛（巴族哈马斯派精神领袖）。
说到巴以冲突，我们不能不谈犹太人。犹太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在马克斯·韦伯给我们开列的那张宗教理性的表格中，犹太民族可以说是经济上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但在理性上，这个民族还不成熟。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希特勒欺负，整个民族险遭灭顶之灾，其所受之苦难着实令人同情。然而这么一个可怜的羔羊，在自己强壮之后，就反过来欺压巴勒斯坦人。据说在以色列国内，住有不少已入籍的巴勒斯坦人，但这些居于少数民族地位的巴族人却不能享受与犹太人平等的权利，是为“二等公民”。活脱脱一幅“小人得志”图。由此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那些贬损犹太人的言辞，虽说这些言辞有失偏颇，但也道出了这个民族在理性上的缺陷。我们用不到深入犹太文化内部去探寻这些缺陷，只要拿我们中国的汉民族与之比较即可知一二。汉民族在经济上尚未达以色列之富裕程度，但在理性上也曾居世界颠峰达数个世纪之久。窃以为汉文明的理性为大河流域型的农业文明所能达之极限，否则无以解释四大古文明中何以惟有中国文明一脉相承、未曾断裂这一现象。维系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我们文化中的“仁”理性。此一理性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的先辈较好地处理了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两手政策，一是武力征服，一是和平安抚。武力中有消极防守（筑长城）也有积极进攻（征服、驱赶、遏阻）；和平安抚中以和亲方式最为普遍，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等，这是一种低成本、也是较武力更多被采用的手段。
以此反观巴以冲突，我们就会发现，沙龙政府一味以武力镇压的极端做法是多么愚蠢。就算利库德集团凭借武力的一手政策最后能全面征服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但是这样以色列将要付出何等代价？是不是以色列人民为了生存就必须牺牲发展的权利？生存与发展是否在这个地区就无法两全？显然，沙龙的政策是缺乏理性的，其核心诉求为反对“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沙龙的非理性主义逻辑既简单又实在，既然我们比巴方强大，又为何要“以土地换和平”？巴方胆敢不服起来造反，那就“兵来将档，水来土掩”，“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巴族人在哪里造反，就在哪里用加倍的血腥屠杀予以镇压。为何说这种逻辑是非理性的？因为这种逻辑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是“你死我活”的逻辑。理性主义者的逻辑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正是中国儒家在两千多年前倡导的“仁”理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顺便再说一句，现在一发生巴族极端分子自杀性袭击事件，沙龙即向以阿拉法特为首的巴族自治政府施加打击，沙龙的理由是这是阿拉法特纵容的结果。但由于沙龙将阿拉法特行政的能力与手段（电台与警察）都悉数予以摧毁，又如何能让阿拉法特负起管束巴族极端分子的责任？沙龙这一施暴不是与他的目的自相矛盾的吗？
令人感到悲哀的并不是沙龙的非理性主义逻辑，而是犹太人民的选择。每一个民族内部出现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极端的非理性主义观点都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一个民族中的多数竟会选择这种非理性主义的观点，这就不能不使一个局外人对这个民族的理性是否健全产生怀疑。
巴以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流血冲突是人类肉体上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并不是局外人），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伊斯兰与犹太这两个理性均有严重缺陷的宗教文明之间。我们很难想象这一冲突能在欧洲的两个新教国家之间出现，也很难想象这一冲突能存在于东亚的儒教或佛教民族之间。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两个疯子间的冲突。现在的问题是，冲突的双方必有一方为主导方，该方欲战则血流不停，该方欲和则和平立现。这个主导方不是巴勒斯坦，而是以色列。如果以色列人民能够选择工党，那么巴以和平就有希望，反之则很难说。
国内有专家认为，巴以冲突的根子在美国，美国希望维持巴以之间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一如美国希望中国台海之间维持目前的状态一样。我以为此观点于事实不符。首先，巴以之间这种状况不利于美国自身的利益（9.11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其次，
即使这种状况符合美国利益，也是不符合以色列人民利益的。对于以色列人民而言，美国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以色列国内多数民众认为，为了美国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的和平与安全利益，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恐惧中，那只能认为犹太人多数都是傻子。
犹太人决不是傻子，而是聪明绝顶的民族，但这个民族的缺点在于精明而不高明。中国古代有仁者与智者之分。如果说汉民族为仁者的话，那么犹太人可称为智者。智者的缺点在于少“仁”。何谓“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文为“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犹太民族从幼年时期起就不善于处理好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我想，这之中除了其它民族的问题外，也有犹太人自己的问题，这可能与他们文化中崇尚精明（智）而忽视礼让（仁）有关。
笔者一友曾说起与以色列人谈生意过程中的见闻，现转述与众人听：犹太人在生意场上的精明闻名全球，但其锱铢必较、寸利不让的劲头还是让初次与他们打交道的中方吃惊不小。在生意谈成后由中国人招待的宴会上，犹太人酒后吐真言，“我们犹太人住在不太友好的阿拉伯人中间，人少国穷（谓缺自然资源），如不拼命进取争抢利益与生存空间，就有被人灭亡的可能。”
我以为，由现实产生的这种“危机意识”与宗教理性中的缺陷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使这个聪明绝顶的民族在“利”与“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把握中失去了平衡。他们不知道“大智若愚”、“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巴以冲突的走势，不由让人产生一种很悲观的看法。如果沙龙政府的胡作非为得不到遏制，有可能产生“官逼民反”的后果。即在沙龙的逼迫下，阿拉法特只能放弃和平努力转而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即使出现这种情况，阿拉法特真英雄的光彩依然不减。也许有人会以甘地的不抵抗主义来指责阿拉法特，在此笔者要指出的是，理性不足以唤起理性，只有鲜血、大量的鲜血才能唤醒以巴两民族的理性，从而结束这场疯子间的冲突。因为人是经验主义的动物。
2002年1月27日
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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