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摘要]毛泽东是一位平等主义者，对平等追求之强烈在社会主义领导人中是罕见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一般认为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不平等问题就基本解决。但毛泽东追求的是更进一步的平等，不但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还要求实质上的平等；不但要求政治生活的平等，还要求经济上的平等；不但要求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还要求生活资料占有上的平等。总之，他要实现全面的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为进一步推进平等，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一再加快改造的步伐。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许多不平等，为尽快消灭这些不平等，早日建立充分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是生产力领域的革命，人民公社化运动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希图通过激进的变革来迅速实现平等理想的落空，遂把主要精力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苦苦追求的平等理想没有实现不说，反而又出了一个特权阶层。当年在延安，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现在又浮现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毛泽东大呼不好，产生了李自成又回来了的感觉。他想，追求了半辈子平等，搞了半辈子革命，结果却搞出一个“特权阶层”来。这和旧封建王朝又有什么区别哪？革命还有什么意义？毛泽东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源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特权阶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要阻止这种发展趋势，就要斩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链条。所以毛泽东不断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这是由于在上述循环中，“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萌生并不但发展，为了捍卫、巩固和扩大自身的特权，必然倾向于搞修正主义。于是，“特权阶层”转变为修正主义集团。由于修正主义者已掌握相当一部分国家大权，再搞整风与社教已无济于事，只有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亦即“文化大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与思想上层建筑的革命。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主要体现摧毁原有的党政体系，然后重建；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主要体现于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对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大批判，消除“修正主义”统治的影响，斗私批修，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并没有到达毛泽东的目的，相反，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毛泽东的过失就在于它无视人类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的内在规律，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诉诸于强力甚至不惜天下大乱，结果，以消除小恶的初衷开始，以造成大恶的结果告终。 绪论 平等是人类千百年的梦想，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就有了对平等的诉求。早期犹太先知就有“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如江涛滚滚。”的祈求。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后，平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推进了一大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把代表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变成了现实。但是，苏联社会并没有实现高度的平等，剥削阶级被消灭，却逐渐产了另一个“新阶级”——特权者阶层，特权者阶层和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者阶层，为苏共的垮台出了很大一把力。[1] 社会主义建立后，毛泽东仍感到社会的不平等,于是发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遭到失败。此后，毛泽东对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迅速实现平等丧失信心，并把主要精力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追求的平等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出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源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正是在这个循环中，“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萌生并不但发展，为了捍卫和巩固自身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搞修正主义。要阻止这种倾向，就要斩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锁链。苏联正是因为纵容和鼓励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所以为了避免苏联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必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这还不够。毛泽东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国家大权，不把他们打倒就无法取得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之战的胜利，所以，必须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把原有的党政体系摧毁后重建；把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改造为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样，毛泽东由进行生产方式的革命发展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由上述内容可知：毛泽东思想逻辑是：追求平等—→建立新社会—→新社会仍存在不平等—→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亦即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推进平等—→运动失败，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政治领域—→发现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两者循环互动而产生的特权者阶层—→特权者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清醒，并且掌握大权，要搞“修正主义” —→担心长此以往，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对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亦即文化大革命这一成因的分析，除了本文的分析模式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金春明先生归纳了十种观点。它们分别是：“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复辟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奸臣祸国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其中，“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 “群众反官僚主义说”、“‘左’姓思潮恶性发展说”有较大影响。 “阶级斗争必然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说法，被写入“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激化，激化就要引起文革。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论述比较分散和模糊。对于诸如“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继续革命"等几个主要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系统而明确的论述。 “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出于和刘少奇等人的路线分歧，仅仅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是讲这种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抹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想色彩。尽管他们也存在权力斗争的成份，但他们身上的理想色彩使他们的斗争往往表现为真理之争，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所以应该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推行自己的路线。这与那种纯粹为了权力的政客之间的争夺是不同的。 “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官僚主义。这种观点注意到党内已出现一个特权者阶层，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特权者阶层。但是，它没有注意到“特权者阶层”在毛泽东意识中的并不是逻辑的终点。在毛泽东看来，特权者阶层在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循环互动下，逐渐演化成为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这个他眼中的修正主义集团，如果仅仅反特权者阶层，就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所在。 “‘左’姓思潮恶性发展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权威说法。该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恶性发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集大成，它是由原来的相对较小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左”倾错误量变逐渐积累，形成质变，而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内乱。这种观点总体是正确的。但是它对于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只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需要加以充实。 另外，王力雄先生在其大作《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分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本文将其称之为“从挑战自然到挑战人性说”。那就是毛泽东一心想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后向自然宣战——发动大跃进，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看到人们的私有观念是实现人间天堂的最大障碍，于是毛泽东向人性宣战——发动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只有战胜人性，才能战胜自然，从而最终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 与上述理论模式相比，本文理论模式的特点是：在平等视野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互动循环的动态系统中一步步推演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离开平等的视野，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举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离开对“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互动循环的动态系统的阐述就很难明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轨迹。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的“上层建筑”一词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它们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合称为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应，指的是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部分，政治上层建筑指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机构，思想上层建筑指的是意识形态。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的“革命”一词指的是剧烈的变革，其手段也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它与“暴力革命”中的“革命”，以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的“革命”的含义皆不相同。因此，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含义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剧烈变革，在本文中它与“文化大革命”一词指代的是同一个事物。 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为了打倒修正主义集团，其实刘少奇等人并不是在搞什么修正主义，刘少奇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运动，毛泽东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刘少奇则认为，为促进经济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容忍资产阶级思想。两人的上述分歧归源于两人对平等以及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上。 毛泽东眼中的平等，不但包括阶级之间的平等，还包括阶级内部的平等；不但包括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还包括生活资料占有的平等。因此他追求的平等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平等。而且毛泽东把平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平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是可以画等号的。当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或新出现不平等现象时，毛泽东就不能容忍了，他要通过各种方式把社会生活推向进一步的平等。为此，他可以不惜与战友决裂，不惜打碎自己一手创建的党政体系，不惜天下大乱。 刘少奇心目中的平等主要是阶级之间的平等。平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同一概念。平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已经使平等基本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发展生产。尽管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平等，但它是次要问题，在落后的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最终消除还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时还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容忍资产阶级思想。 在对待与特权阶层密切相关的官僚主义问题上，尽管刘少奇与毛泽东都厌恶官僚主义，但“刘少奇从内心里推崇组织，恪守党高于领导者个人的原则，致力于维护组织的纪律和权威。尽管他对官僚的祸害是敏感的，但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有秩序的、等级制的行政管理，并倾向于保护高级干部包括专家，反对他所称的极端民主。毛泽东虽然承认组织的重要性，但他首先相信最高领导人与群众的支持和行动相结合的权威；因此他不太愿意捍卫组织的神圣性，也不想反对群众运动的不确定后果，并声称要他屈从于他同事的观点，那是不能容忍的。”[2] 因此，尽管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上能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整顿党内的官僚主义，需要动员民众参与，揭发官僚主义；而刘少奇认为，官僚主义的来源是主观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通过加强自身修养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斥为黑修养，指责它不讲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讲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其结果只能是越“养”越“修”，告诉人们再也不要上《修养》一书的当了。 因此，毛泽东与刘少奇相比，有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明显特点。他批判党的干部，说他们官做大了，生活太舒适了，思想停顿了，安于现状不想革命了。而他则表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这种想法逐渐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现在实践上，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只是描述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轨迹，并不代表作者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作者对毛泽东的平等观以及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看法将在第五章进行阐述。 本文的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毛泽东为推进平等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它主要讲述了毛泽东为早日实现人人几乎完全平等的理想社会，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和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生产力的革命：发动大跃进。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了。第二部分：平等目标未实现，又出现一个“特权阶层”。讲述的主要是，三面红旗运动失败后，毛泽东把主要注意力转到了政治领域，“发现”了一个特权者阶层，并把特权阶层的形成归结为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因此，他做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些举措。第三部分：“特权阶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搞“修正主义”。主要内容是，毛泽东认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特权的努力并没取得多大成绩，特权阶层在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中，“阶级意识”清醒，并且掌握了国家大权，而演化为“修正主义集团”，他们要搞修正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修正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部分：金猴奋起千钧棒，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主要内容是，毛泽东为制止“修正主义集团”，避免“党变修”、“国变色”而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部分。主要讲述了作者对毛泽东的平等观以及发动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看法。 一、毛泽东为推进平等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 毛泽东为早日实现他心目中平等的理想社会，建国后不久，便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立后不久，又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一）多少事，从来急：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面两个选择：或者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或者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平等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理想，因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选择了社会主义。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3] 在他重要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虽然集中论述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不忘强调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4]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可见，新民主主义社会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它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是这样设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而要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直到1950年，毛泽东还是这样设想的。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而在将来……，在各种条件都具备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6] 但是，毛泽东很快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想法，提出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1952年9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十年以后才开始过渡的想法，提出了十到十五年完成过渡。1953年，毛泽东南下，沿途所见所闻更促使他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针对苏联的合作化要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上的理论，毛泽东表示异议：“看来，农业不搞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中国不一定仿照苏联的作法。”[7]随后在武汉“请客吃饭”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他不高兴地说：“有人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有人主张‘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8] 1953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批判了刘少奇“离开总路线”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观点”。 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源还在于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认识上。在他看来，公有制等于社会主义，是实现平等的前提；私有制等于资本主义，等于不平等。既然平等是他毕生所追求的理想，他就不可能对私有制有太多的容忍。建国伊始，中共面临着巩固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毛泽东不敢“四面出击”，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但等到1952年底，这些任务都完成后，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就不客气了，就要革他们的命了，尽管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 在毛泽东看来，建国后长时间存在私有制会产生下列后果：促使社会贫富分化、增强资产阶级力量；诱使中共干部腐化和资产阶级化。上述两个结果，无论哪一个都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社会的平等。 首先，私有制促使社会贫富分化，增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在工商业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只获得少得可怜的血汗工资，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越来越穷，他们之间的贫富分化愈演愈烈。工人阶级是新政权的领导阶级，领导阶级反而遭人剥削，而且相对于资本家财富的增长越来越穷，志在消灭人间不平事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能无动于衷。在农业领域，如果不实行合作化，农村中又会重新出现剥削和贫富分化现象。好不容易搞了那么多年土改，怎么能让以前的成果付之东流哪？再说，伟大导师列宁不止一次地教导，“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9]，它在无产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是摇摆不定，更多的时候是有利于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10] 毛泽东担心，贫富分化等不平等现象的增长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会动摇无产阶级政权。他不无担忧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的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11]因此，“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 [12] 其次，私有制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腐蚀”中共干部，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手握大权，面临着执政的考验。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共产党人要坚持“两个务必”，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1951-1952年间，又大力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杀一儆百，下令处决了贪污腐化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在“三反”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干部的贪污腐化与资产阶级的勾引有很大关系，遂展开“五反”运动。中共干部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关系，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而薄一波推行新税制等现象，则让他得出了党内严重存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结论。他认为“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13] 物质的糖衣炮弹打中的是刘青山们，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的是薄一波们。他担心，新民主主义时间过长，私有制会得到很大发展，这样党的干部就会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沦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因此，毛泽东担心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保留较长时间，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进而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所以，他要求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完成。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思想文化领域搞了一个又一个运动，来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56年底，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建立。毛泽东无比高兴，声称新中国成立都没有这么兴奋过。 （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急于建立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摆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前。这时，苏联模式已暴露其弊端，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来后，中国再照搬苏联模式已不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 [14]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马上找到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一时出现真空状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进行了探索。 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找到了一条级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八大政治决议中体现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如下： 第一，在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分析上。认为社会主义建立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扫除。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规划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方针和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或更多的一点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经济建设要采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 当然，刘少奇等人的上述思想同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一些方面，他们是能达成共识的。但在国内矛盾的分析以及经济建设的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当时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针上的分歧。毛泽东为了早日实现其平等梦想，一心想加快经济发展，所以他对“八大”定的基调是反保守主义，但“八大”却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所以，早在八大之前，毛泽东收到刘少奇送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时，就批了三个字：“不看了”。[15]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又多次批判反冒进，周恩来多次检讨，方才过关。 八大之后，毛泽东要把其平等主义思想付诸实践，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尽快完善自己的“冒进”路线以取代刘少奇等人的“综合平衡”的发展路线，更迅速地发展经济，早日实现“共产主义”；二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党政干部和人民的矛盾，打击官僚主义，使人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平等，同时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三是把人们混乱的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使人们都能真正地为他的平等理想而奋斗。 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找到了一个能够同时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方法，那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他对1942年的延安整风记忆犹新，正是延安整风，树立了毛泽东思想，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延安整风前，毛泽东面临着与五七整风前类似的境况：毛泽东的路线并没有确立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人们的思想比较复杂混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但王明等人还有不小影响，历史上的路线之争还有待清算，毛泽东思想并未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社会思想方面，大批青年投奔延安，大批人入党，整个延安思想界的思想一时比较混乱。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实现了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最高思想，并把人们的思想都纳入到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的目标。 因此，当出现类似的历史境况时，毛泽东又祭起整风运动的大旗。与延安整风相比，这次整风更倾向于党外整风，即让全社会参与党的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构想的：让党外人士抨击党内的官僚主义，从而打击官僚主义；对越轨的批评者进行反击，从而把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判定人们言论是否越轨的标准，从而党内的反对声音与党外的“越轨”批评联系起来，使党内反对者不得不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来。这样通过整风，上述三个问题同时得到解决。[16]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整风开始后，党外人士对党内官僚主义的批评使党内的官僚主义者受到很大压力。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17]进行到一定时间后，当“越轨”言论越来越多，不得不刹车时，整风运动遂转入反右运动。“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18]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19]按照毛泽东定的标准，区分“香花”和“毒草”，“毒草”受到整肃。从此之后，党外很少有人再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的观点，混乱的思想在政治高压下得到统一。另外通过反右，毛泽东给党内自己路线的反对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如果他们还坚持原来的右倾观点，反对“冒进”，也会成为右派。“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20]在全国对右派的一片打杀中，“冒进”路线的反对者向毛泽东缴械投降了，回到毛泽东“冒进”思想的轨道上来。周恩来、刘少奇分别作了检讨。这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创造了良好条件。毛泽东通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会议最终为发动大跃进扫除了障碍。 但是，克服官僚主义的目标却由于反右进程的加快，没有取得多大成效。尽管整风在反右后并没有停止，但已起不到多大作用了。因此，毛泽东还面临着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去老大哥那儿转了一圈，震动很大，进一步促使他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最终在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上出笼了经过完善后的“冒进”路线——“三面红旗”。毛泽东认为，这是一条既能迅速发展经济、又避免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通向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平等之乡的最佳途径。 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速度是总路线的核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21]可见，毛泽东把快速实现其平等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快速发展经济上。 大跃进是总路线的实施，是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创举。他说:“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22] 毛泽东认为，大跃进之所以能极大地激发人民的劳动热情，源于大跃进中干群关系的进一步平等与人民公有观念的培养和增强。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写道：“他认为，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一旦建立起来，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劳动热情、生产积极性就会解放出来，成为无穷无尽的力量。”[23] 干群关系的进一步平等与人民公有观念的培养和增强不但是激发人民劳动积极性的手段，它们本身也是大跃进的目的。大跃进中包含着实现平等的含义。“解决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他执著追求的一种理想。”[24] 这是因为，干群平等是毛泽东平等至上观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就要使干部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毛泽东说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跃进为“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创造了条件。“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25] 因此，大跃进不仅仅是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一项举措，还是推进平等、祛除人们的私有观念的重要手段。为了进一步推进平等和祛除人民的私有观念，只有大跃进还是不够的，因此，毛泽东又搞起了人民公社，进行生产关系上的迅速变革。 “人民公社本是毛泽东想象中的农村乌托邦”。（逄先知语）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这一乌托邦的描述集中在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的讲话、1958年《在视察山东农村时的指示》、1961年《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以及1966年《给林彪同志的信》中。在这些讲话、指示和信中，毛泽东描述给人们描述了这样一幅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图景：一、组织形式上。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公社的好处，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取消。所以，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二、劳动形式上。各行各业的人们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全面发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三、分配方式上，直接把工资发给每一个人，破除家长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制度，最后要考虑取消薪水，恢复供给制。共产主义就是实行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四、社会生活上。在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各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由于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就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一搞大跃进，就没时间犯法了。五、社会关系上。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将是平等的关系。在这种社会中，干部经常参加劳动，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平等，而没有了原来的官气。毛泽东认为，几十年后中国将到处是共产主义的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26] 从毛泽东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图景中，可以看出，平等是毛泽东乌托邦理想的内核。无论是生产资料公有、在劳动中“全面发展”，还是采用供给制、让干部参加劳动，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上，还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也是一个值得考虑但却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因此，平等是晚年毛泽东政治哲学中的最高价值。这种平等是结果意义上的平等，而不是仅仅是起点或机会的平等；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平等，而不仅仅是政治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六十年代以后的政治逻辑就是以平等为起点的。只有把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放到平等的视野中去考察，才能对其有较深刻地认识。否则的话，仅仅把反右运动理解为“引蛇出洞”，把大跃进理解为毛泽东头脑发热、不懂经济，把文化大革命理解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主要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则是比较肤浅的。 二、平等目标未实现，又出现一个“特权阶层” （一）特权阶层的出现 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对迅速发展经济丧失信心，对进一步社会主义化也颇感困难。他无可奈何地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27] 但他建立平等的乌托邦天堂的理想仍然存在，只不过把日期往后推了推。随着认识的改变，他关注的中心亦由迅速发展生产力和快速改变生产关系以实现心中的平等社会，向在实现共产主义的漫漫征途中，如何巩固和逐渐地推动平等转变。这样他的注意力就落在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上。或者说，他的视角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1958年以后毛泽东有两个重大的个人变化，一是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和几乎全部国家事务工作，退居二线；二是他从此放弃了他曾深感兴趣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并且在他一生的其余时间里再未重新拿起过《资本论》等书籍。按照他的秘书邓力群先生的说法，他已对纯粹经济学或经济现实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开始关注经济体系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把视角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后，突然发现不但自己的平等目标没有实现，还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毛泽东大呼不好，产生了李自成又回来了的感觉。早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8] 他认为，党的不少干部拥有特权，自觉高人一等。他们不关心群众利益，甚至侵犯人民的利益，逐渐脱离人民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拥有很多特权，享受着教育、卫生、文艺、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好处，“有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都厉害。”[29]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文艺部门都是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30] 学校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控制，是专门为特权阶层服务的，不执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政策。文化部门“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31]因此，在毛泽东看来，特权阶层“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农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32] 毛泽东认为，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实现人人平等，如果不是这样，搞了半辈子革命，却搞出一个特权阶层来，那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封建社会是打天下坐天下，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统治者压迫人民，难道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向封建主义那样吗？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还铭记在心。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特权阶层哪？毛泽东认为，特权阶层的产生源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互动。 （二）特权阶层出现的原因：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互动 1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提到的。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但在初级共产主义阶段，由于不是全社会共同占有所有的生产资料，所以仍然需要商品交换，按照平等的权利进行按劳分配。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内，平等只在于计量劳动的尺度平等，但人们的体力和智力是不平等的。因此，“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者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讲，它像一切权力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马克思又提到，这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 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的‘按劳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统治地位。“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解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34] 列宁又提到，资产阶级法权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创造条件。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它并未随着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而消失。而资产阶级法权主要体现在分配方面。这种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平等的，是最终要消除的。但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消除，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完全消除。但是他们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资产阶级法权，即“是扩大还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语焉不详。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奉为圭臬，同时又把它发扬光大。毛泽东眼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除了所有制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外，更重要的还体现在人们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上。此外，毛泽东还曾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存在的论述抛在一边，进行过一举消灭资产阶级法权的尝试。但尝试失败了，毛泽东又不得不承认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但又不甘心，又对其加以限制。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马上破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感到无可奈何。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所有制关系上，还未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所有，还存在部分私有制，在公有制中还存在两种所有制。毛泽东认为，尽管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但是……，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35] 其二，在分配制度上，“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36] 其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尚未完全建立。干部拥有较多的特权，和群众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不平等。 资产阶级法权承认部分私有制的存在，那些掌握一部分生产资料的人利用掌握的生产资料搞剥削，获取超额利润，而受雇者却受剥削，生活贫困。资产阶级法权承认人与人之间在分配上的不平等，实行等级制，人们的利益获得同人们手中的权力相挂钩，掌握的权力越大，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只能获得比干部们少的多的利益。资产阶级法权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不平等，官员们自觉高人一等，看不起工人、农民。这部分拥有权力或生产资料的人群，获取大大多于普通群众的利益，并产生一种优越感。这样，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发展到剥削工人、农民，最终以这种形式生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一个特权阶层。“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37] 2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毛泽东眼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特权意识、剥削意识、贪图享乐的思想等；另一个是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想。与特权阶层相对应的是前一个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资产阶级思想并不是只为资产阶级所拥有，它可能附着在任何人身上；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独立的相对性，它又必须附着在一定的主体身上。毛泽东认为，尽管资产阶级思想在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个人身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但它可以存在于任何群体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都可能拥有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由于“我们社会有那么多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党有那么多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由于多这样动摇的人”[38]，所以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还表现得比较突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才存在几十年，资产阶级思想是难以搞得干净的，“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39] 所以在生产资料占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提出：“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40] “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41] 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42] 毛泽东认为，社会精英群体，包括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更容易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在旧社会接受的教育，因此他们身上存在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精英，即党的干部，在避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方面，比知识分子高明不到哪儿去。因为“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43]，因此，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免疫力是不高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干部们掌握大权，享受各种各样的好处，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不愿革命了，追求权力、追求享乐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抬头并不断发展。 早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就意识到革命胜利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44] 建国甫始，毛泽东杀刘青山、张子善对腐化堕落干部以儆效尤。在1953年的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提出了要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认为，不少党员干部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钻进共产党，名为共产主义，实为反共产主义。建国后官僚体制一步步发展起来，毛泽东感到官僚体制一步步脱离人民，他感到有必要重振革命精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含有浓厚的反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 随着官僚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干部的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严重。特里尔对此评价道：“在毛的眼里，一些官僚领导正在脱离基层生活。工业企业的管理人员开始趾高气扬，仿佛工厂就是他们自己的。医务工作者拒绝到边远的乡村去工作，因为舒适的城市生活吸引着他们。一些干部不按规定下乡劳动，而是像野餐一样，象征性地去一趟乡下。所有这些都使毛十分恼火。”[45] 更让毛泽东恼火的是干部们贪污、生活腐化，搞小老婆，甚至被敌人所收买。毛泽东感到党的干部越来越不象话。 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使他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利益，越来越满足于自己的享受。相应的，对于人民群众的疾苦就不闻不问。他们不但不积极为人民服务，相反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人民的利益。这样，他们离人民越来越远，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根源。”[46] 3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互动。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产生了特权阶层。秉承毛泽东旨意的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描绘了这一过程： 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现象，极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是，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47] （三）消除特权阶层的努力：破除资产阶级大权和资产阶级思想。 因此，要避免特权阶层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消除这一阶层，就要斩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链条。为此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的最终理想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但经过大跃进，他意识到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而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对能够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一定要坚决破除，“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48] 毛泽东提出，要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就要在所有制、分配制度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在所有制方面，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的比重，并要“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在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49] 所以，当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同意搞包产到户时，毛泽东怒不可遏：“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就要分化。”单干导致“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方面就贫困。”[50] 在分配制度上，尽可能缩小工资等级之间的差别，尽量减少干部的特权。50年代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厂长、校长住棚子这个方法好。针对干部评级中闹情绪的问题，他恼怒地说道：“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51] 针对进城以后出现的干部的特殊化现象，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毛泽东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受到特殊的照顾很不满，讽刺道：“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52] 毛泽东对军衔制度也很不满，在他的指示下，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被取消。毛泽东还提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53] 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通过驱使干部参加劳动，使干部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平等。他认为，干部参加劳动可以把其身上的官气给打掉，同时还能防止脱离群众，对于实现干群平等具有重要意义。1957年初，毛泽东在《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提出，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艰苦奋斗。同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和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要求干部们每年抽调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54] 大跃进不但具有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含义，还具有密切联系干群关系、进一步推进干群平等的含义。1958年2月，中央做出了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在大跃进中，“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55] 60年代初，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又提出，干部要放下架子和工人打成一片。 资产阶级思想作为特权阶层产生的思想基础，也要加以消灭和破除。官僚主义思想和作风在毛泽东看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而且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体现。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党员干部，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在入主北京前夕提出共产党人决不能当李自成的警告。解放后，毛泽东更是不断地强调反官僚主义，整党整风。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员干部中间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 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很大震动。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事情没有办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匈牙利的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干部和人们的矛盾尖锐，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事件。他警告中国如果做得不好，也会出现类似于匈牙利的事件。他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56] 为了避免匈牙利事件在中国上演，毛泽东提出发动整风运动。他说：“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57] 他把反对官僚主义放在整风的首位，“这次整风就是要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58] 整风中，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感到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现象十分严重，发出感慨：“不整风党就毁了。”[59] 尽管因为反右运动而改变了风向，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后并没有停止整风运动和反对官僚主义。反右运动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示整风运动还要继续进行下去。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60] 他的意思很明白，只有不断的整风，才能使党的干部尽量减少官僚主义，使干部们不会因为生活条件舒适而“忘记”自己的责任，而一步步脱离群众，形成一个特权阶层。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进而提出年年整风，“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61]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具有破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 六十年代后，毛泽东加大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力度。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其中就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内容。他与日共政治局委员听涛克谈话时，对干部因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堕落忧心忡忡：“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62] 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是让普通群众受到教育，更重要的是让干部们受到教育。“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怎么行？”[63] 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消灭干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他充满激情地说：“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它“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他进而认为，通过这场运动消除干部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64]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特权阶层充满了痛恨，并把特权阶层的产生同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联系起来，因而大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六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欣赏林彪的原因除了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林彪揣摩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在军队内大力破资产阶级法权、灭资产阶级思想。 三、“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清醒，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是他发现，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不但没有削减，反而进一步发展,特权阶层也进一步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干部们贯彻得他的路线不力所致。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到各地视察，分别找来一些省委书记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报告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他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引起地方大员的重视，因此十分不快。 毛泽东逐渐产生这样的想法，一部分干部形成特权阶层后，就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为此，就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励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使特权阶层获得的利益更多，这样他们就更热心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励资产阶级思想。这样下去，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清醒，由无意识的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到有意识的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由盲目的鼓励资产阶级思想到有目的的鼓励资产阶级思想。这样，“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65] 因此，他们必然要走上一条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正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 “修正主义”一词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列宁说道：“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施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66] 自从列宁对修正主义批判后，修正主义在共产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了一个邪恶的东西。修正主义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中错误部分的修正，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真理部分的修正，因而是罪不容诛。 | ||
申林：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1）
评论
17 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