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修正主义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更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力图取消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最终把无产阶级国家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
其二，在社会政策上，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励资产阶级思想，削弱公有制，鼓吹私有化，提倡物质刺激，纵容甚至希冀扩大社会不平等。
其三，在对外关系上，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搞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同帝国主义讲和。
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特权阶层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这时的修正主义还只是思想认识中的修正主义，还缺乏相应的社会阶层基础。大跃进之前，毛泽东针对党内所谓的右倾思想所提出的“修正主义”，就属于这类情况。苏联的秘密报告事件和东欧的波匈事件给毛泽东很大震动。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把它看成比教条主义更严重的思想倾向。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67] 他告诫全党不要只顾批判教条主义，而忽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因此，“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68] 他在苏联仍不忘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69]
到六十年代后，修正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与特权阶层发生了关系。（下文中的“修正主义”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的）毛泽东把党内的特权阶层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同苏联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毛泽东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向对立的。”“他们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70] 它“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搞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71]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思想已经完全蜕化，“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维护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如何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因此，“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72]
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篡夺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也出现了特权阶层，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73] 但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把中共中央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它存在于不少下面的干部中。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始，主要是打击中央下面的干部中存在的修正主义倾向。毛泽东对中央以下的干部的修正主义倾向估计得很严重。他说：“党内有那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的地、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74] 一些地方领导的报告，也加剧了毛泽东对情况的估计。例如李雪峰在他的报告中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75] 毛泽东认为“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中，我们搞了十三年，三分天下有其二。”[76]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上面。在谈论运动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干部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一听火了，说道，什么四清四不清，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主要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明他已经认为在党内高层存在一个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个时候。”[77]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很少再提起。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感到特权现象以及修正主义越来越严重。1965年8月，毛泽东同法国人马尔罗的谈话中说道：“党是可以变化的，……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78] 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又去“南国踏芳枝”，到各省打招呼。他告诉这些地方大员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就要造反，打倒修正主义的中央。可见此时，毛泽东已经认为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这已经混入到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现在还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一旦自己不在了，他们就会在刘少奇同志可能还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明目张胆地搞起修正主义，把其修正主义路线全面付诸实施。伯恩斯坦不是在恩格斯去世之后，背叛马克思主义了吗？赫鲁晓夫不是在斯大林死后搞起修正主义了吗？谁敢说中国出不了刘恩斯坦，出不了邓鲁晓夫？
五·一六通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情况的估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79]
毛泽东认为一线中央领导在以下方面搞了修正主义。第一，经济上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私有化，瓦解集体经济，扩大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保护特权阶层的利益。大跃进失败后，中央一线领导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务实措施，如搞包产到户。这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将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合称为“三自一包”，并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在国内的总纲领。由于“修正主义者”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方面就贫困。”[80] 特权阶层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但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反而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最后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第二，在思想政治上，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突出政治，而是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宣扬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总灵魂。“反动的《修养》，则是腐烂头顶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是一本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是毒害人们灵魂的鸦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81] 它只讲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刘少奇修正主义中央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泛滥。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以至于“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82]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对支援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缺乏热情，另一方面却要求同帝国主义讲和、同现代修正主义讲和、同各国的反动派讲和。这被概括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在国际问题上的总纲领。毛泽东又认为，“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83] “三和一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发展成为“三降一灭”。
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总的特征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要人们放弃对平等的追求，鼓励社会的不平等，刺激人们的私有观念，强化人们的特权意识、等级意识乃至剥削意识，是要回到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那么强烈，社会主义建成后，他还嫌不平等，仍然不断革命，将平等化推向深入。当他苦苦追求的平等目标没实现，却反而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时，他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认为，特权阶层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时，他的愤怒就达到极点了。乌托邦的愤怒在毛泽东心中憋了太久，终于要爆发出来了。他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革命。……现在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到底谁打到谁还不一定。”[84] 他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刘少奇。“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85]
中央一线和二线的划分又加剧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本来如果只有一线，毛泽东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顺利实施，尽管也会有来自党政系统的批评，但是通过内部协调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线和二线的划分，使党政系统有了一个独自实行自己路线的机会，而这一路现有与毛的路线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下，毛就不能直接否定刘少奇等人的路线，而以自己的路线代替之，而只能不断地敲打，敦促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存在，不要把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更多面对的是日常工作，需要采取务实的路线，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况且，既然中央已划分了一线二线，那么自己就有权力按自己的路线来治国。因此，对毛的警告采用巧妙处理，仍执行自己的路线方针。这在不划分一线二线之前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已经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并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路线，尽管还没有全面实施，但在一些方面还是体现出来。而刘少奇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总代表。那个刘少奇在“八大”上就要迫不及待地限制阶级斗争，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掀起一股反对三面红旗的黑暗风。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只不过是他说话走火，少奇同志有这个毛病，说话容易走火，解放前夕他跑到天津，居然唱起了什么“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他说话走火是假，思想走火才是真。少奇同志的思想中早就存在着一股修正主义的倾向了。只不过当时还缺乏相应的社会阶层基础，特权阶层还没有形成，他的修正主义思想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现在特权阶层不但形成了，而且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清醒了，少奇同志的修正主义倾向又呼之欲出了。有这个特权阶层做支持，他这下可以大干了。他为什么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修正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说什么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纯粹是转移方向嘛！他对一些旧阶级的残余分子展开严厉的阶级斗争，不就是为了保护党内的资产阶级嘛！他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嘛！他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他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嘛！“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经历就要付诸东流了。”[86]
别人能制约的了他吗？恩来不行啊，他制约不了阿，说不定他们还是一路呢，五十年代中期他们不是在一起反冒进嘛！朱老总年事已高，比较糊涂，还什么事都唯周恩来马首是瞻，能起到什么作用？陈云是老右派，此人店员出身，资产阶级习性不改，一贯老右倾，会跟着刘少奇走的。还有那个邓小平，五九年以后就从来没有找过我，开会时还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老是那个“黑猫白猫”，也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最后，还剩下一个林彪，林彪同志虽然长期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他是否真正忠于毛泽东思想还不一定。就算是忠于它，但他能有多大能力阻止刘少奇哪。他虽然掌握军队，但掌握的不牢阿。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都和周恩来关系甚密，他们能听林彪的话？还有被我打倒的彭德怀到时候是不是又要复出哪？少奇同志是不是要给他官复原职哪？这样林彪就更不好办了。况且他身体多病，说不定还熬不过我呢。常委中没人能阻止的了少奇同志，别人就更不可能了。难道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来阻止吗？他们什么也不是，我不在了，他们就完蛋。少奇同志一旦大权在握，就会全面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修正为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黄昏的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87]
毛泽东决定整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不再是原来整顿干部时的那种形式了。原来无非是整风、教育改造，现在看来这些形式都是不行的了，它不能阻止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的发展，更不能阻止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了。况且，整风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他们搞修正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双方针锋相对，已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再采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不行的了。要采用新的形式了。这个新形式就是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的党政体系，重创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总之，要把修正主义夺取的阵地重新夺回来，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四、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如上所述，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指的是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剧烈变革，它兼具有暴力与和平斗争两种方式。它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次“革命”与以往革命所不同的是，这次“革命”的发起者是这个政权的主要创立者和最高首领，而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他的战友以及部属们，同时还有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或者这样说，这次革命典型的特征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打碎自己一手创建的党政体系的运动。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到相当程度的结果。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客观存在的。而毛泽东发起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主观意识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或者说，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断扩大的产物。
毛泽东一生喜欢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阅读过基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还把阶级斗争同他个人的兴趣联系起来：“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88]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是主课，学习马列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89] 要解决社会问题，“治本的办法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90] 马克思认为，人类以来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毛泽东眼中，人类的历史就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他关于阶级斗争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点：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他只是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中的作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语焉不详。列宁说，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这种严酷在他看来在于资产阶级比原来凶猛十倍的反扑。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主要并不在党外资产阶级的反扑，而在于党内产生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经常提反对资产阶级，其主要矛头并不是指向社会上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语道破天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1]因此，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搞一般的阶级斗争还不行，还要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并且阶级斗争要采用剧烈的革命形式。这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不少党的高级干部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被打倒。《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又将主要目光瞄准了刘少奇。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擒贼先擒王，才能扳倒修正主义势力；但是，只把刘少奇打倒还是不行的，少奇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树大根深，势力盘根错节，没那么容易打倒；即使把刘少奇打倒了，他的体系还在，仍能照样推行修正主义，实行没有刘少奇的少奇路线，因此，还必须把他的党政体系摧毁，由于中央许多部门以及地方大多数省市已经被他控制了，摧毁这个党政体系还不太容易；即使能摧毁这个体系，但这个体系统治中国很长时间了，所造成的问题以及思想方面的遗毒多多，需要加以清理；即使解决好上述问题，又如何才能避免以后不再出现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因此，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难题，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触及全面问题的方式来，光修修补补是不行的。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显然不行，那是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开会把修正主义者的职务都给撤了，恐怕不行，阻力会很大，政治局中以及常委中不是有许多修正主义分子吗？你撤他们的职务，他们能愿意，还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你。依靠林彪同志发动军事政变，不说政变能不能成功，就是能够成功，搞军事政变也不好啊？把修正主义分子逮起来，都送到秦城监狱，这恐怕也不妥。杀掉更不行，可不能跟斯大林那个俄国佬一样，大开杀戒，这杀戒一开，那还了得！我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不说反党分子饶漱石等人没有杀，就是国民党的战犯甚至是国民党的特务都给他们留了条命。修正主义者就更不能杀了。最好的办法是像五七年改造知识分子那样改造他们。人人都是需要改造的嘛！人人都是可以改造的嘛！国民党战犯甚至日本的战犯都能改造，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就不能改造？但是，不能再用原来的改造方式了，改造之前必须先把他们打倒。
毛泽东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修正主义问题的自认为的最佳方式来。那就是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毛泽东的思维中，社会结构分为三部分：人民群众、上层建筑系统以及伟大领袖。它的运行机制是伟大领袖通过上层建筑用伟大思想武装人民，从而使人民释放出无比的创造性，创造出人间奇迹；而人民群众的创造又通过上层建筑反映到伟大领袖那儿，进一步丰富了领袖的思想。这是两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就会创造出改天换地、再造人间的奇迹。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前者可称之为主体客体化，后者可称之为客体主体化。在这种运行机制中，无论是主体客体化，还是客体主体化，都要通过上层建筑中这一中介，而在上层建筑中，更主要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党政系统这一中介。
但毛泽东仅仅把党政系统当作一个中介，他一不希望这个中介谋求自身利益而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更不能容忍这一中介自行做主，不执行毛的路线而自造路线，甚至搞修正主义。但是党政系统不是被动的，在毛泽东眼里，它是中介；但在干部们自己眼中，它又是主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独特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主张的能动的实体。他们一方面谋求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按自己的主张治国。并且他们实力的增大，就会从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形成张力。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大大促进了官僚制的发展，而官僚制的发展有一种“除魅”的作用，它冲淡了毛泽东头上的卡里斯玛光环，使其向众人头上扩散。这样，党政体系就不仅仅是毛和人民之间的介体，而成了异于毛泽东的主体，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异在。党政体系在充当二者的中介时，对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的经验进行修正，这样，毛泽东和人民群众之间交流就不会那么顺畅了，交流不顺畅了，毛泽东思想作用的发挥就会打上折扣，这样时间长了，毛泽东思想就会被官僚体制逐渐修正成与其自身相悖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官僚体制的路线就会取代毛泽东思想，而官僚体制的路线在毛看来又是走资路线，那样中国就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忍受的。
于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毛泽东找到了人民。他绕开党政体系，以自己的超凡魅力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它们之间的这个介体。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去造反。造反就要带来混乱，但毛泽东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群众发动起来了。尽管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北京的群众对党政体系的冲击，在毛泽东看来不够，“我们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还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92] 总之，要把群众充分调动起来，要“满街红绿走旌旗”才行。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党政体系，出现“败叶纷随碧水驰”的局面。从天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要“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93] 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94]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最大优点是，它找到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资产阶级的形式。“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95] 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就是要摧毁修正主义的党政体系，然后重建。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96]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从1965年底就开始了，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先扫除刘少奇的外围实力，“彭、罗、陆、杨”首当其冲。通过剪除“彭、罗、陆、杨”，毛泽东完全掌握了对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办公厅的指挥权，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红卫兵运动开始，经过全面夺权的高潮，到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对政治上层建筑摧毁到重建的工作。到九大召开时，在新选举的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只剩下53人。在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林、周、陈、康5人组成。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光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就占到半数以上。在地方，原来的省委、地委被推翻，文革前的地方大员彭真、陶铸、李井泉、王任重、乌兰夫等人统统被打倒，重新形成了以军人为主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在军队中，许多将帅被打倒，如罗瑞卿、贺龙、刘志坚、杨成武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受到较大冲击。林彪势力在军队中却发展起来。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把持了军队中的许多重要职位。因此，短短两年时间内，除了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系统外，党、政、军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被打倒，一批新贵同时升了上来。这批新贵中，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外，还有一批后来在中共历史上不会被抹掉的人物，最著名的是王洪文和华国锋。他们曾先后被毛泽东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特别是华国锋，还真的作了毛泽东的接班人，统治中国两年时间。
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97] 它“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 [98]毛泽东认为，摧毁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体系，只是阻止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归源于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互动，在目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因此，以后还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 [99] 因此，只有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不够，还要进行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我们必须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法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00] 只有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最终打烂修正主义在思想上的总根子，也才能防止以后修正主义的出现。为此，就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斗私批修，彻底改变修正主义统治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拜，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上帝，人民中的大多数成为毛泽东的信徒。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气息。那些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异教徒的人受到严酷对待。毛泽东意图用自己的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祛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终达到毛泽东心中的理想的平等社会。
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就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被视为思想文化领域内革命的总纲领。斗私、批修是思想革命的两个方面。斗私，就是要人民群众（群体概念）批判自己身上存在的私有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批判体现在人民内部每个个体身上，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修就是要批判修正主义。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批修是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斗私是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斗私批修，就是在搞在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这样，斗私和批修的循环运动就成为一个改造人的思想、进行思想革命的强有力杠杆。通过不断的斗私批修，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减少，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整个思想政治领域进一步革命化和纯洁化。这就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开展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就要有相应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毛泽东看来思想革命的最好形式，并且把它写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能够充分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大字报、报刊、喇叭成了“大民主”的重要工具。文革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喇叭的专政”。全国各地到处新架设了许多喇叭，它连夜不停地向人们传送“革命”的信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投降主义，号召人们斗争、斗争，造反、造反。喇叭的声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人们想不听都很困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武器，通过这个武器，它把“革命”思想硬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通过报刊、喇叭，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传到人民那儿，毛泽东又从大字报中获取了来自于人民的信息，这样，毛泽东与人民的交流就是直接的交流了，把中介抛到一边了。毛泽东认为，这很好，他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就不会受到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更好地武装人民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下，在斗私批修的指引下，整个思想上层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旧时代的文化。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热潮中，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次冲击不亚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许多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被摧毁，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被视为旧有物而受到“革命”。文化、教育制度受到重大冲击。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的旗号下，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被视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文艺的百花园一片凋零，只剩下江青同志的“八个样板戏”。在思想领域，更是“革命”了，就剩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家了。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没有了，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并领导学校。大学也停止招生了，七十年代初虽然恢复了招生，但招生形式同原来不同。毛泽东认为推荐这个办法好，有利于工农群众，有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自然科学方面，为了避免所谓的白专路线，也被“革命”了。总之，在思想、文艺、教学、科学思想的各个领域都给彻底的“革命化”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称谓真是名副其实。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实践，被毛泽东视为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但他又认为只有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修正主义还是不够的。他说到，“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101]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互动循环的强大力量为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又是难以消除的。在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保留一部分，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思想更是难以消除，不仅仅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更主要的在于它植根于人类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中。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就得改造人性。所以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02]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是没能够一次性就解决这些问题。另外，资产阶级法权还大量存在，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同旧社会差不多。因此，存在着修正主义复辟的思想土壤和物质土壤，只要出现一个林彪那样的人物上台，搞点资本主义很容易。所以，他坚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不断地斗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因此，他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七八年再来一次了。”[103]看来，如果上天能够在多给毛泽东一个较长的时间，他会一直斗下去的，一直斗到阶级完全消亡为止。
但是，这么一直斗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除了制造些人道主义灾难外，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立的党政体系与被摧毁的党政体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多大差别。“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目标更没有实现，反而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眼看文化大革命快搞十年了，但“走资派还在走”，而人们“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已接到马克思请帖的毛泽东愤怒而忧伤斥到：你们都瞎了眼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还是当权派。不要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万事大吉了，走资派还在走。
但是，上天并没有为毛泽东创造人间天堂的雄心所感动，不让他继续搞下去了。自觉时日无多的毛泽东，就不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毛泽东先后确定的几任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不合毛泽东的心意，被打倒或被冷落了。毛泽东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华国锋，想让华主席继续革命下去。无奈，历史大势所趋，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注定了华国锋的失败。华国锋失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再追求什么乌托邦平等了，因此也就把工作重心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变为四项基本原则下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了。
五、结语
毛泽东是一位强烈的平等主义者，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平等，在建国后仍然不断进行平等化革命，先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保证平等能广泛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仍嫌不平等，想尽早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生产力和上产关系的双重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正当毛泽东为追求平等失败苦恼时，他又发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并进而发现了一个修正主义势力。为了消除修正主义、打倒特权阶层，他发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他以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开始，使用错误的手段，因而最终不可能实现追求的目标，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平等是人类千百年一类追求的理想，但千百年来，人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为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说明，为实现人人平等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同时马克思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还必须是几个国家同时发生革命，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建立并巩固。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预定的轨道进行，它首先发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后来又发生在经济更落后的中国。
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落后国家中，面临着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因此，社会主义建立后，大力发展生产就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分配上的差异性，并进而形成人们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同。所谓人人平等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掌握的资源不同，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的社会群体，必然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社会逐渐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是难以避免的，在落后的条件下更是难以避免。因此，在落后的国家实现广泛而充分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发展而牺牲平等会使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受到诘问。在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二是它宣称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两个合法性在社会主义建立后发生分离，要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就得发展经济、文化，要发展就得牺牲平等；而要坚持平等，就得牺牲发展。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无论是牺牲哪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诘问。因此必须寻找到一个能将这两个矛盾统一起来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把发展的现实性与平等的未来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平等。为了将来的平等，就得暂时牺牲一下现在的平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现实的，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的。这样，平等和发展的矛盾在时间错位的情况下统一起来。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么做。他对平等的强烈嗜好使他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还存在那么多不平等，甚至还有特权阶层。于是，他不顾社会发展的逻辑，不顾人类自身的逻辑，一心追求平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和自己的战友决裂，不惜摧毁自己一手创建的上层建筑，不惜天下大乱。
由于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所以，他的行为也只能以美好的理想追求开始，以深重的灾难结束。正如波普尔所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04]
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大乱必然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不会带来大治。旧官僚被摧毁，新官僚起来了。在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状况一时难以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官僚不可避免地重蹈旧官僚的覆辙，他们又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七八年再来一次，把这批人打倒，新上来的官僚又会重新形成特权阶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特权阶层就像野草，割了一茬还会长出一茬，光靠割是割不完的。它是个体制问题，又不仅仅是个体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特权阶层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祛除一部分，完全消灭至少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罗伯特·米歇尔斯对此有精彩而深刻地论述。
此外，“平等”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它包括结果平等、起点与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不同的平等观都认为自己追求的才是真正的平等，其他的追求的都是伪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结果平等论者认为结果的平等才是最重要的，起点和规则的不平等都无所谓，因此，结果平等论者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无视规则，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规则平等观认为，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的起点不可能相同，机会也不可能相等，人在能力、机会、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果是不可能平等的。最重要人们都要遵守同一规则，在同一规则面前进行公平的竞争，来最终决定权利和义务在人们中间的分配。那种无视规则、不顾程序，通过国家强制权力硬行推进结果平等的行为，只能导致通往奴役之路。由于结果平等观与规则平等观对平等的认识相去甚远，因此，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也截然对立，前者坚持实质正义，后者强调程序正义。结果平等观者看来正义的事情在规则平等观者那儿就变得非正义了。规则平等观者认为，人们的能力各不相同，却硬要人们获得到同样多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非正义的。起点与机会公平观介于上述两种平等观之间。这种观点认为，只追求结果的平等时不可欲的，只有规则的平等是不够的，所以要尽可能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除了规则平等之外，还要努力创造起点和机会的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言，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使结果尽可能不会有太大差别。
按毛泽东追求所建立的平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在那个社会中，人们在经济上比较平等，但在政治上还是不平等的。首先，这个平等的社会需要一个伟大领袖的存在，这个伟大的领袖和这些群众之间就是不平等的。其次，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和选择权都受到很大限制，一切听领袖安排。像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男女之间的结合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要通过一种巧妙的抽签方式，具体这种巧妙的抽签方式怎么使用，恐怕柏拉图本人也回答不上来。当然“哲学王”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救世主”毛泽东的理想国是不完全相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等级的社会。纵观历史上人们所设计的“理想国”，一般都具有经济平等、政治专制、文化禁锢、社会生活上的禁欲主义等特点。这种“理想国”严重扼杀人的本性和创造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限制，生活在这样的理想国中，是难以忍受的。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至少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人们之间高度而充分的平等是不可欲的，希图通过激进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来实现高度平等是不可取的。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渐进地推进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平等。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学院
注释：
[1]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2]詹姆斯·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6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0页
[4]同上，第672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页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0页
[7]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46页
[8] 同上，第247页
[9]《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0页
[10] 同上（第四卷），第18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87页
[12] 同上，第117页
[13] 同上，第9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页
[15]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2
[16]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的关系，可参考：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http://www.yannan.cn
[17]《毛泽东传》，第783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66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1页
[20]《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66页
[21]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教出版社，1999，第13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341页
[23]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84页
[24]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84页
[25] 同上
[26]《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822页
[27]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2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6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6页
[3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65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91页
[3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5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12页
[34]《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1~252页
[35]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37]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3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97页
[3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6页
[40] 同上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3页
[4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35页
[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页
[45]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341页
[46]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47] 同上
[4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9页
[49]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5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7页
[5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30页
[5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24页
[53] 同上，第125页
[5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4页
[5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813页
[5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4页
[5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9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3页
[6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4页
[61] 同上，第488页
[62]《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1页
[6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9页
[6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92~293页
[65]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66]《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页
[6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3页
[6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2页
[69] 同上，第315页
[7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4页
[71] 同上，第39页
[72]同上，第38、39页
[73]《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31页
[7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8~499页
[7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0页
[7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95页
[7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9~1170页
[78]《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86页
[7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8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7页
[81]《大学“老三篇”狠狠批<修养>》，人民日报，1967年04月11日
[8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10~511页
[8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99页
[8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32页
[8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83页
[86] 同上
[87]《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403页
[88]《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242页
[8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61页
[90] 同上，第500页
[9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7页
[9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1页
[9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94]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9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96]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9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18页
[98]同上，第135页
[99]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100] 同上
[10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51~352页
[10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0~231页
[103]《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104]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14~315页
其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更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力图取消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最终把无产阶级国家演变为资产阶级国家。
其二，在社会政策上，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励资产阶级思想，削弱公有制，鼓吹私有化，提倡物质刺激，纵容甚至希冀扩大社会不平等。
其三，在对外关系上，反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反对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搞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同帝国主义讲和。
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特权阶层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这时的修正主义还只是思想认识中的修正主义，还缺乏相应的社会阶层基础。大跃进之前，毛泽东针对党内所谓的右倾思想所提出的“修正主义”，就属于这类情况。苏联的秘密报告事件和东欧的波匈事件给毛泽东很大震动。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首次提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把它看成比教条主义更严重的思想倾向。他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67] 他告诫全党不要只顾批判教条主义，而忽略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因此，“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68] 他在苏联仍不忘记强调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69]
到六十年代后，修正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与特权阶层发生了关系。（下文中的“修正主义”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的）毛泽东把党内的特权阶层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同苏联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毛泽东认为，苏联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向对立的。”“他们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70] 它“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搞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71]
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在这个特权阶层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思想已经完全蜕化，“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他们一心想的就是如何维护这个特权阶层的利益，如何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因此，“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道路，他们“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72]
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被修正主义篡夺了，这种事情很可能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也出现了特权阶层，出现了新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73] 但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把中共中央同修正主义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它存在于不少下面的干部中。毛泽东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初始，主要是打击中央下面的干部中存在的修正主义倾向。毛泽东对中央以下的干部的修正主义倾向估计得很严重。他说：“党内有那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的地、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74] 一些地方领导的报告，也加剧了毛泽东对情况的估计。例如李雪峰在他的报告中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75] 毛泽东认为“现在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中，我们搞了十三年，三分天下有其二。”[76]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修正主义的根子在上面。在谈论运动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性质时，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干部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矛盾的性质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一听火了，说道，什么四清四不清，反社会主义就行了，主要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明他已经认为在党内高层存在一个搞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埋下了种子。中共元老薄一波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刘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的那个时候。”[77]
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二十三条”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很少再提起。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感到特权现象以及修正主义越来越严重。1965年8月，毛泽东同法国人马尔罗的谈话中说道：“党是可以变化的，……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78] 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又去“南国踏芳枝”，到各省打招呼。他告诉这些地方大员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们就要造反，打倒修正主义的中央。可见此时，毛泽东已经认为中央要出修正主义，而且修正主义这已经混入到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他们现在还偷偷摸摸地搞修正主义，一旦自己不在了，他们就会在刘少奇同志可能还包括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明目张胆地搞起修正主义，把其修正主义路线全面付诸实施。伯恩斯坦不是在恩格斯去世之后，背叛马克思主义了吗？赫鲁晓夫不是在斯大林死后搞起修正主义了吗？谁敢说中国出不了刘恩斯坦，出不了邓鲁晓夫？
五·一六通知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党内修正主义情况的估计：“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79]
毛泽东认为一线中央领导在以下方面搞了修正主义。第一，经济上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私有化，瓦解集体经济，扩大人们之间的不平等，保护特权阶层的利益。大跃进失败后，中央一线领导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务实措施，如搞包产到户。这使毛泽东大为不满，将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与包产到户合称为“三自一包”，并将其视为修正主义在国内的总纲领。由于“修正主义者”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结果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方面就贫困。”[80] 特权阶层的利益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但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反而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最后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第二，在思想政治上，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突出政治，而是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宣扬封建主义的东西，还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视为修正主义的总灵魂。“反动的《修养》，则是腐烂头顶的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是一本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是毒害人们灵魂的鸦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篡党、篡军、篡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领。”[81] 它只讲资产阶级的个人修养，不讲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其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在刘少奇修正主义中央的领导下，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泛滥。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以至于“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82]
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对支援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缺乏热情，另一方面却要求同帝国主义讲和、同现代修正主义讲和、同各国的反动派讲和。这被概括为“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在国际问题上的总纲领。毛泽东又认为，“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83] “三和一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发展成为“三降一灭”。
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总的特征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质是要人们放弃对平等的追求，鼓励社会的不平等，刺激人们的私有观念，强化人们的特权意识、等级意识乃至剥削意识，是要回到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去。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那么强烈，社会主义建成后，他还嫌不平等，仍然不断革命，将平等化推向深入。当他苦苦追求的平等目标没实现，却反而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时，他内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而当他认为，特权阶层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时，他的愤怒就达到极点了。乌托邦的愤怒在毛泽东心中憋了太久，终于要爆发出来了。他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革命。……现在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到底谁打到谁还不一定。”[84] 他把矛头首先对准了刘少奇。“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85]
中央一线和二线的划分又加剧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怀疑。本来如果只有一线，毛泽东就可以把自己的主张顺利实施，尽管也会有来自党政系统的批评，但是通过内部协调能够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线和二线的划分，使党政系统有了一个独自实行自己路线的机会，而这一路现有与毛的路线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情况下，毛就不能直接否定刘少奇等人的路线，而以自己的路线代替之，而只能不断地敲打，敦促他们不要忘了自己的存在，不要把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但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更多面对的是日常工作，需要采取务实的路线，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况且，既然中央已划分了一线二线，那么自己就有权力按自己的路线来治国。因此，对毛的警告采用巧妙处理，仍执行自己的路线方针。这在不划分一线二线之前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已经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并形成一套系统的政治路线，尽管还没有全面实施，但在一些方面还是体现出来。而刘少奇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总代表。那个刘少奇在“八大”上就要迫不及待地限制阶级斗争，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掀起一股反对三面红旗的黑暗风。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以为只不过是他说话走火，少奇同志有这个毛病，说话容易走火，解放前夕他跑到天津，居然唱起了什么“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他说话走火是假，思想走火才是真。少奇同志的思想中早就存在着一股修正主义的倾向了。只不过当时还缺乏相应的社会阶层基础，特权阶层还没有形成，他的修正主义思想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现在特权阶层不但形成了，而且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清醒了，少奇同志的修正主义倾向又呼之欲出了。有这个特权阶层做支持，他这下可以大干了。他为什么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修正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说什么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纯粹是转移方向嘛！他对一些旧阶级的残余分子展开严厉的阶级斗争，不就是为了保护党内的资产阶级嘛！他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嘛！他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他就是睡在我身边的赫鲁晓夫嘛！“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经历就要付诸东流了。”[86]
别人能制约的了他吗？恩来不行啊，他制约不了阿，说不定他们还是一路呢，五十年代中期他们不是在一起反冒进嘛！朱老总年事已高，比较糊涂，还什么事都唯周恩来马首是瞻，能起到什么作用？陈云是老右派，此人店员出身，资产阶级习性不改，一贯老右倾，会跟着刘少奇走的。还有那个邓小平，五九年以后就从来没有找过我，开会时还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老是那个“黑猫白猫”，也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帝国主义的。最后，还剩下一个林彪，林彪同志虽然长期宣传毛泽东思想，但他是否真正忠于毛泽东思想还不一定。就算是忠于它，但他能有多大能力阻止刘少奇哪。他虽然掌握军队，但掌握的不牢阿。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都和周恩来关系甚密，他们能听林彪的话？还有被我打倒的彭德怀到时候是不是又要复出哪？少奇同志是不是要给他官复原职哪？这样林彪就更不好办了。况且他身体多病，说不定还熬不过我呢。常委中没人能阻止的了少奇同志，别人就更不可能了。难道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来阻止吗？他们什么也不是，我不在了，他们就完蛋。少奇同志一旦大权在握，就会全面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修正为资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为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黄昏的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87]
毛泽东决定整以刘少奇为首的当权派，不再是原来整顿干部时的那种形式了。原来无非是整风、教育改造，现在看来这些形式都是不行的了，它不能阻止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的发展，更不能阻止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了。况且，整风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他们搞修正主义，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双方针锋相对，已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再采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不行的了。要采用新的形式了。这个新形式就是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彻底摧毁修正主义的党政体系，重创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总之，要把修正主义夺取的阵地重新夺回来，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下去。
四、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如上所述，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指的是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剧烈变革，它兼具有暴力与和平斗争两种方式。它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次“革命”与以往革命所不同的是，这次“革命”的发起者是这个政权的主要创立者和最高首领，而革命的主要对象是他的战友以及部属们，同时还有知识精英和文化精英。或者这样说，这次革命典型的特征是这个政权的最高首领打碎自己一手创建的党政体系的运动。这在世界历史上，实属罕见。
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且是阶级斗争尖锐化到相当程度的结果。这种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客观存在的。而毛泽东发起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而是毛泽东主观意识中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或者说，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断扩大的产物。
毛泽东一生喜欢斗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青年毛泽东阅读过基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后，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四个字：“阶级斗争”。毛泽东还把阶级斗争同他个人的兴趣联系起来：“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88] 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是主课，学习马列就是学习阶级斗争，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89] 要解决社会问题，“治本的办法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90] 马克思认为，人类以来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毛泽东眼中，人类的历史就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他关于阶级斗争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点：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他只是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过渡中的作用，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语焉不详。列宁说，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这种严酷在他看来在于资产阶级比原来凶猛十倍的反扑。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的残酷性主要并不在党外资产阶级的反扑，而在于党内产生特权阶层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而且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经常提反对资产阶级，其主要矛头并不是指向社会上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的残余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而是指向党内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语道破天机。文化大革命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说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91]因此，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还不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搞一般的阶级斗争还不行，还要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并且阶级斗争要采用剧烈的革命形式。这就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将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不少党的高级干部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被打倒。《二十三条》之后，毛泽东又将主要目光瞄准了刘少奇。毛泽东认为，只有打倒了刘少奇，才能擒贼先擒王，才能扳倒修正主义势力；但是，只把刘少奇打倒还是不行的，少奇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树大根深，势力盘根错节，没那么容易打倒；即使把刘少奇打倒了，他的体系还在，仍能照样推行修正主义，实行没有刘少奇的少奇路线，因此，还必须把他的党政体系摧毁，由于中央许多部门以及地方大多数省市已经被他控制了，摧毁这个党政体系还不太容易；即使能摧毁这个体系，但这个体系统治中国很长时间了，所造成的问题以及思想方面的遗毒多多，需要加以清理；即使解决好上述问题，又如何才能避免以后不再出现特权阶层和修正主义？因此，这是一个挺复杂的难题，必须找到一个能够触及全面问题的方式来，光修修补补是不行的。
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显然不行，那是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开会把修正主义者的职务都给撤了，恐怕不行，阻力会很大，政治局中以及常委中不是有许多修正主义分子吗？你撤他们的职务，他们能愿意，还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你。依靠林彪同志发动军事政变，不说政变能不能成功，就是能够成功，搞军事政变也不好啊？把修正主义分子逮起来，都送到秦城监狱，这恐怕也不妥。杀掉更不行，可不能跟斯大林那个俄国佬一样，大开杀戒，这杀戒一开，那还了得！我历来主张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不说反党分子饶漱石等人没有杀，就是国民党的战犯甚至是国民党的特务都给他们留了条命。修正主义者就更不能杀了。最好的办法是像五七年改造知识分子那样改造他们。人人都是需要改造的嘛！人人都是可以改造的嘛！国民党战犯甚至日本的战犯都能改造，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就不能改造？但是，不能再用原来的改造方式了，改造之前必须先把他们打倒。
毛泽东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修正主义问题的自认为的最佳方式来。那就是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毛泽东的思维中，社会结构分为三部分：人民群众、上层建筑系统以及伟大领袖。它的运行机制是伟大领袖通过上层建筑用伟大思想武装人民，从而使人民释放出无比的创造性，创造出人间奇迹；而人民群众的创造又通过上层建筑反映到伟大领袖那儿，进一步丰富了领袖的思想。这是两个双向互动的过程。通过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就会创造出改天换地、再造人间的奇迹。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前者可称之为主体客体化，后者可称之为客体主体化。在这种运行机制中，无论是主体客体化，还是客体主体化，都要通过上层建筑中这一中介，而在上层建筑中，更主要是通过上层建筑中的党政系统这一中介。
但毛泽东仅仅把党政系统当作一个中介，他一不希望这个中介谋求自身利益而形成一个特权阶层，更不能容忍这一中介自行做主，不执行毛的路线而自造路线，甚至搞修正主义。但是党政系统不是被动的，在毛泽东眼里，它是中介；但在干部们自己眼中，它又是主体，有自身的利益诉求、独特的政治经验和政治主张的能动的实体。他们一方面谋求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按自己的主张治国。并且他们实力的增大，就会从某种程度上与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形成张力。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大大促进了官僚制的发展，而官僚制的发展有一种“除魅”的作用，它冲淡了毛泽东头上的卡里斯玛光环，使其向众人头上扩散。这样，党政体系就不仅仅是毛和人民之间的介体，而成了异于毛泽东的主体，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异在。党政体系在充当二者的中介时，对毛泽东思想和人民的经验进行修正，这样，毛泽东和人民群众之间交流就不会那么顺畅了，交流不顺畅了，毛泽东思想作用的发挥就会打上折扣，这样时间长了，毛泽东思想就会被官僚体制逐渐修正成与其自身相悖的东西，到那个时候，官僚体制的路线就会取代毛泽东思想，而官僚体制的路线在毛看来又是走资路线，那样中国就要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忍受的。
于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毛泽东找到了人民。他绕开党政体系，以自己的超凡魅力直接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它们之间的这个介体。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鼓励他们去造反。造反就要带来混乱，但毛泽东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群众发动起来了。尽管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北京的群众对党政体系的冲击，在毛泽东看来不够，“我们北京乱得不厉害……，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还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92] 总之，要把群众充分调动起来，要“满街红绿走旌旗”才行。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党政体系，出现“败叶纷随碧水驰”的局面。从天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要“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93] 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 [94]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最大优点是，它找到了一种公开地、全面地揭露党内资产阶级的形式。“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95] 因此，毛泽东认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和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就是要摧毁修正主义的党政体系，然后重建。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 [96]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从1965年底就开始了，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先扫除刘少奇的外围实力，“彭、罗、陆、杨”首当其冲。通过剪除“彭、罗、陆、杨”，毛泽东完全掌握了对北京市委、中宣部、中央办公厅的指挥权，进一步巩固了对军队的控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红卫兵运动开始，经过全面夺权的高潮，到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对政治上层建筑摧毁到重建的工作。到九大召开时，在新选举的27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原八届中委、候补中委只剩下53人。在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毛、林、周、陈、康5人组成。在21名政治局委员中，光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就占到半数以上。在地方，原来的省委、地委被推翻，文革前的地方大员彭真、陶铸、李井泉、王任重、乌兰夫等人统统被打倒，重新形成了以军人为主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在军队中，许多将帅被打倒，如罗瑞卿、贺龙、刘志坚、杨成武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受到较大冲击。林彪势力在军队中却发展起来。黄、吴、李、邱四大金刚把持了军队中的许多重要职位。因此，短短两年时间内，除了周恩来控制的国务院系统外，党、政、军体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批党的高级干部被打倒，一批新贵同时升了上来。这批新贵中，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外，还有一批后来在中共历史上不会被抹掉的人物，最著名的是王洪文和华国锋。他们曾先后被毛泽东钦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特别是华国锋，还真的作了毛泽东的接班人，统治中国两年时间。
文化大革命还是一场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97] 它“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 [98]毛泽东认为，摧毁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体系，只是阻止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归源于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互动，在目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破除，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因此，以后还有可能出现修正主义。“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 [99] 因此，只有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不够，还要进行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我们必须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法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00] 只有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才能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最终打烂修正主义在思想上的总根子，也才能防止以后修正主义的出现。为此，就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斗私批修，彻底改变修正主义统治时期的文化意识形态。
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拜，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成了人民心目中的上帝，人民中的大多数成为毛泽东的信徒。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浓厚的宗教气息。那些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异教徒的人受到严酷对待。毛泽东意图用自己的思想武装全体人民，祛除他们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最终达到毛泽东心中的理想的平等社会。
为了贯彻毛泽东思想，就要斗私批修。“斗私批修”被视为思想文化领域内革命的总纲领。斗私、批修是思想革命的两个方面。斗私，就是要人民群众（群体概念）批判自己身上存在的私有观念、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批判体现在人民内部每个个体身上，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修就是要批判修正主义。两者是有机统一的，批修是人民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斗私是人民群众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斗私批修，就是在搞在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客观世界。这样，斗私和批修的循环运动就成为一个改造人的思想、进行思想革命的强有力杠杆。通过不断的斗私批修，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逐渐减少，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越来越小，整个思想政治领域进一步革命化和纯洁化。这就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开展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就要有相应的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毛泽东看来思想革命的最好形式，并且把它写进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能够充分揭露党和国家的黑暗面。大字报、报刊、喇叭成了“大民主”的重要工具。文革中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喇叭的专政”。全国各地到处新架设了许多喇叭，它连夜不停地向人们传送“革命”的信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投降主义，号召人们斗争、斗争，造反、造反。喇叭的声音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人们想不听都很困难。这是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武器，通过这个武器，它把“革命”思想硬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通过报刊、喇叭，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传到人民那儿，毛泽东又从大字报中获取了来自于人民的信息，这样，毛泽东与人民的交流就是直接的交流了，把中介抛到一边了。毛泽东认为，这很好，他与人民之间的交流就不会受到歪曲了，毛泽东思想就能更好地武装人民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号召下，在斗私批修的指引下，整个思想上层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旧时代的文化。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热潮中，传统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次冲击不亚于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许多名胜古迹和珍贵文物被摧毁，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被视为旧有物而受到“革命”。文化、教育制度受到重大冲击。在破除“文艺黑线专政”的旗号下，绝大多数文艺作品都被视为大毒草而受到批判，文艺的百花园一片凋零，只剩下江青同志的“八个样板戏”。在思想领域，更是“革命”了，就剩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家了。教育方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没有了，由工人和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学校并领导学校。大学也停止招生了，七十年代初虽然恢复了招生，但招生形式同原来不同。毛泽东认为推荐这个办法好，有利于工农群众，有利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自然科学方面，为了避免所谓的白专路线，也被“革命”了。总之，在思想、文艺、教学、科学思想的各个领域都给彻底的“革命化”了。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称谓真是名副其实。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毛泽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实践，被毛泽东视为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但他又认为只有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修正主义还是不够的。他说到，“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101] 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互动循环的强大力量为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
但是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又是难以消除的。在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法权必须保留一部分，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资产阶级思想更是难以消除，不仅仅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土壤，更主要的在于它植根于人类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中。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就得改造人性。所以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02]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是没能够一次性就解决这些问题。另外，资产阶级法权还大量存在，商品制度、八级工资制，同旧社会差不多。因此，存在着修正主义复辟的思想土壤和物质土壤，只要出现一个林彪那样的人物上台，搞点资本主义很容易。所以，他坚定地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因此，毛泽东强调，要不断地斗争，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因此，他提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七八年再来一次了。”[103]看来，如果上天能够在多给毛泽东一个较长的时间，他会一直斗下去的，一直斗到阶级完全消亡为止。
但是，这么一直斗下去，也解决不了问题，除了制造些人道主义灾难外，别的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证。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立的党政体系与被摧毁的党政体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衡量，并没有多大差别。“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目标更没有实现，反而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眼看文化大革命快搞十年了，但“走资派还在走”，而人们“却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已接到马克思请帖的毛泽东愤怒而忧伤斥到：你们都瞎了眼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而且还是当权派。不要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万事大吉了，走资派还在走。
但是，上天并没有为毛泽东创造人间天堂的雄心所感动，不让他继续搞下去了。自觉时日无多的毛泽东，就不能不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毛泽东先后确定的几任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不合毛泽东的心意，被打倒或被冷落了。毛泽东在最后关头，选择了华国锋，想让华主席继续革命下去。无奈，历史大势所趋，坚持毛泽东的路线，注定了华国锋的失败。华国锋失败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不再追求什么乌托邦平等了，因此也就把工作重心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变为四项基本原则下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了。
五、结语
毛泽东是一位强烈的平等主义者，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的平等，在建国后仍然不断进行平等化革命，先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保证平等能广泛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仍嫌不平等，想尽早进入共产主义，于是发动生产力和上产关系的双重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正当毛泽东为追求平等失败苦恼时，他又发现了一个特权阶层，并进而发现了一个修正主义势力。为了消除修正主义、打倒特权阶层，他发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他以一个错误的出发点开始，使用错误的手段，因而最终不可能实现追求的目标，反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平等是人类千百年一类追求的理想，但千百年来，人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为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说明，为实现人人平等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同时马克思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还必须是几个国家同时发生革命，这样社会主义才能建立并巩固。但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按马克思预定的轨道进行，它首先发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后来又发生在经济更落后的中国。
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落后国家中，面临着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因此，社会主义建立后，大力发展生产就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为了更好的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分配上的差异性，并进而形成人们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同。所谓人人平等只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掌握的资源不同，那些拥有更多资源特别是权力资源的社会群体，必然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社会逐渐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是难以避免的，在落后的条件下更是难以避免。因此，在落后的国家实现广泛而充分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但是，为发展而牺牲平等会使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受到诘问。在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宣称要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二是它宣称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两个合法性在社会主义建立后发生分离，要使人们生活得更好就得发展经济、文化，要发展就得牺牲平等；而要坚持平等，就得牺牲发展。两者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无论是牺牲哪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诘问。因此必须寻找到一个能将这两个矛盾统一起来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把发展的现实性与平等的未来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将来的平等。为了将来的平等，就得暂时牺牲一下现在的平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现实的，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未来的。这样，平等和发展的矛盾在时间错位的情况下统一起来。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这么做。他对平等的强烈嗜好使他不能容忍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还存在那么多不平等，甚至还有特权阶层。于是，他不顾社会发展的逻辑，不顾人类自身的逻辑，一心追求平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惜和自己的战友决裂，不惜摧毁自己一手创建的上层建筑，不惜天下大乱。
由于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所以，他的行为也只能以美好的理想追求开始，以深重的灾难结束。正如波普尔所说：“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04]
毛泽东要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达到天下大治。天下大乱必然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不会带来大治。旧官僚被摧毁，新官僚起来了。在整个社会物质、文化状况一时难以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官僚不可避免地重蹈旧官僚的覆辙，他们又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七八年再来一次，把这批人打倒，新上来的官僚又会重新形成特权阶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特权阶层就像野草，割了一茬还会长出一茬，光靠割是割不完的。它是个体制问题，又不仅仅是个体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特权阶层问题只能通过改革祛除一部分，完全消灭至少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的。罗伯特·米歇尔斯对此有精彩而深刻地论述。
此外，“平等”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它包括结果平等、起点与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不同的平等观都认为自己追求的才是真正的平等，其他的追求的都是伪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结果平等论者认为结果的平等才是最重要的，起点和规则的不平等都无所谓，因此，结果平等论者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那就是无视规则，就像毛泽东所讲的那样，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规则平等观认为，规则才是最重要的，人们的起点不可能相同，机会也不可能相等，人在能力、机会、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结果是不可能平等的。最重要人们都要遵守同一规则，在同一规则面前进行公平的竞争，来最终决定权利和义务在人们中间的分配。那种无视规则、不顾程序，通过国家强制权力硬行推进结果平等的行为，只能导致通往奴役之路。由于结果平等观与规则平等观对平等的认识相去甚远，因此，他们对正义的认识也截然对立，前者坚持实质正义，后者强调程序正义。结果平等观者看来正义的事情在规则平等观者那儿就变得非正义了。规则平等观者认为，人们的能力各不相同，却硬要人们获得到同样多的利益，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非正义的。起点与机会公平观介于上述两种平等观之间。这种观点认为，只追求结果的平等时不可欲的，只有规则的平等是不够的，所以要尽可能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除了规则平等之外，还要努力创造起点和机会的平等，正如罗尔斯所言，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使结果尽可能不会有太大差别。
按毛泽东追求所建立的平等社会，并不是真正的平等。在那个社会中，人们在经济上比较平等，但在政治上还是不平等的。首先，这个平等的社会需要一个伟大领袖的存在，这个伟大的领袖和这些群众之间就是不平等的。其次，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和选择权都受到很大限制，一切听领袖安排。像柏拉图所设计的理想国，男女之间的结合不能通过自愿的方式，要通过一种巧妙的抽签方式，具体这种巧妙的抽签方式怎么使用，恐怕柏拉图本人也回答不上来。当然“哲学王”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救世主”毛泽东的理想国是不完全相同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等级的社会。纵观历史上人们所设计的“理想国”，一般都具有经济平等、政治专制、文化禁锢、社会生活上的禁欲主义等特点。这种“理想国”严重扼杀人的本性和创造力，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处受到限制，生活在这样的理想国中，是难以忍受的。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至少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人们之间高度而充分的平等是不可欲的，希图通过激进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来实现高度平等是不可取的。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渐进地推进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平等。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学院
注释：
[1]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2]詹姆斯·汤森等《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6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50页
[4]同上，第672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7页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80页
[7]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246页
[8] 同上，第247页
[9]《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40页
[10] 同上（第四卷），第18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187页
[12] 同上，第117页
[13] 同上，第94页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页
[15]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2
[16]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的关系，可参考：金观涛、刘青峰：《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http://www.yannan.cn
[17]《毛泽东传》，第783页
[1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266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1页
[20]《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66页
[21] 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教出版社，1999，第136页
[2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341页
[23]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84页
[24] 《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784页
[25] 同上
[26]《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822页
[27]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2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6页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6页
[3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65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91页
[3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58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12页
[34]《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51~252页
[35]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
[37]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3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97页
[3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6页
[40] 同上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53页
[4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35页
[4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页
[45]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第341页
[46]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47] 同上
[4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9页
[49]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5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7页
[5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30页
[5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24页
[53] 同上，第125页
[5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94页
[5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813页
[5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324页
[5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49页
[58]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4页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63页
[6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44页
[61] 同上，第488页
[62]《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1页
[63]《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9页
[6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92~293页
[65]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66]《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页
[6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3页
[6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82页
[69] 同上，第315页
[7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4页
[71] 同上，第39页
[72]同上，第38、39页
[73]《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31页
[7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8~499页
[7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60页
[7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95页
[7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9~1170页
[78]《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86页
[79]《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80]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497页
[81]《大学“老三篇”狠狠批<修养>》，人民日报，1967年04月11日
[8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10~511页
[8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99页
[84]《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32页
[85]《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383页
[86] 同上
[87]《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403页
[88]《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242页
[89]《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561页
[90] 同上，第500页
[9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87页
[92]《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1页
[9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94]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9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20页
[96]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97]《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5月编印，第118页
[98]同上，第135页
[99]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100] 同上
[10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51~352页
[10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230~231页
[103]《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104]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314~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