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和汇率改革问题，一直是被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日本对中国是一个有大量贸易顺差的单位，三年前日本政府就曾提出过对中国有意压低汇率水平的质疑。今年四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与中国在六个月内就货币问题进行谈判，如不能在此期间达成协议，美国将采取征收关税的行动。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做出了第1498号议案—《中国货币法案》。在中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并已开始汇率体制改革后，4月16——17日在华盛顿顿举行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的公报上又重申了它的呼吁，“要求缺乏灵活性的国家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这让我们怀疑：在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背后还有什么意图？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汇率、利率都是货币手段。当然由于汇率是国与国之间不同货币之间的价格，因此汇率的调整所波及的范围要大得多，改革自然要慎重得多，是急不得的。汇率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一国贸易的顺逆差。

 

国际贸易与外汇储备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整理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一个重要说明。

2月5日，应邀前来英国与西方七国集团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行对话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从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看，人民币汇率没有被大幅低估。中国经常项目基本平衡，略有节余，去年全年商品贸易顺差大约为320亿美元，但服务贸易却有大约120亿美元的逆差，因此全年经常项目顺差大概在2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占全部贸易11500亿美元的不到2%，占GDP的比重也不到2%，经常项目基本平衡。

至于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是由于受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自2002年底以来尤其是美元持续流入我国。当前更由于美元汇率贬值以及人民币利率提高，吸引大量国外投机资本通过各种途径流入我国。由于我国汇率制度的特点，这部分流入资金都反映在外汇储备的增加上。

像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一年经常项目这一点顺差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日本去年经常项目顺差为1130亿元，韩国、台湾地区和东盟五国去年经常项目顺差总和为770亿美元，都大大超过我国。可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汇率制度改革是一件复杂的系统工程。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银行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尚未发展成熟的国家而言，使本国货币钉住美元是完全合理的。突然改变人民币汇率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全球经济也没有什么好处，美国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美国国会竟然发出威胁，如果中国不同意让人民币适当升值，美国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7。5%关税。

美国的理由是：2004年美国增加的工作岗位数量比先前的经济复苏时期下降了近40%。多数“失去的工作岗位”存在于出口型的生产制造业。同时，2004年的平均实际工资并不比如2001年11月经济不景气时高。从而得出结论是：中国是罪魁祸首，并且断定问题在汇率。这是在误导。

不错，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美国，但原因不是在中国。[美国《洛杉机时报》4月17日文章]题：对华贸易逆差是误导（作者  詹姆斯·弗拉尼根）。文章指出：“贸易统计数据没有考虑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制造商只得到了所生产的出口品价值的20%。同时，美国公司正在中国繁荣发展，中国大多数具有国际水准的产品都由美国和其他海外公司下属企业生产。”4月20日《世纪经济报道》报道，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在接受该报专访时说：“数据显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有很大部分的原材料来自美国。中国出口至美国1美元产品，其中有80美分来自于美国本身。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出口至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影响只有20%。比如人民币升值10%，对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影响只有2%，所以人民币升值10%对美国来说，效果是微乎其微。如果想影响竞争力10%，就需要升值50%，显然这又是不可能。”

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要全球化，美国也要遵守市场法则。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力量强。但它有强项，也有弱项，有低成本经济体的活动空间。参考消息一篇“第三只眼”写的：《从“袜都之战”看中美竞争》，道出其中的奥秘。

[美国《洛杉机时报》4月10日文章题：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作者 多恩•李）文章说，位于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区的小镇佩恩堡自诩为“世界袜都”。在1909年就开始生产袜子，一度以地球每8双袜子中就有一双产自这里而自豪。厚底袜子就是这里发明的。以罗宾—林恩纺织公司为例。它拥有该行业最先进的设备，是意大利进口的，单价为2。5万美元，员工的小时工资通常约10美元，但去年末未赢利。与此同时，中国大唐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的三星袜业有限公司，它使用的每台织袜机价值1000美元，除了料理工人的食宿之外每小时只付给他们60至于70美分。去年末赢利50万美元。从近年两小镇一荣一衰的对比表明，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优势已远不止廉价的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它对产业集群化的利用也是美国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如果美国“佩恩堡”某台织袜机坏了，他有时可能得等上两个月才能拿到新部件。如果中国“大唐”某台机器出了故障，他只要给半英里外的一条街上经销二手设备和部件的60多位商人中的某一个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在大唐，如果需要将一双袜子别在一起的别针，他就去袜子市场上经营别针的经营店跑一趟，每包装一万枚，售价还不到2美元。至于两地工人勤劳程度那可无法比较。到头来，大唐生产的厚袜底的成本是每双27美分，而“佩恩堡”生产的袜子成本是41美分。这件事证明，实际上影响市场的是产品的质量、价格，汇率对之影响甚少。决不能把人民币“低估”作为“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的元凶。       

  至于美国经济的巨额赤字，说白了是美国自己造成的。美国的双赤字表明，美国人花的比挣的多，消费比生产的多。美国个人储蓄率低是全球出名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1991年日本和欧盟的家庭储蓄率（储蓄占收入的比例）近14%，而美国为8%。最近的数字显示，日本家庭收入用于储蓄的比例降到5%，欧盟下降的程度较少，但目前也不到10%，而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仅为1%。美国买与卖、花钱与挣钱造成的缺口靠外资补。正像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局驻北京首席代表杜大伟所说：“美国之所以有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是从外国借款来的。很不幸，美国解决贸易逆差寄希望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方法，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商业周刊》5月2日一期（提前出版）文章]题：不要让中国成为替罪羊（作者 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从根本来看，美国工人的命运还是取决于国内形势而不是贸易逆差。由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马七•贝利和罗伯特••劳伦斯所以做的一项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贸易只占美国制造业务工作岗位流失的12%。失去的多数工作岗位源于出口乏力而不是从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进口猛增。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固定的外汇汇率、低工资或出口补贴，而是被美国国会所忽视的储蓄率问题。如果美国能控制住联邦支出，2003年美国经常项目达到平衡的话，就会增加470万个制造业务工作岗位。因此，这些失去的工作岗位是源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而不是我们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及它们的货币政策。”再说，不要忘记中国不但卖给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商品，而且借给了美国维持开支的资金。中国现在拥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彼此的利害关系不一般，如果中国汇率草率调整出了问题，美国又岂能独善其身？

从另一方面说，美国经济基础很好，又有适合美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匹配，美国经济应该是很有活力的，是应该不出那么大的赤字。美国年年出现大量赤字主要原因还有二个原因：一是“霸气”太大，为称霸支出巨大。打了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处处搞颠覆，搞军备竞赛，化费十分巨大；二是经济结构有弱点。美国经济是“唯利润经济”。那个利润高就生产什么。因此高科技产业独占优势，传统产业一般不办或很少办，大部分商品需要从国外进口，很少有国内产品可以代替，中国送去的是价廉物美的美国人民需要的商品，让美国人民也享受中国低成本的好处，美国人民是欢迎的。商品无国界，有来有往，这是很正常的。而美国出于霸权考虑，高精尖的产品不愿出口。这样一来，美国不仅出口减少了，而且也失去了在这些国家的商业机遇，贸易赤字被人为制造出来了。现在这些企业受冲击，一些政客出于选举需要，受冲击的企业有意见，他们就得跟着喊，却拿人民币出气。于是乎小题大做，想把人民币升值搞成第二个“人权事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真正的原因还是想以此来遏制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啦！配额、限额、反倾销、人民币升值啦！还有欧盟的纺织品“保护条款”，此外，美日在军事上联手围困中国等方面。玩不完的花样，出不尽的鬼点子，现在又想在人民币升值上打缺口。干的全是“遏制中国”把戏。说穿了，日本等一些国家对华贸易是顺差国也跟着鼓噪。一个目的就是配合美国迫使中国按他们的旨意改革汇率制度，大幅提高人民币币值，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这一认识，在世界上已被广泛认同。法国《回声报》副主编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回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说：“中美之有些争端，也有一些指责说企业外迁去中国影响了美国的就业。我去过苏州一家鼠标生产厂，这个厂为美国生产鼠标，一只鼠标在美国零售40美元，苏州工厂只得其中的3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不过是美国产业分工的链条中只分到一小杯羹，美国并没有因此而吃亏。中美争端充其量是一场游击战，不是全面战争。”“中美经济关系比较复杂。事实上，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办厂，将低附和值劳动环节交给中国的低成本劳动者，最后生产出来的商品贴着“中国制造”的标签，大量销往美国。中美工业和外贸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存。布什政府一度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只是大选期间给美国部分工业界人士做的秀，意在满足他们压制中国竞争的呼声。其实，华盛顿还有别的请愿团在要求布什放弃要求人民币升值。”亚洲管理学院院长奥堪伯4月24日在《博鳌论坛》说，美国国会是根据错误的判断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尽管如此，我国汇率制度还是需要改革。解决的重点是：增加汇率的灵活性问题与美元挂钩问题。但不能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权，不能有损抗击风险的能力。

汇率制度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美元中心地位开始动摇。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品种。截至三月底，日本的外汇为8377亿美元，韩国外汇储备2054亿美元。2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为6426亿美元。三家合计达到16857亿美元。是美国在境外最大美元户。华人也持有美国债券和现金约高达15000亿美元。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过去三年来，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悄悄地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表明，亚洲国家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已经从2001年第三季度的81%下降为2004年9月的67%，印度已经从68%下降为43%，同期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也从83%下降为68%。本月27日，俄罗斯中央银行一位付行长宣布，俄央行将把计算卢布汇率时使用的外国货币中欧元的权重从目前的20%提高到30%。据一家欧洲机构对65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查表明，其29个在抛售美元，39家在增加欧元。美国每年有5000亿美元以上的财政赤字，绝大多数是由亚洲国家买单，尤以我国与日本最多。现在美国的本性难改，经常账户与财政赤字节节上升。2003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高达5300亿美元，2004年为65 00亿美元，今年可能达到8000亿美元，这样，美国平均每个工作日需要引进外资52亿美元。如果世界对美元失去信心，如果美国利用美元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或者因某个突发事件美国失去控制，从而造成美元大幅度贬值进而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

看来外汇储备多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又充满着风险。

第二个难点，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复杂性。  

回顾历史，从1994年开始，人民币以固定汇率同美元“挂钩”。在随后的数年间，这个汇率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在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它甚至成了一个宝贵的避风港。以后随着中国逐渐变得强大，自1990年以来，其年经济增长率接近10%，而发达国家只有2。5%。同时又使自己成为一个大的贸易国。中国受益于贸易顺差。 2002年以后，美元对欧元的比价下跌了35%，中国的汇率基本上没有动，既引起全球的关注，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现行的汇率制度可以说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谓单一的，就是所有种类国际经济交易的货币兑换都使用同一汇率，不管是贸易项目，还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都使用同一汇率。也不存在平衡的外汇市场，黑市交易也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影响非常小；中央银行作为宏观调控机构，通过适时的外汇干预调控市场汇率，并不直接面向市场微观主体；在外汇市场上，汇率形成机制由三部分组成：企业结汇制、银行外汇结算头寸限额制和中央银行外汇干预三个环节构成。为了实现稳定汇率、保证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目标，中央银行是外汇供差额的最后承担者。当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时，中央银行买进差额部分使外汇市场恢复平衡；当外汇市场供给小于需求时，中央银行弥补差额使外汇市场恢复平衡。中央银行成为外汇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并且是被动地进行交易，同时使增加外汇储备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在通常情况下，外汇波动造成的损失企业1没有承担。1998年，基础货币通过外汇占款的投放量已经与通过再贷款的投放量持平。从而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既不能充分反市场供求状况，也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削弱了使汇率成为有效发挥市场信息和经济杠杆作用。同时因为我们实行的是固定钉住美元政策；外汇的买卖价差一直低于0。5%。1994年1月1日美元兑8。7元人民币，到2004年底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年均升值不到0。5%，并且都是人民币升值和美元相对贬值。一方面反映这阶段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长期稳定，实现了：稳定汇率，保护出口竞争力，维护国内生产的稳定；但并没有充分反映中、美两国这阶段经济实际变化。

改革的目标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它包括：实现真正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汇率形成机制；更具灵活性的汇率；从放松外汇管制，逐步实行自愿结汇到进入外汇市场采取市商制度；同时创造条件逐步改变盯住美元的方式。按照当前的中国体制无论是扩大人民币浮动空间，结售汇制改革，外汇市场的改革，主要矛盾都集中在银行，因此当前，一切的一切是银行改革首当其冲；同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规范管理资本流入，有序引导资本流出，建立科学可控的资本双向流动机制，为早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创造条件。美国国会提出的六个月的改革期限简直是天方夜谈。

外汇管理局付局长魏本华在24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亚洲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分会上说：很多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动与不动。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政府承诺给外资银行广阔的市场，允许外资银行做人民币业务，而中国的银行也要与外国银行进行竞争。“如何提高中国银行的效率，提高公司治理能力，是当务之急。”

他又说：“中国银行和外资企业在基本汇率制度下操作了多年，如果换了浮动汇率环境，他们要面临很多新问题。如何规避风险，需要一批金融人才和法律人才，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很薄弱，需要进行制度建设。”此外，魏本华说，在开放的汇率制度下，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外汇市场，而中国在衍生产品、外汇工具方面仍不丰富，其成熟发展尚需时间。实行汇率制度改变，需要有达到一定开放程度的账户。在一个非常浮动的汇率制度下，要关闭资本账户是不可能的。开放的资本账户至少需要43项货币业务，中国只有10项货币业务是基本开放的。资本账户开放在工业化国家都是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的。在目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原因并不正确，草率进行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好事。威胁中国可能自食其果。”

银行改革、汇率制度改革、外汇市场改革以及企业有关业务培训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时间。草率进行人民币升值是行不通的，以此来威胁中国，只能是自食其果！

（2005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