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增长至上"或"增长优先"到"发展目标社会化"，从"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综合发展"的演进历程。作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的标志性著作，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新发展观》[1]一书中提出，要把为一切人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发展的尺度和发展目的。他强调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种关注中心由客体移向主体，标志着发展观上的一个质的转变。从经济学角度看，佩鲁的发展观与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是把经济发展作为发展观的全部，导致了对GDP的崇拜和迷信，GDP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它计算的是从事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增加值，至于生产效益如何，产品能否销出去，报废、积压、损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产品增长是多少，是体现不出来的。因此，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具有以下缺陷：不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反映价值的判断；不衡量收入分配的分化；不反映社会的保障的需求。

针对传统发展观的以上缺陷，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纷纷探索合理的发展指标。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1）日本政府1973年提出的净国民福利指标，主张列出水、空气、垃圾等环境污染的每项污染可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必须将其改善经费作为成本从中扣除。按此方法，当时日本的增长率就不再是8．5%，而是5．8%。（2）美国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1989年提出的衡量国家进步的指标，如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财富分配在公平的标准之外，必须被扣分；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等；严谨地区分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与效益，例如医疗支出、超时工作是社会成本，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等。（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标，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对人类带来的福利、效益会逐渐递减，打破了传统的“所得越高就越幸福”的观念。这项人力发展指标还包括三项变数：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同时强调人力开发是一项重要的人类发展指标等。（4）联合国环境署1995年进一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以上发展观的统合。从特征上讲，科学发展观在突出以人为本的同时，强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可以理解为发展在内容上的统筹性，就是要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协调”，可以理解为发展在空间上的统筹性，就是关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国内与国外各个空间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而不是各自为阵，相互抵触；“可持续”，可以理解为发展在时间上的统筹性，就是既考虑当前发展需要，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的扬弃，也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产物。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浦再明的观点较具启发性[2]。他认为，需要从系统、动力、功能、空间、目的，这五个方面来理解科学发展观。从系统范畴考虑，科学发展观是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制度”五个部分在内的一种整体和系统的发展观。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诸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应该在“经济、社会、生态、空间、制度”构成的系统的整体联系中加以把握。同时，必须强调，制度不仅是系统内生的，而且在诸要素之中是占支配地位的。从动力范畴考虑，科学发展观是更加注重创新、注重持续创新的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观。人类社会的历史，说到底是一部创新发展的历史。从功能范畴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注重全方位开放的发展观。只有开放，发展（系统）才能有序，发展这个系统才能有生命力。从空间范畴来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注重空间结构优化、注重非均衡整体协调的发展观。从系统效率角度看，中国这么大，我们的发展不能“平铺直叙”，应注重空间的发展和优化。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那种静态均衡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必须彻底打破。从目的范畴看，科学发展观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最终也应该是一种更加注重人力资源开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观。

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问题的本质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的问题”，此一命题乍看之下极其基本，然稍做深思却发现其不易解答。生存问题之涵盖面既广且深，提供相关答案的工作需要更为精确深入之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配合，如此的工作性质自是超越经济学者的负荷范围，但就这些问题的本质而言，其中却存有经济学者必须戮力思索与分析的部分。审思经济学的本质与核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探究经济成长的课题显得十分重要。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但当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制度就会转化为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一个常量，因而制度效率具有明显的时效性。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转向以要素供给增长为特征的新的增长模式。以要素供给为动力的经济增长虽然在短期内效果显著，但存在非持续性和不稳定的特征。而本世纪头20年，我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这需要一种可预期、低成本、低风险、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而建立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基础之上的结构性增长，正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这也正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考察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当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时，其经济发展将步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一方面，这一增长期将出现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非均衡结构问题，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的库兹涅茨曲线，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将主要以环境恶化为代价。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正处在这一通道的“爬坡”阶段。由于我国经济核算属于典型的“分母经济”，资源问题十分严重，实现一种全面、协调合可持续的发展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在这个阶段，要求生产要素配置由低效率产业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效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结构调整必须趋向优化升级，而结构效率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

结构性增长的效率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效率；二是空间结构优化产生的效率。　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调整和升级能力，是衡量其经济活力与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按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为16%、第二产业为50%、第三产业为34%。按照同样口径计算，目前全世界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5%，第二产业占32%，第三产业占63%。在全球已经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大趋势下，将资源配置在投资少、附加值和就业率比较高的服务业，可以获取长期、低成本的结构效率和持续的结构性增长。可以预测，我国第一产业二、三十年内其比重可能降至10%以内。第二产业比重国际上一般占到一半左右就到了顶点，我国目前占到一半以上，预测不会再上升，今后在GDP中的比重有望下降至40%左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还比较落后，其从业人员在整个就业人员中占28%，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4%，发达国家这两个数字分别为60%－75%和70%－80%。因此，我国第三产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应达到50－60%左右。[3]

空间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表明，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地区间发展差距过大会引发扩散型的马太效应，导致国民经济的空间结构失衡。由于区域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许多国家都采取非常积极的政策，试图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一些市场经济国家，都有针对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特别的开发计划和开发基金，如欧盟的结构调整基金就是针对欧盟成员国落后地区的特别开发基金，目的就是协调区域之间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我国政府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先后提出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目标就在于在新的发展阶段中逐步实现地区发展空间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经济总量看，我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50%提高到了2003年的59%，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5%和16.5%；从人均GDP看，东部地区人均GDP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进一步提高,由1980年的高34%，提高到2002年的53%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进一步扩大,由1980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8%和70%，下降为2002年的70%和59%。尽管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中都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但我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仍然存在较大的调整空间。由于发展战略的问题，地区差距首先是政策倾斜的结果，其次才表现为资源禀赋的差别。从国际背景看，在20世纪世界各国人均收入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据IMF经济学家Nicholas Grafts（2000）统计，1913年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美元值（PPP）的相对差异系数为0.455，到1995年为0.451，基本没有多少变化，绝对差距（用标准差衡量）由1993年的1382美元扩大为1995年的6420美元。其中，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发达国家、领先国（指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不断缩小，但中国内部30个省市自治区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和人类发展指标的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4]胡鞍钢曾经将我国的这种地区性结构差异描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5]我国地区差距扩大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条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地区非均衡发展正在由一个促进发展的条件转向阻碍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地区分权日益明显，地方利益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地区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市场分割严重，地方政府对市场监管成为市场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导致要素流动困难，资源地区内配置低效。从资源禀赋来看，东部地区在技术、制度、人才、投资环境方面占有优势，市场化程度较高；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在资源、土地和劳动力方面具有优势，加快市场一体化改革，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中空间结构的优化将利于解决我国地区差距的矛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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