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特区人

历史的遗产

翻开泛黄的书页，海南留给后人的遗产并不丰富。
在办大特区以前，海南岛是一个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80%以上的落后的农村社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600多万人口中竟有100多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海南曾经是一个十分封闭的社会。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外部世界对这里的影响一般很难深入，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以致这里的农业化、封建化的进程异常缓慢，在漫长的时期中，海南岛基本上都处于荒昧状态，荒昧中为数不多的先民们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那时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战国顾名思义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可能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啪哒、啪哒，掉了几千年。一直到民国初年、五指山腹地设立行政建制时，这里才最终有了农业文明。而在解放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南被国家当作橡胶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基地，进行着封闭式的开发，再加上海南是海防前线，因而很少有人能亲身接触她、认识她，大多数人关于海南的知识，不过是地理书上那点简短的介绍，或者是通过《红色娘子军》、《南海哨兵》等电影，才知道中国有个海南岛，海南岛上有座五指山，有条万泉河，有着迷人的南海风光。一直到建省办特区的前夕，海南仍可以说是“养在深闺人未知”。海南岛本地居民除了早期漂流南洋或世界其他地方谋求生路外，一般人不轻易到岛外走一走、看一看。
海南曾经是一个工业化程度十分低的社会。在解放初期（1952年），全岛1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才刚刚达356户，号称“海南38户大型工业企业”的私人企业，1952年的总产值仅仅11万元。1953年翻了一番，也不过23万元，平均每户不足6053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家对海南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国防建设和原料生产上，对工业的投资很少，因而工业的发展仍然缓慢。到建省初的1988年，海南拥有的工业企业才1075家，并且规模都不大，在一千多家企业中，大型企业只有十家，并且产值都只有亿元左右，其余全为中小型企业。全省工业产值不过24亿元，产品只有糖、罐头、橡胶轮胎、木材、原盐、铁矿石等较为有名，轻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3.63%。工业在全省的地位也很低，比重很小，工业总产值在社会生产总值中只占26.37%。总体而言，海南的工业化程度大约只相当于全国50年代初的水平。
这里是一个城市化水平甚低的社会。全省没有一个象样的城市，海口人口也就20多万，全省城市人口包括小城镇在内，总共才70～80万人。
这里也是一个长期由少数民族占主体的社会。在海南过去的人口结构中，黎苗等少数民族一直占有很重的比例。海南的气候条件炎热，最能适应这里的生存条件的是黎苗同胞，但他们长期生活在深山丛林之中，过的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生活，农业生产水平非常落后。汉族农民虽有强大的传统农业开发能力，但其战胜热带疾病和台风的能力较弱，愿意在这里扎根也能在这里扎根下来的不多，直到隋朝时期，海南岛的汉族移民总数从未超过2万人。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不多的外来人又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当然过后还会有人前来征服，但要在海南安安静静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害怕的原因据说是水土不服，地气有毒，容易染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黎苗同胞都是海南岛的主体居民。彻底改变这种情况是五六十年代海南农垦的建立。海南农垦不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海南的农业结构，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海南的人口结构，在建省办大特区前夕，海南农垦系统人口已达百万，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6。1968年，曾经有三十多万红卫兵、知识青年渡过了琼州海峡，其人数高于上个世纪美国开拓阿拉斯加的“淘金热”。三十万知青到海南，本该拉开近代海南开发沸腾的帷幕。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幕关闭得太早了。三十万知青在数年后竟然几乎全部又渡过海峡大返城。海南，终于没有挽留住这一支生气勃勃的知识大军。
海南独特的地理环境、人口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时决定了海南的社会文化。海南没有大陆那么深厚的文化基础，历史上也没有多少值得后人夸耀的成就，唯一的例外是出了邱浚和海瑞这两位幼年丧父的同村名人，还有诸如“洗夫人”、黄道婆这类神奇的女性。因而海南人总缺少那么一点自信，当然，这也使得他们对外来的文化没有那么强烈的排斥，至于接受不接受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历史文化的缘故，人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简单、质朴成为大多数人的个性特征。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人们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并不是太困难──这里既饿不死人也冻不死人，再加上外来的冲击较少，缺少与之比较的对象，于是人们的进取和开拓意识也就不那么强烈。大多数外来人对海南本土居民的普遍印象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只有一些妇人在干活，田野里很少看到年轻力壮的男人，而在一些山区，男人们大半时间都在山里转悠，通常是肩扛一把猎枪，腰上别着一把砍刀，浑身透着一股野性。疾病、台风的频繁，使他们对自然界的神秘力量充满了敬畏，因而他们相信神灵并敬仰之。
这一切使得海南在国内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仍然有些波澜不兴。当大陆农村的联产承包搞了十多年之后，这里还有相当多的农村地区保持着大集体的生产方式，乡镇企业很少出现，整个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十分的缓慢。
没有人才、缺少人才是海南办大特区以前最突出的问题。“来到海南，深感这里人才奇缺”，那些从大陆来海南的有志之士发出感叹。1988年，全海南岛高级工程师、副教授以上的高科技人才仅107人。让外面的人感到奇怪的是，海南人对人才似乎并不在乎。于是，在海南，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另一方面却留不住人才。从建国到办大特区，全岛培养和分配来海南的大学毕业生共11万人，最后只余下4000人左右。
中央在海南选择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政府不再事无巨细地包揽一切，而是把大量的职能交还给社会。海南所要建立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劳动者个人享有择业和迁移的自由，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在这里平等竞争、优胜劣汰。对于还处在改革初期的中国，海南所拥有的这两点足以让当时的国人所羡慕。海南，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十分封闭的地方，突然间走向了开放，并且成为了全中国最为开放的地区，带着一种狂热而来的大陆人与原本质朴安份的海南人将在这里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未知世界，其中的矛盾与戏剧性无疑是值得玩味的。

所谓的“大陆人”

海南人习惯把从大陆来的不会说海南话的人称之为“大陆人”，所谓的“大陆人”其实就是涌向海南的一批又一批开拓者。一旦根植于海南，也就不再具有“大陆人”这个概念。
海南建省办大特区的消息一出，大量的人才便向海南涌来，“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句话是对当时各路人马奔向海南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号称十万，其实，当时到海南去的人远远超过十万，仅海南省负责人才引进的机构──海南省人才交流中心库存的人才档案就有十八万之多。凡是亲身经历过“十万人才下海南”的人，都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一时间，全国各地的专业技术人才铺天盖地而来，海南即将建省而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的消息传出后的两个月内，光是自费来海南要求安排工作的就有3。5万人，其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的人决心很大，甚至变卖了全部家产，夫妻孩子一起来到海南。多数人经济并不宽裕，自费来海南，车船、食宿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人为了省一点钱，背着干粮、咸菜充饥。在第一批到海南的人中，后来谈起他们当时的感受时，无不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海南对人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最初是妩媚的景观、清新的空气，接着就是五彩缤纷的梦想、传奇式的生活，以及紧张而又自由的气氛。这块土地以少有的宽宏大量迎接并容纳各式各样的人物，观念和行为，即使是某些与众不同的所谓‘怪人’也能够得到充分的认可，乃至于尊重。这一点极为可贵。海南特区好就好在，它允许人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它既能造就和容纳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人生，也能培养和修炼飘逸纯净、安祥舒展的人生。只要你觉得合适，那谁也别想改变你。就这样，一个色彩斑澜的多元世界得以形成。”
在到海南的数十万人当中，其实什么人都有，包括一些能干和不能干的人，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中学生，有工厂的工人，有学校的教师，有各种专业技术人才，有来自党政部门的干部。他们或是因为不满足于平静的生活想到海南换一种活法，或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现状来海南寻求实惠，总之，他们都是来海南寻求机会的。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充满自信。他们深信自己是有能力的，能够出手为云，把有限的机会变成无限的财富。在他们的眼里，没有谁能比他强多少，没有自己做不到的事。他们来海南就是要做自己想做而过去的环境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或者是别人不愿做的事。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辞了公职后来海南的，大多数人来的时候手里才几百块钱，连买一张回程票的钱都不够──他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想着要回去。由于他们可以说一无所有──除了自认为有一身本事外，所以他们无所顾忌，具有很强的冒险精神，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愿意一试，决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他们拒绝别人的或制度的束缚，也不相信什么权威，在他们的心里更没有什么现成的条条框框。他们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而对其产生嫉妒，更不会因此而有自卑之心。他们认为别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别人敢做，是因为别人勤奋，还因为别人的运气好，并不是因为别人的能力比自己强，自己虽然暂时没有成功，那是因为自己的运气还没有到，这只是暂时的，自己总有一天能够达到别人今天的成就，甚至更好。他们相信命运，但又不甘心被命运左右。“我知道我爱这个岛是因为这岛上洋溢着明朗的自由的气息；同时，也因为这岛上的生存竞争那样的缺少安全和慰藉”。宥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绝大多数只能选择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么多的人要进入那么少的一点国有企事业单位，还要进入本来就是全国最小的“小政府”，其困难可想而知，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为幸运儿，找到工作，大部分人因失望而被迫离开。
然而，很多人还是坚持了下来，今天活跃在海南乃至全国各地的一大批企业家、政府官员，当年都是拎着一只皮箱过海的“人才”。当时，只有一少部分人进入了政府机构，当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为海南各项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或者谋得了高位，独霸一方。他们年轻，精力过人，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方面没有或很少条条框框，再加上他们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因而他们制定出了很多大胆的改革措施。不过，真正使这些被“一个浪头推上中国最南部的岛屿”的弄潮儿，最终成为海南开发建设主体的是企业中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上了“办公司”、“到公司”去这条路，尽管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的，但“想当老板”的人也不少。一部分人开始自办公司，其中相当多的是既无钱又无几个人的“皮包公司”。二三个可能是素不相识的人往那儿一凑，很可能就要诞生一个新的公司，以致后来有“一个椰子掉下来砸了三个老板”的说法。没有钱不要紧，关键是要开动脑筋，机会有的是。“我刚上岛时，就碰上炒橡胶，接着就是炒彩电、炒汽车，直到炒股票、炒楼房，加上拉广告、拉赞助、要提成，5年来各种热潮此起彼伏，从未断过”。这样的感慨是许多海南人的真实生活写照。建省5年后，尽管海南开始萧条，但机会和题材还是被不断的挖掘，搞传销，拉存款，跑贷款。没有钱也能找到钱，没有钱可以先从不要本钱的事开始干。公司办起来了，每天都有数十个新的公司诞生，最多时，每天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公司达到三百家，以致在海南，刻制公章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行业。有的公司一二年就变成了大公司，当然，也有刚开张几天就宣布散伙的公司，但总的说来，公司是越办越多，越办越大，公司成为海南大特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些人终于圆了老板梦，一些人还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名老板，一些人做了几天老板后又变成了打工仔，还有一些人一边做老板一边做打工仔。在公司的名下，在老板们的手下，呵护着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白领阶层。这些公司的“司龄”都很小，但雄心都很大，公司的结构都很小，但项目都很宏伟。由于钱赚的容易，这些公司开始连篇累牍地用整版整版的广告宣传自己，大肆表白自己的实力，新能源公司为这些公司最早托起了一轮太阳，之后国邦公司又为这些公司精心编制了一篇“CI”手册，百余家股份公司更是用各自“卓然不群”的徽标构起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些“慷慨”的公司为所有的传媒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可观的利润，而所有的传媒自然也就成为了公司的“喉舌”。这些公司对政府以及对社会的“慈善”事业也表现出少有的慷慨，这使它们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公司终于成了全海南的中心话题和关注的焦点，并最终占据了大特区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位置。
然而，这些弄潮儿大多并没有成为好的企业家，他们也不大可能成为好的企业家。他们的投机性太强了。冒险与投机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冒险者云集的地方必然会充满着投机的行为。来海南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循规蹈矩和安份守纪之人，都有着很强的赌性，当他们看准了机会后就会义无反顾的去投注。在那段时间里，新项目奠基剪彩的消息不断传来，新楼发售广告充斥各种传媒，股份公司的内部股一发行便以数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被转炒，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和个人加入投机炒作的行业，短期行为的盛行培育了民间的投机心态，许多人不愿脚踏实地投资创办实业，而是企盼通过投机一夜暴富。在海南，一旦有某类事情被人尝试是有利可图的，其余的人就会蜂涌而上，当所有的人都涌来、市场被严重透支，从事这个行当已无利可图后，大家又很快会移情别恋把目光转向新的行业。大特区这个每天都在变化着的处女地有着无尽的诱惑，这使他们很难静下心去专注于某个事业，而是不停的去捕捉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海南，没有几个人真正想着搞投资，大多数人都是抱着投机的心理来做事。当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炒”──一个投机色彩很浓的字，炒房、炒地、炒股票、炒大哥大，一切都被拿来“炒”了，就连农业也被用来做为投机的道具。一些公司和个人以农业开发为幌子，大肆圈占土地，然后进行炒作，一些公司以搞农业为由，去套取国家的贷款，等到贷款到手后，他们甚至不会拿出一分钱搞农业。所以，当房地产泡沫消失后，人们发现，真正从事实业投资的公司少之又少，大多数公司将办公室的门一关就可以轻轻松松地离开，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投机性太强的结果便是，大多数公司都缺少稳固的根基和明确的奋斗目标，一场小小的风雨就会让企业倒下,当普照在大特区的阳光被阴云笼罩的时候，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选择了逃避。
他们也太稚嫩了。那时海南的企业界，浮现在表面的大多是一些对基本经济规律和投资理论一窍不通的人，而且受教育程度越低，其拥有的公司越大，财富越多，在最拨尖的一批企业中，没有几个老板可以谈得上是“儒商”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他们太年轻，有朝气有热情但没有搞企业的经验，他们可能有别人所没有的闯劲，但他们短浅的阅历使他们的开拓精神有余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不够准确，也很难跳出小环境看得更高或更远一些，面对迅速膨胀的企业更是没有驾驭的能力。在狂热的年代和高速发展的时候，他们心醉神迷，忘乎所以，全然没有考虑到经济这个玩艺既有着一定的规律，又充满了无穷的变数，于是在经济的天空真的出现乌云的时候，他们往往束手无策，毫无力挽狂澜的魄力与能力，坐等公司破产和倒闭。他们是一群虽有现代意识又带着浓厚传统的人。一方面，他们拥有现代商人所必需的进取、开拓和创新精神以及追求财富的本能和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浓厚的小富即安、贪图享受的本性。于是，在海南，一些人发了财之后便将钱带回内地，去过舒服日子了；一些人虽然还在拚命的追求财富，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享受，别墅、汽车、女人、赌场、豪华宾馆挥金如土的奢侈生活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没有道德的束缚，尽情的享受所谓的快乐人生，最后是，信念没有了，奋斗精神大不如从前，心智也衰退了。这不仅仅是这些人的悲哀，也是海南的悲哀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人们最终都会因此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市场经济是残酷的，在商海中游泳不进则退，当大多数都沉醉在享计中的时候，这个社会也就不再有活力了。
大特区人最与众不同之处恐怕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与行为。在海南，金钱一度几乎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人人都习惯于用占有金钱的多少来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人人也都争着用他所拥有的钞票来衡量自我的价值。在这个金钱第一、人人都向财富表示敬意的“大特区”，拚命赚钱与拚命花钱成为人们最基本的行为方式，而这必然带来奢华的消费时尚。暴发户们把进行高额消费作为自己经济实力的一种暗示手段，办公室被装潢得富丽堂皇，一张办公桌可能就值几十多万，买一辆小汽车甚至花去几百万圆，买一部手机或电话吉祥号码就甩出几十万，许多人日消费十万八万更不新鲜。在海口的大街小巷，各种豪华的、清一色的进口小汽车争相斗艳，除了出租车之外，几乎看不到国产车的踪迹，就是象奥迪这样的国产名车也难得找到几辆。“海口真是令人惊叹，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奔驰车”不少国内外客人被海口街头的这种色彩所困惑。海口，这座昔日的小渔巷，仿佛一夜间就变成了现代气息浓厚的商业之都，规模宏大的豪华百货大厦矗起来了，各种高档商品充斥着货架，极品XO的销量急骤增长，各种名牌服装和名贵手饰常常被抢购一空，这些急骤的变化在人们惊叹之余又很快习以为常。在龙昆南路、南宝路，以中国城、海龙王为代表的众多夜总会里，一队队着比基尼的青春女子正在进行诱人的表演，而在大街小巷公开或隐蔽的美容院与发廊里，性感女郎不停地向路人招手致意。有钱人在疯狂消费，负债累累几乎要破产的人也不会改变挥金如土的本性，生活窘迫、手头不宽裕的一般打工阶层更不甘落后，发誓此生也要拥有别墅和奔驰。
大家都去追求物质的享受，不再有人能够安静下来，也没有几个人能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在海南，文化成为最不受重视的东西。一位作家写到：“这生活剧烈的节奏和多变的面容，尤其是那巨大的压力，深埋我的心里。……你会发现，如果你把读书和写作视为生存的目的，那么，至少在海南岛，你的生存将只是一种悲哀。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像我们一位朋友说的那样──期待着上帝偷偷送点钱给你。因为你选择了贫穷，尤其选择了苍白。……你会发现，生活的花朵是包裹了一切的，你无法改变随波逐流的现实，要么你投入其中，杀出一条路径；要么你闭上眼睛，无视生活的丰富和无情”。大多数所谓文化人丢掉了“文人“最后的一点“自尊”，围在老板们左右，给他们当吹鼓手，终日搜肠刮肚，然后得那么一点小实惠。在海南，最不值钱的也是所谓的文化人，在别人面前，你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说你是文化人。在海南，大家都知道，记者不过是“拉广告的”一个比较好听的幌子，作家在老板面前也不过是一个高级乞丐。在“十万人才”当中，有相当一批很有成就的文化人，如莫应丰、韩少功、蒋子丹、晓剑等，八十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的“湘军”有一半都被吸引到了海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才华横溢的文化人到了海南之后，面对海南汹涌的开发热潮和剧变的社会现实，大多都选择了沉默，并没有拿出反映这种社会生活本质的东西，更不用说具有轰动效应的“作品”了。是海南的水土不养“文”，还是海南的水土太养人？反正，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流传的文字。这在今天回眸那段历史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浮躁的“海南人”

这一次，给海南当地社会特别是当地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
在号称全国最大经济特区的海南，人的定位本来是十分清楚的，即一切有才干的人都能恰如其分地找到用武之地，用自己的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前程，从而打破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传统。这是现代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是海南改革开放的初衷。可事物的发展与当初的想象之间，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时岛内相当多一批行政官员──显然大多数是本地人，是抱着“水涨船高、官升一品”的期望，来欢迎“建省”的。因此，尽管在中央的拍板下，海南最终选择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省一级只设26个职能部门（中央是80多个）。但是，海南的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不仅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传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更强化了这种观念，把“传统”恢复和发扬得淋漓尽致。没有多久，“小政府、大社会”所压缩精简的机构很快陆续恢复，而在县一级，海南“小政府”的改革自始至终就没有进行过，因为阻力实在太大。虽然在海南有不少政府官员已转轨下海，但捧铁饭碗的干部反而增多，而且随着建省而自然升级，升官的意识在这经济大特区里形成了一种与经济环境很不协调的高调，权力意识和官本位思想得到了强化，社会期盼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权力经济”。由于海南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为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比一般地区更好的机会，因而“权力经济”在这里比在内地更肆无忌惮。如炒地炒得白热化时，在土地供给的一级市场上，权钱交易几乎是公开的。不少手握实权的人和房地产公司串通一气，以极其低廉的象征性价格大批圈占土地，然后转手获取暴利。在权力的上层，来自大陆的人占了多数，他们负责制定大政方针，而在权力的底层和中层，则是本地人的天下，他们都是政策的执行者。于是，矛盾出现了，而且还很难调和。大陆人思路敏捷，眼界开阔，但往往自视清高，不把本地人放在眼里。而本地人由于多年的封闭，在现有基层甚至中层领导中，嫉贤妒能的现象的确大量存在，当然，在有的时候，他们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胆。结果是大家之间谁也不买谁的帐，好的政策与发展的思路总是难以得到执行和贯彻，变成纸上谈兵。海南在政治制度即权力构造上的改革虽然并不彻底，人员构成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地方，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它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在海南这个小小的社会当中，政府的权威不再是那么的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不再害怕政府。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海南当地人的态度和行为是多样性的。海口后来还有三亚附近的农村，由于天时地利的原因，按当地老百姓的说法是由于菩萨的保佑。他们敬菩萨敬得好，使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和长年荒芜的沙丘一夜之间披上了金色的彩带，价值轮番上涨。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发了财，成为了百万富翁。他们之中有头脑的人，将这笔钱用来开公司，投资实业，一些人因为有了这些不菲的原始积累，又熟悉环境，更依托强大的关系网，后来终于成为了海南有名的企业家。但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几个人。大多数人并没有将得到的巨额补偿再拿出去投资，而是过着坐吃山空的悠闲生活，在没有地种、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他们迷恋上了奢华的生活，迷恋上了赌博，赌得热火朝天，赌得天浑地暗。在海南，每天都会听说因赌博而导致人才两空的故事。有钱的大老板在豪赌，一掷千金往往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没有钱的人也在赌，大街小巷彩票摊点多如牛毛。海南人好赌并非与生俱来，是从天而降突如其来的财富诱发了他们的赌性，但是，这种赌性却很可能从此将永远伴随着海南人。
大多数的农民在机会面前却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市场没有做出合理的反映。据统计，在海口工地工作一天，收入为20～30元，相当于大陆和海南贫困农村日收入的7～8倍。海口等城市劳动市场带来的这些收入，每日每时都在流向大陆农村。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吃在家里、睡在家里的海南农民，却没有人肯外出去干活，而是白白将致富的机会让给了从四川等外地来的农民。这些外省的农民辞亲远游、不远千里，还经常为了节省开支而风餐露宿，却以其无与伦比的敬业精神，牢牢地占领了这些艰苦的劳动岗位，一些人因此而摆脱了贫困。而在海南，几十万农民却仍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海南广袤的农村是美丽的，从南太平洋吹来的湿润的海风滋润着这块土地，温暖的气候，明媚的阳光，丰富的物产，使这里的农民无须付出太多的努力就可以生存下去，于是，他们没有赚钱的强烈冲动，得过且过，随遇而安。

颠狂的彩民

对于大多数的海南人来说，上天并没有赐予他们好运气，但大特区流传着的关于人们是如何暴富的故事，每天都在产生的富翁以及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强烈的刺激着他们。于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再甘于贫困，他们也想着发财，不过，他们整天想着的是发非分之财。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无论在大街小巷还是在田间地头，到处都可见到一堆堆手持彩票的男女，他们都在谈论彩票，都在做着一个同样的彩票发财梦，彩票成为许多海南人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海南，大多数人都是彩票迷，在家谈彩票，在单位想彩票，在茶馆里商量彩票，大街上最为热闹的地方通常是买卖彩票的地方。在海南，彩票的买卖是一道对当地人来说要比椰风海韵迷人得多的风景。在城市，在乡村，人最多、最热闹的地方必定也是买卖彩票的摊点。到处都在流传着某某又中了头奖之类的故事。城市人买彩票，农民也买彩票，连学生在课堂上也能算出如何进行彩票号码的排列组合。工薪阶层将工资的1/3拿来买了彩票，一些并不富裕的农民为了买彩票，不惜节衣缩食，花去一年大部分的劳动所得去从事博彩活动，有的人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产。他们相信，在中与不中之间有着一定的规律，因此，研究这种规律便成为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他们印制了研究这种规律的简报，上班研究，下了班还要研究，乐此不疲。由于人们对彩票的热情实在太高，政府公开发行的彩票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众多的地下彩票脱颖而出。海南的私彩现象可以说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特色”。在高利润和高额奖的刺激下，这股私彩风在海南越刮越猛，甚至还蔓延到广东的徐闻、湛江一带。在私彩最盛的时期，全省各地同期销售私彩的摊点达2万多家，以每摊一期销售2000元计，一期私彩的总销售额达4亿元左右。于是，从印刷、供应、销售博彩报刊、图表、“内部密码”，到讲彩经的“法师”和预测的“神仙”，海南私彩发行销售已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供、销一条龙”。
为了吸引更多的彩迷，私彩老板绞尽脑汁，耍尽花招，除抬高奖金额外，还编印大量的博彩图表、报刊及“密笈”等等。这些非法印刷品传递所谓的内部信息，提供密码数字，并绘制形形色色的点图，迷惑了不少彩迷，为私彩的泛滥推波助澜。据有关部门统计，海南市面上曾经出现的各类彩票报刊达多达50多种，每期的发行总数超过30万份。海口汽车东站旁的一条小街是这些非法印刷品的集散地，每周二晚8时，来自岛内外的报贩便到此批发红、白、蓝、绿各种版本的彩迷报、图表。这些报刊内容玄虚、图像复杂，不少版本充满算卜、预测、鬼神显灵、古人托梦等迷信色彩。海口的东西湖畔又是彩迷最集中的地方，几乎每天都有成群的彩迷在此聚集磋商，他们有的三五成群围蹲猜码，有的聚精会神地听“大师”讲解，还不时在自己买来的彩报上画圈作标记，彩迷们谈论的“除头去尾”、“大配小”、“兄弟数”、“主攻××”，全是外行听来一头雾水的“阴阳术语”。
许多人觉得搞彩票有利可图，抱着赌一把的心理私印彩票，因为不用担心彩票卖不出去，弄得好一次就能赚好几万。彩票也给少部分人带来了意外的财富，但多数人并不走运，社会因此多了不安定的因素，一些人于是铤而走险，干上了敲诈、抢劫、贩毒吸毒的勾当。一些人无所不为，逐渐形成了一股黑势力。海南省政府多次采取措施打击“私彩”，然而“私彩”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最火爆的时候，一个私彩销售点一期能卖8000甚至上万元，最少的也能卖出2000—5000元，一个摊点连续几期没被打中，私彩老板便赚饱了。正因为有利可图，许多私彩老板不惜铤而走险，顶着政府的禁令非法经营。一些地区甚至被一小撮私彩老板垄断，形成了庞大的销售网络。有的私彩老板，一期便控制上千个摊点，并将这些摊点层层承包下去。从大老板到小老板，一个“金字塔”就有五六层之多。而且，经过多年的“磨练”，这些老板“作战”经验已相当丰富。明的不行就来暗的，闹市不行就进小巷，县城不行就转到乡镇，公开不行就电话认购。
一些市县和部门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放纵私彩的发行。对私彩采取“以罚代没”，罚款理所当然全归入地方。一些部门甚至以“地方财政开支紧张，单位发不出工资，职工生活困难”等为借口，采取“收费放行”的做法，为私彩大开绿灯。无形中，这些地方、部门成了私彩老板的“保护伞”，使许多本该属于社会的公益奖金流入了地方小金库。
私彩高额奖金诱人，人人都有发财梦，花钱赌博当然希望奖金越多越好。私彩老板打出的头奖有的12000元、15000元，文昌甚至还出现过一注头奖22000元，除奖金高外，买私奖不仅领奖方便，还可以逃税。
显然，彩票已成为海南人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实，海南最初只有公共福利彩票和公共建设彩票，而把六合彩引入海南的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白小姐，这位神秘的女人凭着非凡的本领将这颗毒瘤带到了海南。从此，海南像是中了邪毒一样，许多人因而日日夜夜发着毒疯。是白小姐把人们投机的或者急切的发财梦推向了高峰，然后抽走了阶梯，把几百万颠狂的彩民孤独的困在了永远不能不来的高峰上。具有讽剌意味的是最先在海南公开发行的两种公彩，却一败涂地。等到政府恍然大悟，国务院一纸禁令关了白小姐的六合彩，海南大大小小的私彩老板都冒了出来，与政府发行的公彩唱起了对台戏。

沉寂与失落

今天，特区热已大大的消褪，海南不再象过去那么有吸引力了，大多数人在提到海南时已没有往日的激动。海南正在被遗忘。当初满怀激情、抛妻离子而来特区的大陆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拎着满满的钱袋或怀着重重的失落走了，那些不能走的不想走的留了下来。在留下的那些人当中，还有多少保持着当初的热情呢？恐怕不会太多，大多数人已对海南不再抱大的指望，在经历数年的风雨洗礼后变得安静和现实一些了。
尽管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采取了许多措施，大特区还是留不住人才。
建省初期海南大学引进的叶舒宪教授，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现在已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师范学院的杨春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现已调到厦门大学；原海南知青、海师培养的陈剑晖教授，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现已调到华南师范大学。据统计，现在调进海南的高层次人才中，绝大多数来自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而来自发达地区重点科研单位的则屈指可数。
人才难留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特区越来越冷清了，连出台的优惠政策也得不到落实。优惠政策规定引进优秀人才住房补助10万元，这笔钱省财政不拨款，而多数单位的住房公益金又有限。海南大学早在前几年就花光了住房公益金，无法兑现引进人才的住房补助，结果大大地挫伤了人才来琼的积极性，也限制了急需引进人才单位的积极性。政策规定留学生的子女可以自由择校，“破常规”办理，但教育部门不认帐、不配合。留德回国人员李华，分配在省林业局，子女选择海口市第25小学上学，屡遭拒绝。后经省人事部门多次出面交涉，择校费讨价还价，由1万元，至8000元，至3000元，最后交了2000元。而一个包工头只找财政局长写个字条，子女到重点小学的择校费分文未交。
海南迄今没有设立政府人才发展资金（基金），而山东、福建、天津、陕西、河北、湖北，甚至连经济欠发达的宁夏、内蒙等省、市、区都设立了人才发展资金（基金），每年由政府财政专项划拨100—500万元用于引进人才、奖励人才、科研启动费和生活补贴。宁夏引进的博士生导师，每月补贴1000元，提供不少于150平方米的住房、30万元科研经费。广西对引进的博导，每人每年也拨给不低于10万元的科研经费，每引进一位院士或著名教授，省财政给予100万元作为科研启动和生活补助经费。湖北省政府每年拨出200万元作为培养高层次人才专项资助经费。当初这些省市向海南学习取经，如今他们不仅落实了优惠政策，而且政策优惠还远远超过了海南。当初制定优惠政策的官员说，选择单位公益金作住房补助，是迫不得已的办法。文件初稿原定由财政出钱，后通不过，都被财政部门用红笔划掉了。这位起草者说：“我就不信，省财政每年连200万元都出不起！”
前些年，海大引进了一批人才，花了300多万元，为解决经费问题，海大收了少量高价调剂生，这种做法内地普遍流行，在海南却成了“违规操作，腐败之源”，结果收上来的400万元费用被“收支两条线”政策给全部收走，没有一分钱返还。
海南大特区的优势弱化，对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减弱。改革开放政策已由沿海地区向内地延伸扩大，虽然海南经济保持一定发展势头，但与其他经济特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许多优惠政策不再显眼，海南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建省伊始，海南没有优惠政策，却有数十万人才过海南；如今，深圳、北京的人才政策并不比海南优惠，人们仍蜂拥而去。
尽管政府一直在为创造一流的人才环境进行不懈的努力，但是，有些单位某些领导，特别是基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才观念不强，不尊重人才、不培养人才、不爱惜人才，甚至对人才妒忌、压制、刁难，制造复杂的人际关系，迫使一些人才愤然离去。朱某为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经严格考试后被美国航空管理学院录取自费进修学习一年，他向单位提出签定协议，保证进修期满后回来继续为本单位服务。单位不同意，非要他办理辞职、退出劳动保障、退出住房公积金、档案转移等脱离本单位的手续。朱某伤心地说：“我是大特区热退烧的时候来的，我爱这片热土，但单位非把我赶走不可，真叫人心寒” ！
海南经济陷入低谷，束缚了社会文化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科技开发、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发展缓慢，科研和学术氛围不浓，缺乏人才的载体和高级人才的支撑平台，使在海南的高级人才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引进的博士和硕士生导师因为缺乏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而深感失落，尤其是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不满现状的情绪更加强烈，公开批语海南“不是做学问的地方” 。海师的陈剑晖教授、喻大翔博士等国内著名青年专家所以离开海南，就是因为海师没有硕士点，结果被内地名校挖走。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女博士刘艳玲就业难的问题，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在海南居然找不到一份工作。清华大学汽车制造专业毕业的一位海南籍学生，几经周折，才谋到一份乡镇农贸市场收费的差事，他将处境告诉了母校，一位副校长专门求见了当时的省委书记阮崇武，委婉地说如果这样怠慢清华的毕业生，清华日后将停招海南生源。
海南许多企业不景气，就业岗位少，下岗职工多，企业负担重，无法接收毕业生。全省的事业单位受编制控制，难于接收毕业生。行政单位从毕业生中公开招考公务员的数量有限，大学毕业生就业渠道越来越窄。为了生活，下岗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大批的大学毕业生只好到外省去打工，大特区流失的不仅仅是人才，还有人心。
很少有人对大特区人的个性和生存哲学加以描述和总结。大特区人是什么样的？大特区人向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海南对于隔海相望的大陆又有什么独特的意义？海南究竟会按什么样的模式发展下去？没有人去思考，没有人能够回答。大批来海南的过客对海南和大特区的评价往往也跟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差不多。而对于海南的历史，人们知之甚少，正是这个缺乏历史文化氛围的岛屿却又偏偏肩负起现代化的重任，肩负起中国对外开放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神圣使命，这对于海南对于大特区人真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也注定海南在建省办大特区这十年要经历太多的风雨。

二、沙滩上起高楼
阴差阳错

 无论是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组，在其关于海南的开发战略中，都没有给海南的房地产业留下什么位置。在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历时两年（1986.3-1988.5）所完成的《海南岛综合开发计划调查》中，专家们认为：“在开发的前期，农业将在带动整个经济方面起很大作用”，要“使农业成为提供开发资金和获得外汇的最主要部门”，然后，“通过振兴工业、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使偏向农业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提出的是，海南在开发的起步期的主要工作是，“抓好农业生产和现有企业的改造；抓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引进‘三来一补’，办一批内联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只是在最后才附带提到“在国家支援下，通过拍卖土地等方式积累资金”。后来的情形使这些专家们大跌眼镜，因为海南的资本原始积累靠的既不是农业，也不是什么“三来一补”的工业，而是谁也不曾预料到的房地产业。
 其实，在建省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使投资者感兴趣的并不是房地产，而是农业和工业。几乎是处女地的海南岛，到处是未经开发或是没有进行很好开发的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难设想，在这块充满阳光的土地上，一定能长出丰硕的果实，中央给予海南的“特殊优惠政策”，从表面上看来，让投资者在这里从事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甚至要比在广东实惠得多，这让投资者激动不已。当时，中央给予海南的“特殊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海南岛内的企业出口产品和从事其它经济活动取得的外汇收入，均可保留现汇，并可以在海南岛或境内其它地区的外汇调剂市场调剂外汇余缺，平衡收支；境外投资者从在海南岛投资举办的企业获得的利润，可以从企业的外汇存款帐户自由汇往境外，境内投资者汇往境内其它地区的利润，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10年内不再补缴所得税；海南岛内的企业进口本企业建设和生产所必须的机器设备、原材料、交通工具和其它物料，以及办公用品，均免征关税、产品税或增值税；对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免征出口关税，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少数产品外，退还已征的产品税或增值税；海南实行低赋税政策，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所得，均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根据行业特点给予不同的减免期；外国人到海南洽谈投资、贸易，进行经济技术交流、探亲、旅游，可实行落地签证。
 “中国最大的特区”、“特殊优惠政策”、“最佳的投资环境”等等，这些频繁出现于新闻媒体的醒目字眼强烈吸引和打动着国内外的投资者。美国一家报纸得悉海南的优惠政策后评论说：“如能够认真兑现的话，确实是破天荒的最特别的政策”。泰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目前是到中国投资的大好时机，而投资最理想的地方是海南岛”。于是，数以千计的外商涌向海南岛进行投资考察，有的很快决定在海南岛投资建厂办企业，他们携带巨资来到海南，立志要在这个全中国最特最大的特区干一番事业出来。泰国正大集团几乎是在海南宣布建省的同一天便来到海南，并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正大集团将在海南投资3亿美元，建设总面积达25万亩的大型养虾场。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形成12亿美元的产值，超过当年海南全省的工农业总产值。日本东洋水产株式会社也在同时宣布在海南独资兴建养虾和水产加工厂。而在建省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仅海口市便有三个大型的工业园、科技园破土动工。对于大多数投资者来说，工业项目是他们最初的选择，购买土地也仅仅是为了兴建工厂。
 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十万甚至更多的人到达海南时，他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找不到地方住。在1988年4月以前，海口还是一个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城市。市区只有几条狭窄弯曲的街道，两家百货店、几间招待所、数个小杂货店以及政府机关简陋的办公室。这些房屋一般只有二层或三层，其中很多还是二、三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的建筑，具有浓厚的南洋风格。当时最高的建筑是一座位于老城区的五层楼，从那里可以清晰看见琼州海峡上来往的船只。在来海南的人群之中，最多的是被内地的企业、省市机关、金融机构安排来设立分支机构、开公司的人员，也有少部分来自海外的商人。他们需要房子住，需要地方办公。由于商住楼太少，大部分机构、公司只好挤进招待所和居民房。在当时，60%以上的公司只能靠租房来办公，并且大多是简陋的民房，从而形成了一些公司村，如滨海新村、龙昆上村、龙舌坡等。有趣的情形是，一个不到200平米的小楼可能挂着几十块招牌，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也可能挂上几块公司的牌子。至于那些闻风而来海南寻找工作的人，大多数只好数人、数十人挤在狭小的民房里，有些不得不睡在大街上──海南炎热的气候使他们在室外露宿也不至于生病。一个不到三十万人口的小城，一下子要容纳六七十万人，那种窘境可想而知。于是，房子成为最紧缺的商品，房子的价格也跟着一路急剧上升，最高增幅达到100%甚至200%。
 由于现房奇缺，一些公司开始购买期房。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牵引，那些最初准备来海南办工厂和搞农业开发的投资者也转而投资房地产，而那些原本就是从事这一行的公司更是捷足先登。仅1988年一年，全省申请成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达204家，注册资金9.3亿元──这一数字在后来变得微不足道。这些公司大部分集中在海口，其他地方则很少或根本没有。毫无疑问，它们当中最为出名的是海口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海口工业开发建设公司、海南省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港澳实业公司、珠江实业公司、寰岛集团、新能源公司等。这些率先走上房地产开发之路的公司，很快就收到了丰厚的回报。

英雄本色

 新能源公司的经历看上去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陈宇光，是一个极富冒险精神的“闯海人”，当他听到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后，很快结束了在成都的生意，然后携带着变卖家产所得的几十万元直赴海南。他最初想做的并不是房地产而是贸易，但他很快就被海口的房地产供需现状所吸引了，并且很快就捕捉到了第一个机会。1989年2月，海口某家单位拟拿出位于市中心的一块土地，与人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消息传出后，开发商蜂涌而至。陈宇光以超人的胆略，向那家单位的负责人提出，用50万元购买这个项目的优先谈判权，期限为三天，如果三天内不能将第一批开发资金注入，这50万归土地拥有方无偿所有。就是这个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注定了新能源公司成功的基础。陈宇光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了合作者，一年后，一座具有哥特式风格顶上带着小红帽的建筑物矗立在海口市中心，房子甚至在刚动工时就已销售一空。这座建筑在随后的几年里一度是海口市的标志性建筑，新能源公司也从此开始了几年的辉煌时期。1991年，新能源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3月，新能源公司那个以太阳与人为主题的企业标志诞生，同时，一系列极富创意的形象广告也纷纷出现在海南的报纸上，“凝聚人人之光，托起生命辉煌”成为海南家喻户晓的广告词。1992年6月，新能源公司作为海南第一家上市公司在深圳上市，从此，“投资新能源，稳操胜券”响遍全国。
 与新能源公司不同，始创于1987年10月的海南珠江实业公司有着较好的背景，它依托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因而起点要高得多。作为海南房地产业的领头企业，珠江实业在滨海大道与龙昆北路交汇处──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沙滩，兴建了颇具规模的龙珠新城，包括一座集办公、商住、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大楼和多幢多层花园商住公寓。由于格调较高，这个小区备受购房者的青睐，房子价格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公司后来开发建设的珠江广场，以及三亚珠江花园酒店等，在海南一直有较好的口碑。公司于1992年初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并于当年在深圳上市交易，成为海南的第二家上市公司。据统计，海南珠江实业公司在海南开发建成的商品房面积接近200万平方米，在海南众多的房地产公司中雄居榜首。
 在谈到海南的房地产业时，有一家公司不能不提，这就是海南寰岛集团。就在椰林水庄、龙珠新城等炒得最为火爆的时候，一项十分庞大的房地产开发计划正在悄悄的筹划和运作之中，这就是位于海口市北边、占地6.5平方公里的海甸岛东部开发区，主持这个开发区的便是海南寰岛集团。1988年的时候，海甸岛还是一个十分荒芜的地方。一条污浊的小溪将其与中心市区分隔，只靠一座小桥与市区联通。除了西部靠近桥的地方有少量人口居住外，东部基本上无人居住，只有在靠近溪边的地方住着一些靠下海捕渔为生的渔民。1988年，寰岛集团经海口市政府批准，成为海甸岛东部开发区最主要的发展商。按照市政府的意见，海甸岛的开发将本着“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原则进行。在几年的时间里，寰岛集团共投入了近6亿元的资金，用于该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由海甸岛通往海口市区的长600多米、宽25米的和平大桥，并完成了共计23公里长的市政干线公路，从而大大改善了该地区的交通问题。同时，还完成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输变电系统，打出了五眼高质量的水井，开通了2000门程控电话，建成了海南省第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安装了燃气管道。优越的地理位置、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优美的环境，使海甸岛成为了海口市最有竞争力的开发热点。到1992年底时，该地区报建面积就达到了150万平方米。五星级的寰岛酒店、银谷苑（由8幢17-22层的高级公寓组成）以及众多的别墅群，均成为海南房地产的代表之作。

疯狂老鼠

 虽然炒卖土地并不是海南的首创，但由于这种方式在当时的海南，可以说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是投资者获得高回报的最佳途径，从而大行其道。作为一项吸引投资者的举措，政府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大量批租出去，然后拿土地的出让金投资于基础设施。由于政府在批租土地时毫无节制，以及各地为吸引投资者竞相压低地价，以致大批土地落入企业或个人手里，这些企业一手进一手出，从炒买炒卖中牟取暴利，其结果是政府应得的收入大量流失，而真正的投资者却苦于无地开发或被迫受让高价土地。
 尽管当时也有人为海南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情形担忧，政府有关部门对海南土地市场的混乱状况有所警惕，并召开了一次包括国家土地管理局在内的多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希望遏制这种漫无节制的状况。但大多数人却满怀信心，他们相信这个地方很快就会超过国内其它的城市，甚至是深圳。在这种乐观的情形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将资金投向了房地产。然而，仅仅在一年后，国内就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加上经济上推行治理整顿，收紧银根，投资者几乎对海南失去信心。海南的房地产第一次走入低谷，房价大幅回落，商品房的空置率一度达到80%。
 在经历了令人沮丧的短暂的萧条之后，投资者开始重新思考海南的前途，大部分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从盲目投资转向寻找适合在海南发展的行业。随着海南投资环境的逐步改善，尤其是海口几个开发区建设条件日趋完善，到1991年上半年时，海南的房地产又呈现出微升的势头，1990、1991两年，全省房地产投资额分别为7.8亿元和17.53亿元。
    海南房地产真正的高潮，是出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洋浦开发之后，省会海口、旅游城市三亚和洋浦周边地区均成为投资开发的热点地区。在1991年底至1992年初，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约只有372家，注册资金13亿多元，1992年底便迅速增加到1000多家，注册资金达到40亿元，1993年4月，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数量又猛增到1500余家。1992年，海南的商品房竣工面积为100万平方米，报建面积400万平方米，仅海口市的金融贸易区、海甸岛东部开发区、金盘工业开发区、港澳国际工业开发区等，投入的资金便达20多亿元，开发土地8500亩。
 房地产极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许多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机会诱使众多的投机商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刮起凶猛的炒风。许多炒家囤积居奇，使房地产呈卖方市场的假象特征，人为造成供求关系紧张，推动价格迅猛上涨。海南的房地产自1991年下半年开始攀升至1992年12月时，平均涨幅为200%。1991年海口市房价在1200-1700元/平方米之间。进入1992年特别是春节以后，房价直线上涨，1至4月平均涨幅在40%，5月份暴涨，6月份达到顶峰。别墅每平方米最高售价达8888元，公寓7200元，写字楼最高达10000港元。在1992年上半年，不论投资商推出什么样的房屋，也不论是期房还是现房，都可以出手，投资回报率可达100-250%。全年来看，海口市好地段的房屋销售率达100%，差的地段也超过80%，很多地方还出现了排队购房的景象。当时市场上流行的一则故事很好的说明了那种情形。一个从外地来海口打工的农民，因身无分文每天晚上只好睡在大街上。有一天，他偶然睡在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大门口。早上醒来一看，身后排着长长的一溜人。一打听，这些人原来都是来购房的。当这个民工拿起自己的几件破衣服准备离开时，从队伍的后面跑出几个人，提出要购买他的位置。最后，这个民工拿到了“从天上掉下来”的7万块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这种神话般的故事在海南流传着。不仅仅是听说，就连本人也亲眼目睹，现在大名鼎鼎的刘波也是九十年代初来到海南。他在特区报呆了几个月，觉得实在看不到什么希望，便从海南消失了，记得那是90年底。然而，到了92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又现身海口。这时候的他，已在椰林水庄拥有一幢豪华别墅，客厅里的摆放着庞大的雅马哈钢琴，听说价值50多万。他发财的秘密听起来其实很简单：起初从内地银行贷款几十万，于是用这笔钱去公关，贷到了更多的钱。当他揣着几千万元贷款来到海南，只炒了几个回合的房地产，就拥有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财富。后来他在北京价值几千万元的豪华院落里，他坦然地告诉我：我应该感谢海南，是海南给了他这样的机会，给了他财富以及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个过程如此简单快捷，他真的恍如梦中。
 参与房地产的公司和个人越来越多。进入房地产的公司大约分为三类：一类是自己投资开发经营的；一类是无房地产开发经营权，参与炒房的；再一类是无房地产开发经营权，通过参股、投资等行为参与房地产开发或参与“炒”房的。出自权威部门的统计分析表明，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海南7000多家公司中有近一半的公司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房地产市场活动。参与房地产市场活动的个人也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房地产公司的职员，他们利用自己熟悉本行业以及消息灵通的优势，进行房地产的炒作，有的炒的甚至就是本公司的房子或土地；一类是专门从事房地产中介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购房（地）者和卖房（地）者寻求最有利的商机，从中收取一定的佣金；还有一类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或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帮那些房地产公司批地批项目、搞报建，并从中收取不菲的好处。这么多的公司和个人介入，使得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一片混乱。有的公司只付少量的订金，便拿着有关土地或项目的批文找买主，辗转下来，到真正的开发商手里时可能已经是第五个第六个主了，而土地的价格也可能是最初的好几倍。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的公司好不容易抢到一个项目，结果发现那块地却是当初自己卖出去的。
 海南省政府当时的一份土地报告指出：海南的土地供给，特别是城市内和近邻的土地，以及某些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土地（如海滩、热带作物高产区等）已处于高度紧缺的状态。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海口、三亚等城市的土地近乎圈光，政府手中所能控制的土地所剩无几。
 当时，各种渠道都流传着炒地赚大钱的信息。圈地、炒地意识已经渗透到各种职业各色人等。为了弄到“人情地”、“关系地”，无论公司还是“空手道”的炒家，都不择手段，高额的回扣已成为人人皆知的秘密。
 这种愈演愈烈的“圈地热”、“炒地热”，造成对土地管理一种失控状态，也使一些地价信息失真，使人们难以把握整个土地市场的地价水平及发展趋势。
 大量的级差地租在“圈”、“炒”中流入公司和炒家们的腰包。有人估计，海南那几年批租土地给圈地者，损失至少在几百亿。 
 随着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大量资金和人员的流入给海南创造了无限商机。1989年，海南物业公司获得了望海楼旁一块空地的建设权，并在那里建起了后来非常出名的DC商业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将房地产开发与商业相结合的例子，并因此对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商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由于土地地理位置甚佳，在这里投资搞商业显然是最佳也是唯一的选择。因此，投资者的最终目的也是准备在这里建设一个高水准的大型商业项目。当时，公司刚刚起步，资金并不丰厚，根本无建设大型项目的能力，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大型的商业项目，从最初的建设到建成开业，最起码也需要两年的时间。而当时的海南，由于人口急剧增加特别是有钱人越来越多，急需理想的商业购物场所，以便为他们提供高档消费品。于是，公司决定先在这块土地上建设一个临时性的商业设施，运作一段时间后再改建。很快，一个只有一层、设施也十分简陋的商业设施便出现在海口街头，里面被分成若干面积大体相等的单元出租给个体户。结果，公司只是投了几百万，而每年的租金收入高达千万元。利用这个项目的收入和所有权，海南物业得以实施更多更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四年后，海南物业终于有能力实施其将该块土地建设成为一个集商业、酒店、写字楼于一体的庞大计划。DC商业城于1994年推倒重建。新的DC商业城于1996年建成开业，包括一座高七层的商业大楼及两幢高28层的酒店和写字楼。受海南物业公司的启发，后来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尤其是那些实力较弱的开发商，将商业铺面的开发作为积累资本和发财的捷径，以致商业铺面的开发和炒作，成为了海南房地产开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更多的则是将商业用房与写字楼结合在一起。
 没有人否定报纸在海南的房地产开发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在1989年上半年以前，报纸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业和农业的，有关新产品推销的广告和有关工业项目招商的信息占据了报纸的所有广告版面。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广告的比重渐渐多了起来。房地产开发商们发现，他们的广告一经刊出，既使是很差地段的房子也能立即出手，而且往往是房子的第一根桩还没有打下去，房子就被疯狂的购房者抢购一空。于是，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成为他们搞房地产开发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且是房子还没动，广告便先行在前。这样，报纸也就越办越厚，越办越多，《海南日报》版面最多的时候曾达到80多个版，而在最高潮时，海南的报纸多达50多份，中央一些大报也纷纷为海南的房地产开发商开辟专版。报纸既然有如此的威力，多花一点钱做广告就在所不惜，《海南日报》在版面安排最紧张的时候，一个版面要价高达20多万元。这样高的要价，一般的工厂是承受不起的。因而有几年，在海南的报纸上满眼都只看到卖房的广告，很难看得见其它的内容。另一种很重要的广告形式是路边的招牌广告和宣传画册。巨大的广告牌上，一座座匠心独居的大楼、花苑向路人招手致意。而制作和发布这样一个招牌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元。那些印制精美的画册更让印刷厂赚了大钱。据保守的估计，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海南的广告公司多达3000家，这些广告公司一般只有几个人，就是大一点的广告公司也不过二三十人。由于办广告公司不需要太多的设备，只需一部电话、一二个设计人员、数个业务员就行，因而成为那些既没有关系又缺少资金投资房地产的人所从事的最好的行当。房地产开发商为广告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广告公司也为房地产开发公司策划、制作出一个个杰作，不断的掀起海南房地产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随着房地产热的兴起，海南的饮食娱乐业也变得十分的兴旺。将生意拿到酒楼和夜总会去谈，可能是海南房地产业的一大特色，而这又刺激了海南饮食娱乐业的发展。大把大把的赚钱，大把大把的花钱，成为海南那些快速富起来的老板们的生活方式。于是，为满足这种需要，各种酒楼、夜总会纷纷粉墨登场，有时候，一天就有好几家开业，并且是一个比一个豪华。东方娱乐城、南庄酒店、海龙王、海都等几十家酒楼夜总会仿佛在一夜之间便冒了出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地方便停满了各种豪华的小车，去得稍晚一点根本就订不到包厢。在这里，人们为刚刚赚了大钱而庆祝，或者为刚刚谈妥的一笔生意而举杯，或者为下一个项目寻找资金而宴请，或者为使项目得到批准而公关，或者为即将开始动工的项目而祈祷。

曾经沧海
 
 然而，好景不长。1993年4月，椰子节和建省五周年庆典过后，随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施行，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形势由高温转入低温，再次进入调整期。5月至6月，市场清淡，炒风不烈，许多炒家因对后续资金的担心而罢手。期房开始供大于求，交易量急剧下降，但市场报价基本上还算稳定，没有出现明显的回落迹象。7月，中央发布6号文件，整顿金融秩序，调控力度加强，房地产市场由低温转冷淡，炒房风完全停止，市场交投不活跃，交易量继续下降，商品房报价与成交价已普遍下跌，下滑幅度在10-20%之间。土地价格在5、6月份一直上扬，与普遍下跌的房价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进入7月份也开始下降。投资者信心普遍受挫，市场人心惶惶。不过，大多数人还是相信，这一次就象1989年时一样，调整只是短暂的，一年、最多两年就会过去。1993年上半年商品房销售额与1992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6%。因市场萧条，期房难销，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始寻求新的销售方式，如保值销售法、抽奖销售法、配股销售法、自我按揭法等。这些方式并没有能使销售情况发生实质变化，倒是市场上刮起的“微利房”风，给海南房地产市场带来了一次小小的高潮。
 1993年9月，也就是中央发布6号文件之后不到二个月，海南省房地产交易服务中心组织了一次促销活动，参加这次房地产促销活动的是港苑等几家并不怎么出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同以往的房地产销售不同的是，主办者声称，此次推出的商品房，发展商只取微利，其销售利润不超过20%，在15%-20%之间。相对于房地产高峰时期的房子价格，此次联合推出的商品房价格的确普遍要低一些，上丹花苑的起价为2250元/平米，友利园大厦为2800元/平米，其它的也在3000元/平米左右。此次销售活动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上丹花苑几乎立即就销售一空，其它房产也都被售出去大半。这次活动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主办者第一次推出了“微利房”的概念，并且选择了一个适当的时机，主办者是聪明的，更是识时务的。事实上，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的“微利房”并不是微利的，开发商只是通过降低房子的建筑及装修标准而使房子的价格降了下来，开发商的利润仍维持在50%以上。在这之后，不少开发商也打着“微利”的幌子推销其房屋，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他们的价格仍然偏高。直到1994年上半年，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商仍然认为，海南的房地产只是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这个因素的影响，市场疲软只是暂时的，最多两年的时间就会过去，因而他们还是抱着消极等待的心态，不肯将房子或项目轻易出手。不过，他们也开始调整放盘速度、工程速度来改变市场的供应量。一些发展商由于领略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其投资行为出现了产业多元化、地区多元化的倾向。省里的干部、学者专家及其它社会人士偶尔在报纸上也发发议论，说什么房地产形势很快就会逆转之类的励志义之语。然而，几年过去了，海南的房地产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有更加恶化的趋势。
 琼能源、琼珠江、琼金盘、港澳实业是海南的四家地产类上市公司，大多是在开发海南的大背景下进行房地产投资的。这四家公司昔日都曾辉煌过，在1993年，这四家公司几乎每一家都称得上是绩优公司。其中，琼珠江每股收益更达到1.2元。然而，到了1994年，琼能源便开始出现亏损，从1995开始，更是齐齐报了亏。港澳实业1993、1994年在海南投资了大量房地产，主要集中在海口、三亚两地，投资额达2-3亿元，这部分投资随着海南形势趋淡成了套牢一族。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谋求房地产业内部消化无效果之后，公司通过重组确立以石油化工产业为主业，以房地产为辅的发展战略。但一年运作下来，作为主业的石化产业仍不突出，作为辅业的房地产反而占压了总资产的42.6%，存货仍高达3.15亿元。公司还在为确立什么样的主业而困惑。琼珠江的有关负责人说，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项目结构调整问题，一个是市场问题。琼珠江以前的房地产项目多为高层豪华住宅，通过多种努力现在已消化得差不多了，今后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向普通住宅方向发展。普通住宅是微利项目，必须靠规模才能有利润。但是，海南的情况与别的城市有所不同，存量住宅未消化完，后续外来人口又不足，大规模的普通住宅开发出来后，市场将难以承受。为此，琼珠江开始在省外寻找市场，在上海开发珠江玫瑰花园，同时在广州等地寻找项目。琼金盘早在1995年前就着手产业结构调整，将投资由房地产向工业转移。投资的两个主要工业项目矿泉水和地砖，近来两个项目的产量和产值都有较大增长，但由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萧条， 地砖厂反而亏损，1998年上半年亏损便达1229万元。矿泉水厂作为海南省同行业中少数盈利的企业之一也仅盈利125万元，对于公司而言可谓杯水车薪。目前，琼金盘工业产值已占到公司总产值的60%。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迫于当前海南房地产业的形势，公司还会进一步加大工业产值的比重，但对于发展工业项目持谨慎态度，关键还是效益问题。海南的工业项目亏损居多，这也是海南地产公司实施产业转移面临的一大问题。琼能源历经多年亏损之后于1998年7月换了大股东。海南润达实业公司入主该公司后，关于公司今后的发展尚未作出公开表态。重压之下的海南地产上市公司虽左冲右突仍未实现有效的突破，企业在作出努力的同时正迫切希望得到政策的支持。琼金盘现在的贷款余额高达4个多亿，差不多都处在超期阶段，且贷款利率很高。国家经过四次调息后，同期利率已从14%多下降到5%左右，但琼金盘的超期贷款利率不能随之下调，企业负担十分沉重。象琼金盘的这种情况，海南大多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存在。当初，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搞项目，几年过去了，贷款本息一天天增加，而房子的价格却每天都在下降。有的房子，如果加上这些年的利息，其成本可能已达7000多元/平米，而现在的市场价可能就2000元/平米不到。上市公司本身是一个稀缺资源，而上市公司都是如此艰难，其它房地产开发公司自然就不用说了。
 就在房地产开发商自谋出路的时候，政府也在积极出招，希望能够救活海南的房地产业。一是响应国家“大力建设安居工程”的号召，推出了大量的福利房、解困房、经济实用房等各种政府优惠房，希望以此抑制过高的房价；二是为了吸引投资者，一些市县开始大幅降低地价，向投资者提供廉价土地，希望以此激活房地产市场；三是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引导房地产开发商进行投资转移，对投资旅游业、农业及工业的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这几项举措中，只有第三项对房地产业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而前两项举动却对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海南房地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大量低档房和低价土地的涌出造成房地产供求新的不平衡，并加剧了原来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另一方面，在政策优惠房与原来的存量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竞争，妨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

覆水难收

 房地产热给海南留下了什么呢？据一份资料反映，到1997年底，全省投入到房地产开发方面的资金大约在800亿（官方的统计为525亿元），商品房开发建设规模达3669万平方米，竣工面积1686万平方米，在建144万平方米，停建或报建未开工的面积分别为1135万平方米和704万平方米。到1997年底，仅海口市的空置房和停建工程（不包括已报建但尚未开工的房产项目）就有5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拥有30万人口的一个中等城市。而这也就意味着，既使海口市再增加30-40万人口，也不用再上新的房地产项目。由于许多房地产企业对房地产投资缺少市场预测，盲目上项目并追求高额利润，致使房地产投资结构很不合理。一些物业的类型投资过多，供应过剩，另一些物业类型投资不足，市场上供不应求。据有关部门统计，高级公寓、写字楼、酒店和别墅在全部房地产项目中所占的比例达80%，而中低档住宅却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一方面是大量房屋被长期空置无人居住，成为所谓的幽灵楼，另一方面却是很多人居无住所。
    在房地产高潮中，由于土地供应缺少计划，土地批租总量过大，批租量与项目不相衔接，规划落后于批地。不少开发商取得土地后，资金与项目不落实，不思开发，只想方设法将土地转让出去，从中赚取巨额利润，以致存在大片土地长期撂荒现象。由于大部分批租的土地是协议出让，因此土地价格极为混乱，不可避免存在“人情地”、“关系地”，这样使大量政府应得的收入落入开发商及某些个人的腰包。
 在房地产热潮中，市场需求旺盛，什么类型的房屋都可以售出，往往是房子一推出就被抢购一空。开发商受巨大利润诱惑，往往急于求成，不顾及建筑物的质量，对建筑物的设计创意与风格也很少注意。一方面，大多数房子非常的粗制滥造，布局不合理，并且经常是水不通、电不通，一遇稍大一点的风雨便渗漏不止，购房者住进去后叫苦不迭；另一方面，不少开发商只注重自身追求利润而置城市建设的社会、环境效益于不顾，在取得土地以后，违反控制指标和用地性质，多建少报，建了不报，违章建设，从而使不少新区或新建筑物存在老区的毛病，表现为建筑密度过大，绿化面积、公共休闲用地太少，街道狭窄，缺少停车位等，再加上大多数项目从立项到建筑设计、施工过程历时短暂，许多开发商盲目模仿别人，从物业类型选择到方案设计都照搬，以致城市建筑缺少特色，影响城市面貌。海口金融贸易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占地4.1平方公里（包括1.9平方公里的填海地）的开发区，按照规划和时代潮流应该是海口市最具现代感（富有特色的建筑、有大型的广场和绿地、交通等公共设施超前）的地方。然而，人们很快便发现，这个房地产投资最多的地方不仅建筑千篇一律，毫无特色，而且几乎没有绿化，交通拥挤，车位不足，其它公共设施也不健全，还没有完全建成就已落伍，并且是永远都无法改变，成为建筑史上的一个败笔。不少中央领导在参观了海南之后都大摇其头：“盖的房子不合理，标准低，使用价值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根本就不能住人。”
 国民经济各行业之间都有一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虽不是固定的，但也不能超过其弹性范围，超过弹性范围便会形成泡沫经济。海南房地产业的发展有一个致命性的缺陷，即缺少有效产业的支持。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房地产业都是与其他产业的发展相依存的。如台湾房地产依托工业制造业起步，香港则依托发达的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深圳开始也是依托工业。海南国民经济诸产业中，除金融、旅游业较活跃外，其它产业当时都很薄弱，尤其以工业腿短。海南的房地产热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预期之上的：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实行国内最优惠的政策，因此，海南一定能够获得大的发展并最终成为国内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对大特区未来的这种憧憬和期待，形成了一种虚拟的市场需求，一部分投机性比较强的人趁机借题发挥，携巨资“炒作”，使海南的房地产市场在一段时间里形成实际上的供求失衡。这种情形与当年荷兰对郁金香的炒作一个样。既无坚实的实业基础，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无其它产业的跟进发展，孤军深入的房地产业最终难以为继。这种泡沫经济已给今天的海南留下许多严重的“后遗症”。
 各路资金都往房地产业集中，其它产业无人投资，一些原本投资于工业农业的企业也因房地产巨大的利益诱惑，转而投资于房地产，从而导致其它产业严重萎缩，或根本就不曾发展。如果当初投资于房地产上面的资金，有三分之一能够投向农业、海洋产业的话，海南今天的局面可能会大不一样。当投资者终于清醒过来，想到其它产业投资时，手中已经非常拮据，再也没有投资能力，因为所有的资金都沉淀在了房地产上面。虽然当初也有部分资金投向了工业，但这种投入其实是打上了很深的房地产开发烙印。在房地产开发热中，海南岛工业开发区搞了不少，可投资者的如意算盘却是这样拨打的：先把大片的土地圈下来，做点基础性工作即所谓的“三通一平”、“五通一平”，然后便是招商──或出售土地，这个时候的土地价格已很高，可能是当初从政府手里拿过来时候的十几倍，开发商的利润绝对不比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低；或建好厂房后出售厂房，这跟一般的房地产开发没有两样；或合资办厂，开发商出土地的价格自然不薄，合作者以现金和设备投资设厂。然而，不管什么方式，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后来的投资者也很会算帐，他们要么自己直接去找政府批地，要么就改变主意。可以这么说，由于资金过份集中于房地产业，从而使其它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抑制，这是房地产热带给海南的最大不幸。
 企业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正是企业的创造性劳动，才令那个地区的经济得以发展，社会得以进步，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如果一个地区的企业大多都不能正常运转，那么，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肯定毫无生气。在房地产热中，凡在海南的企业，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的参与了房地产的投资与投机。它们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做到了“见好就收”。有一部分企业本来在房地产高潮中陷得并不深，只是因为后来盲目“抄底”才彻底套牢。据统计，在海南的8000家企业当中，至少有5000家企业参与过房地产，而这5000家企业中大约只有几百家因为某些原因胜利大逃亡。大多数企业──它们是海南企业界的中坚力量，可谓是成在房地产，败也在房地产。那些基础差、自有资金不足的企业，在宏观调控一开始便受到了致命的冲击，很快就名存实亡，要么搬回到了内地。基础稍好一点的企业，包括众多的股份公司，支撑的时间稍长一些，但到了1996年、1997年也支撑不下去了。来自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信息表明，当年在房地产高潮中注册的企业，现在还存在的不足1/3，而这其中仍在正常运转的不到一半。就是那些现在还留存下来的企业，绝大多数也是负债累累，只是因为某些原因才没有走上破产这条不归路，起死回生的希望十分渺茫。一些企业虽然也曾试图走出困境，或转移投资方向，或进行资产重组，但成功者难得找到一个。企业的大面积死亡，使得海南经济的复苏成为一个十分慢长的过程，并且，海南的经济振兴，要指望这些“曾经沧海”的企业也是不可能的，只能寄希望于新的企业诞生。

一直被冷落的工业

    特区建立初期，正是广东等地“三资企业”、“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业发展最为兴旺的时期，很自然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之加工业，将海南建成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便成为海南最早的一个目标：“依托港口的优势，规划出数个大港口加工区，利用优良的港口条件和最优惠的政策条件，发展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工业及转口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
    就在建省的当年，众多的工业开发区被批准进行建设。1988年3月15日，港澳国际工业区在海口举行了简短的奠基仪式。这个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占地4500亩的工业区，是海南省第一个成片开发的工业区，被规划为重点兴办轻工、纺织、塑料、电子、食品等工业。几天后，海南科技工业园的筹建工作也开始了。按照规划，科技工业园占地面积为1平方公里，园内将集中创建一批生物工程、光电子、新能源、精密机械、微电子、新型材料、海洋工程等科技先导型企业，成为海南的硅谷。3月25日，又一个工业开发区──海口金盘工业区鸣锣开张。开发区计划面向国际市场，建成轻型、新型、外向型结构的加工工业区，为“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以及国内企业搞深加工增值出口提供服务。在海南，到底一共有多少个＂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我们不得而知，光是那些有一定名气的我们就可以数出十来个：在海口有金盘工业开发区、港澳国际工业园、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海口保税区、海南扶贫工业园等数个工业区，在海口市以外有著名的洋浦开发区，有老城工业开发区、桂林洋开发区、清澜开发区、八所开发区等。
    这些开发区无一例外的都是采取了这样的模式：先从政府那里以极低的价格取得土地，接着便是进行规划、平整土地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包括电、路、水、通讯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五通一平”、“七通一平”，在有一些开发区，负责工业区建设的投资者还在工业区内建起了厂房、宿舍区及一些配套设施。这些投资者希望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这些土地，让有志于工业开发的投资者在这里投资办厂。然而，进入工业区的投资者并不多，一些投资者往往是自己再去从政府那里获取土地，去搞自己的开发区或工厂，更多的人却是为房地产的暴利所吸引，大搞房地产，对投资办厂不屑一顾，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海南搞工业的条件不理想，因而不愿投资于工业。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这样：这些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没有搞起来，看上去冷冷清清，
    有些所谓的高科技工业园甚至变成了“贵族学校”，其他的工业区虽矗起了不少高大漂亮的厂房，但现在真正被利用的却很少，大多数的厂房长期闲置着。
    但不管怎么说，1988年建省之后的十年，仍是海南工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20多亿增加到230多个亿，增长9倍多，平均每年增长26.1%，工业总产值也由20多亿增加到230多亿，增长近6倍。1997年，全省大型企业增加到25个，中型企业发展到80个，大中型企业资产总额为258.9亿元，产品销售收入105亿元。新建成的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大都是具有90年代新技术的行业，如油气化工、饮料食品、汽车制造、摩托车、化纤纺织、新型建材、新医药等。1997年，海南已拥有装机容量5万千瓦以上的电厂6 座，年产铁矿石400万吨的企业一个，年水泥生产能力在10万吨以上的建材企业4家，年产10万辆摩托车的企业2家，年产电视机10万台以上企业3家，年产汽车轮胎外胎10万条企业1家，年产化肥在12万吨以上企业1家，年产啤酒3万吨以上的企业有2家，年产软饮料在5万吨以上的企业有2家，年产食糖在1 万吨以上企业有17家。这表明海南的工业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些新兴工业开始成为海南工业的支柱，一批大型企业正在成长之中。
    建省办特区极大地刺激了海南建材工业的发展，如果说，海南建省十年来发展最快的是房地产业，那么，就工业而言，受益最大的当属建材工业。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建材工业吸引了大量资金，一时间出现了“大家办建材”的局面，到1997年时，海南已有建材工业企业近700家，其中包括一批具有经济规模的企业，如由台商投资2.5亿美元，年产180万吨水泥的海南华联水泥厂，年产水泥82万吨的昌江水泥厂，引进意大利90年代先进设备建成的金盘高级瓷砖厂，以及南光玻璃厂等。1996年，海南主要建材产品的产量分别为：水泥183万吨，墙地砖95.1万平方米，镀膜玻璃11.65万平方米。
    立足于海南独有的原料优势而发展起来的饮料食品工业在国内外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批国内外拥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如椰树、椰风、园之梦、力神、椰岛等。事实上，饮料食品工业已经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对推动和促进全省工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到1996年底止，海南有饮料食品工业加工企业362家，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食品饮料工业体系，拥有了几个有一定规模的大型企业，部分主要产品年加工能力达到相当规模，其中罐头40万吨，软饮料60万吨，酒类18万吨。全行业工业产值五六十亿元，其中，仅椰树集团和椰风集团的年产值就达到45亿元。
    海南的纺织工业大多是建省后发展起来的，相对于国内其它省市，具有技术高、产品先进的特点，拥有一批规模大、设备先进的大中型企业，其中包括年产7560吨的锦纶帘子布厂，年产6万吨的聚脂切片 厂，年产5000吨睛纶毛条、140万条睛纶拉舍尔毛毯项目，欣龙无纺布有限公司的水刺无纺布和热轧无纺布项目，以及琼海丝绸厂。到1996年底，全省独立核算纺织企业23家（不含服装企业），其中大型企业3家，中型企业3家，固定资产12. 56亿元，工业产值12.68亿元。值得一提的是，省政府有关部门对发展海南的纺织工业一直都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在全省仅有的三家工业类上市公司中，有两家便是纺织企业。
    汽车摩托车工业的发展也是比较快的，全省销售收入超亿元的企业有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15.80亿元）、嘉泰摩托车有限公司（3.49亿元）、海南汽车制造厂（3.28亿元）。新大洲公司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明星。该公司具有年产60万辆摩托车的能力，1997年生产了15万辆，出口量居全国同行业第五位，其经济效益也相当不错。
    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成为海南发展现代医药工业取之不尽的原料。到1996年，海南医药工业企业已由建省前的5家增至47家，产值10.08亿元，成为海南建省后发展最快的工业门类之一，比较有名的企业有“琼海药”、三叶制药厂、养生堂药业、海南制药厂、五指山制药厂等。
    虽然如此，仍不能改变海南“小小的工业”的局面。工业总量仍十分小，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14. 2%,人均工业总产值仅为全国平均数的1/3。199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为232.6亿元，不及全国工业强省──江苏省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比工业相对不发达的湖南省也落后一大截。工业结构仍不够合理，初加工或原产品比重大，资源的深加工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传统的工业如食糖、橡胶加工等正在加速衰退，而新兴工业也步履维艰。以制糖工业为例，全省制糖企业已从80年代的37家减少至目前的28家，就是这28家企业也有22家正处在亏损中，亏损总额达6765万元，利润总额则为负0.47亿元。海南省工业厅和国资局曾经提出了一份破产企业名录，将一些已连续多年亏损的工业企业按国家的有关政策实施破产，其中，以制糖、橡胶加工为主业的企业占到了三分之一。新兴的工业企业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大多数企业虽然投资不小，资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有，但经营状况却不佳。海南金轮帘子布厂投资12亿元，其设备全部从国外引进，属于建省之后海南的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省政府没少给支持。可是，企业投产没多久，便处于瘫痪状态，耗资数亿元的所谓先进设备成了一堆恼人的废铁。象金轮帘子布厂这样的企业，还有投资近2亿元的大华多媒体光盘、锦纶丝厂等。企业规模偏小仍是海南工业发展最头痛的问题之一。全省目前国有小企业共277家，这277家企业的总资产加起来才967942万元，总负债就有699419万元，资产负债率72.3%，资不抵债企业52家，1997年亏损的有182家，亏损面为65.7%，其中，87家为长期停产企业。企业规模小使得海南的工业产品在全国有竞争力的极少，市场占有率甚低，而岛内市场容量又十分有限，工业发展困难重重。                   

       特区中的特区

    洋浦就象是个永远兑不了现的诺言。
    早在1921年，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在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中，谈到了洋浦的开发问题。
    1987年以后，在所有关于大特区的新闻中，洋浦无疑是最大的新闻之一。作为国家批准的最大的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外向型工业区，洋浦一直被当作海南的希望所在，大特区人曾深深的为它激动过，也不只一次的失望过。
    洋浦开发与建设大特区几乎是被同时提到桌面上来的。由一家国外大财团进行大面积的承包，进行基础设施的系统开发，再由外商去招商引资，建设开发，取得综合补偿，这便是洋浦开发区的基本内涵。洋浦开发区是参照国际惯例来设计和运作的，但在80年代后期，这种作法却不能为国人所接受：不少人将“土地大面积承包给外商”与殖民时代丧权辱国的“租界”联系起来，甚至将两者划上等号，以致酿成“洋浦风波”。1989年1月，对“洋浦模式”抱有成见的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深圳大学校长的张维，受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的派遣，带一个五人小组到海南特区考察。1989年3月，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5日，会议进行最后一次大会发言。最后发言的张维代表代表年初到海南特区考察的全国政协5人小组，突然对“洋浦模式”发难。他慷慨激昂，将海南特区有偿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的商业行为与清朝廷在英国武力胁迫下割让香港的丧权辱国行为相提并论，指责海南特区让外商成片开发洋浦的做法是制造新的租界。“此举若成为事实，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新的国耻”！张维的几千字发言，成为大会发言的“压轴戏”，博得了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
    张维等代表提出的七条理由确实让人吃惊不小：
    1、满清政府丧权辱国记忆犹新，而今，港澳尚未收回，旧耻未雪，又添新耻，国人怎能容忍。
    2、南沙、西沙这样的岛荒土我们尚且寸土必争，为此牺牲了多少解放军官兵？海南却要把好好的洋浦港临近地区大片割让。
    3、租地者是长期统治过中国的日本人，租价又如此之低！
    4、洋浦港区，如果把港口、电厂等基础设施让给外国人投资开发，中国必将失去部分主权。
    5、外国人承包大片土地，很可能将污染性工业转嫁给海南。妓院、赌窟等精神污染也在所难免。
    6、租期长达七十年，七十年内他们可以大发其财，七十年后留给我们的可能就是一片废墟。
    7、我国经济在二、三十年内就会有新的飞跃，纵然国家现在无力开发，为何不能等些时候？
    与此同时，有人在政协委员中发起联名上书国务院，要求制止海南特区让外商成片承包开发洋浦的签名活动，结果有100多位政协委员签了名。
    张维等五人的这一炮，来得如此突然，还没等海南特区作出反应，“洋浦风波”迅速波及全国，并且在日本、美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有些学生竟喊出“反对卖国”、“还我海南，还我洋浦！”的口号。由于这种思潮不仅仅存在于学生之中，因此，“洋浦风波”的余波一直持续到1991年。
    洋浦不是说开发就开发的。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说：“没有甜头，外商是不会来的，任何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都想尽千方百计，如地价低，劳动力低廉，资源丰富，交通便利。这叫做蚂蚁政策，第一个蚂蚁尝到甜头，后面就会源源不断地跟来千万个蚂蚁”。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家是白痴，人家投入巨额资金当然要赚钱，不让人家赚钱的交易是不存在的。资金并非乱飞的苍蝇，当时李嘉诚就坦率地对许士杰说过：海南的投资环境不好，叫我投资，还不如叫我搞搞慈善事业。
    一直延续到1992年3月，国务院才批准《洋浦开发区意向书》，并规定，洋浦开发区将建成为以技术先进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相应发展的外向型工业区，着力发展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加工工业。从提出到正式批准，整整五年过去了，换言之，洋浦的开发被整整推迟了五年。又过了一年半，直到1993年9月，洋浦才正式“封关”。五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一个改革的年代，五年却意味着无数的机会与海南失之交臂。
    由于大特区建立之后的五年中，海南的经济建设走上了一条与当初的目标大相径庭之路——房地产畸形发展，其它产业无人问津。于是，海南省政府把洋浦作为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振兴工业的赌注押在了洋浦，他们希望洋浦能够托起海南工业的一片蓝天。
    但是，在房地产被炒得如日中天的海南，洋浦又怎么可能出“污泥而不染”呢？旨在“保证向工业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低地价优惠”从而吸引外商投资兴厂的洋浦工业开发区，差不多变成了一个房地产开发区，开发商拿着刚完成的规划图纸跑到香港招商去了。香港的报纸着实热闹了一阵，报纸说，公司在洋浦招商进展顺利，第一期土地已经预售完毕，第二期土地预售过半。以下的数字摘录于当时洋浦的地价出让表：商业用地每亩374万港元，住宅用地每亩181万港元，轻工业用地每亩65万港元，仓库用地每亩45万港元，重工业用地每亩143万港元。而在同期，海南其它地方的工业用地价格是：海口金盘工业开发区的工业用地为每亩16万元人民币，三亚的工业用地是每亩13万元人民币。洋浦高出海口和三亚十多倍，显然，洋浦的现实情况与“以低地价吸引外资投资设厂”的出发点是相违背的。
    在洋浦已经出让的土地中，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商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工业用地极少。这也难怪，那么高的地价谁也不敢在这里办厂，谁也不会有兴趣在这里投资设厂。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洋浦的土地大多数实际上是被国内的投资者买走的，真正的外资没几家。
土地虽然没有全部卖出去，钱也够熊谷组的老板于元平高兴的了，因为他不用从自家口袋里掏一分钱，买地的收入就足以支付开发区前期的基础建设费用。据统计，洋浦开发区自1993年3月全面启动以来，前期的基本建设投资累计是42亿元人民币，这些投资主要用在了土地的平整、电厂、主要公路网、给排水系统、电话、数字微波通信、居民安置等上面。有心人给于元平算了帐之后说，于元平承包洋浦开发区，在没有掏钱出来的情况下着实赚了一把。
    而占地30平方公里的洋浦，在数年过去之后仍是“不死不活”，不但没有给海南带来希望，反而成为海南的“难中之难”。海南省委、省政府几届领导班子对洋浦可谓是“照顾了又照顾”，海口至洋浦的高速公路修起来了，“从省领导到各有关厅局都在积极为洋浦招商引资想办法。我们亲自去敲外国大企业的门，向他们介绍洋浦的优势，为洋浦联系、推荐引进大项目。”然而，正如阮崇武所言：“洋浦的地价、水价比较贵，这些问题不解决，客商是不肯来的。”可是，要把已经炒上去的地价和水价降下来又谈何容易！
    由于“不是自己的钱花起来不心痛”的原因，抑或是其他原因，反正洋浦的基本建设绝不是一个精明的商人所干的活。“建了两个万吨级码头，只靠了一条船”、“洋浦为什么搞得慢，不在于什么政策问题，而是基础设施的投向错了。投资十几个亿搞柴油发电，成本很高，现在22万伏的变电站已经修到家门口了，它没法发电了。”1998年12月，朱镕基总理在洋浦“封关”五年之后重返海南，说了上面这番话。接下来的这段话，揭开了洋浦之谜并让人们重新看到了洋浦的曙光：“昨天我作了一个决定。实际上洋浦开发公司74％的股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于元平本人只有9％。我们中方把几家银行分散的股份全部让给光大（银行），那就是我们控股了。董事长应该是朱小华，于先生当名誉董事长，他对洋浦功不可没。洋浦的建设，指导思想要明确。我相信洋浦建设起来以后，对促进海南的发展会起很大的作用。”
    洋浦在等待，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港湾依旧，涛声依旧。

          艰难的抉择

    其实，海南建省以来，关于要不要发展工业、工业在全省经济中的地位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息过。建省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向海南省政府提交的《海南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了海南最终要实现以工业为主导，要把发展工业作为振兴海南经济的中心的指导思想。最初两年，并没有人对它提出异议，1990年以后，由于当时特殊的外部环境以及工业无所起色，一些人对在海南发展工业缺少信心和兴趣，于是便有了农业主导论、贸易主导论和旅游（生态）主导论轮留坐庄的局面，而其中最有影响的从而对工业也是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旅游主导论。旅游论者的始作俑者是一些环保人士（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环保人士）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海南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上仅有的几块绿地和净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也是为了实现海南的最佳利益，海南不能大规模地发展工业污染这个净土，他们甚至建议海南“50年内不要搞工业”，只能凭借地理优势发展无烟工业──热带农业和旅游业。在迫切要求摆脱贫困并实现经济奇迹的海南，过于强调环境保护自然显得太不合时宜，不过，大力发展旅游业和热带农业的理论却为大多数的政府领导和企业家所接受。这些人相信，旅游业和热带农业足可以支撑起海南的经济，就象美国的夏威夷一样。1992年渐入高潮的房地产热，使工业被冷落在一边，而对旅游业和热带农业的过高期望更使得工业无人问津。
    笔者在1992年曾提出海南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并且要把旅游业作为海南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出发点是：当时海南的房地产带有明显的泡沫成份，因为海南的房地产热是建立在人为炒作的基础之上，而非实际的需求。如果不在短期内建立起支柱产业，房地产热将不可能持久。以海南的实际情况，唯有旅游业和热带农业才有可能在短时期内形成规模，从而对房地产业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特别是旅游业与房地业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房地产的支撑作用更加明显，因为发展旅游业首先需要建宾馆、饭店，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这实际上是房地产开发的一部分，从房地产转入旅游业是极为容易的，也是很自然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很多企业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调整投资方向，有意识的将投资重点从房地产开发转到旅游开发上面。强调旅游业和热带农业并无意轻视工业和否定工业在海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是认为海南的工业基础差，岛内市场容量小，运输不方便，若要搞一般的工业，将因为产品成本高缺少竞争力而无前途，只能向大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但由于海南的劳动力素质、现有科技力量以及资本等因素的限制，发展大工业和高科技产业必然需要时间。现代大工业一般都比较注重环保问题，且也都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大工业天生就是面向大市场的，对当地市场的依赖性不强，大工业所具有的这两个特点正是海南所需要的。
    1996年1月31日，海南省委二届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正式提出了在今后十五年内将海南建成为中国新兴工业省份、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即“一省两地”）的奋斗目标。建议中提出的海南今后要大力振兴的八大支柱产业中，有七大支柱产业为工业，这七大支柱工业便是油气化工、汽车制造、饮料食品、化纤纺织、医药、浆纸、建材，工业已被摆到了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这表明在省内，工业主导论者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在“新兴工业省”的提法出台后不久，似乎是为了更加突出工业的地位，又出现了“工业强省”这一名词。在大多数人（包括省内的主要领导）的心目中，工业成为建设一个强大的海南的唯一希望，而将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主要手段便是大力培育发展七大支柱工业和大上工业项目。

        对“工业强省”的质疑

    重化工业被认为是海南支柱产业中的支柱和在海南工业现代化起关键作用的产业。海南所以对重化工业寄予厚望，是因为：重化工业在国际上有“起飞产业”之称，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均是在经历了“优先和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一阶段之后，才形成今天的经济地位的；海南具有发展重化工业的基本条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和超前的基础设施。海南是我国近海油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其中的莺歌海海域具有富含油气资源的盆地，海南还有着丰富的原盐、橡胶以及石油等自然资源和发展重化工业（大工业）所需要的优良海港。据勘测，海南省周边海域的天然气储量大约在1万亿立方米左右，并且品质好，是理想的工业原料和燃料（主要成份中甲烷占85%，二氧化碳占10%，燃烧热值为7422大卡）。海南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发展重化工业，这包括化肥、炼油、化纤原料及各种精细化工等，借助重化工业强大的规模效应和辐射作用，实现由农业省向工业省的转变。
    海南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是：主要发展天然气化肥、石油加工、轮胎制造和化纤原料，其中包括三套年产45万吨合成氨、75万吨尿素的大型装置，形成年产300万吨的大化肥基地，年加工原油600万吨的大型炼油厂，3万吨PTA化纤原料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8亿元的中国无纺工业城。目前，海南天然气化肥厂一期工程已经建成，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大颗粒化肥，年产值15亿元左右，二期工程也已动工。而差不多同期开始建设的和邦炼油厂，概算总投资16亿美元，由于资金到位状况不佳，已三换业主，何日投产仍是未知数。重化工业产值大（属于大工业的范畴）、增长能力强，并且有着极强大的带动和牵引作用，重化工业发展了，不但可以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得到迅速的提高，而且可以有效的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在它的周围繁衍出一大批或大或小的企业。但是，重化工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的产业，海南发展重化工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外商身上。而事实上呢？真正有实力的外商从来就没有对海南产生过兴趣。
    新大洲公司的成功不免让海南省想入非非，抓好汽车摩托车为龙头的工业及配套件的发展，成为海南省政府的又一个如意算盘。其实，在强手林立的国内摩托车市场，新大洲公司的优势其实并不是十分的突出，海南指望新大洲这一家企业撑起一个产业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新大洲公司自己对摩托车市场的信心早就不那么足了，开发药业项目是一个再明确不过的信号。海南汽车制造厂目前的生产能力不过万余辆，而且还只能是进行组装和生产一些并不重要的零部件，没有能力生产关键部件，与广东三星汽车厂合资的南方汽车公司，说是要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合作生产高档汽车，总投资达10亿美元，然而也是空热闹一阵。从国际汽车产业的情况看，只有达到年产30万辆规模的企业，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和意义。我国的情况特殊，全国生产汽车的厂家有几百家，但规模达到十万辆的才不过三家，其它的厂生产能力都只有几万辆或几千辆。据专家分析，那些规模在十万辆以下的汽车生产厂家，特别是象海南这样的小厂都将不可能生存下去，被兼并或收购是必然的，特别是随着全球汽车行业的兼并浪潮兴起。1997年，海南汽车制造厂终因种种原因而被中国一汽集团收购，这标志着海南的汽车制造业作为一个产业已不复存在，并入一汽集团能否起死回生，有待继续观察。
    海南的纺织企业效益差，危机重重，一直是公开的秘密。由原海南化纤厂改制并上市的海虹控股股份公司和海德纺织实业股份公司均连续几年出现亏损。97年，“琼海虹”亏损达16050万元，95年、96年，“琼海德”亏损额分别为3859万元和2787万元。被寄予厚望的海南兴业聚脂公司，项目总投资近7亿元，其设备全从国外引进，具有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然而该公司仅试运行了两个月便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公司每多生产吨产品，就要多亏损数千元，生产还不如停产。不难看出，海南的纺织工业前途渺茫。省政府在其产业发展规划中，指出今后海南的纺织业将主要利用石化工业产品积极发展化纤原料，重点搞好深加工。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倘如此，则海南的纺织工业实际上已成为重化工业的一个部分。
    海南拥有极为丰富的建材工业的原材料。现已探明的石灰岩矿点13处，保有储量3.4亿吨；石英砂矿4处，储量为78亿吨；其它如花岗岩、大理石等也颇为丰富。曾经在“房地产热”拉动下而白手起家、“一夜暴富”的建材工业，在房地产萧条之时早已一落千尺，目前仅有昌江水泥厂、南光玻璃厂以及金盘瓷砖厂尚在勉强支撑着。由于海南本地市场容量小，而现有建材企业无论从规模还是从产品本身，与内地同行业相比，竞争力都不是很强，再加上运输成本偏高，海南的建材工业前景并不乐观。
    以本省南药、热带陆地和海洋动植物为原料的现代生物技术制药工业，被看成是海南建设新兴工业省的又一个希望所在。海南素有“天然药库”之称，是全国最理想的南药生产基地，海南现有的植物可入药的达2500种，占全国药用植物的40%，其中药典收载的南药500种，具有抗癌作用的有137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药材有178种。但由于海南医药工业企业大多规模偏小，科技开发力量弱，生产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品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强，企业经济效益不佳等原因，海南的制药工业要成气候也不容易。
    海南本无造纸工业可言，几个小纸厂根本不值一提。1996年，全省造纸工业企业共6家，总的纸浆产量才1.18万吨，机制纸及纸板产量3.07万吨。受外国投资者的启发，以及考虑海南林木资源较为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以及纸浆需求增加和国家关于纸浆原料南移等情况，海南省政府提出了建设大型浆纸厂的设想，并希望浆纸业成为海南的一大支柱产业。1995年底，新加坡亚洲浆纸业股份公司投资兴建海南金海浆纸厂项目合同正式签署。该项目规模为年产66万吨纸浆、55万吨纸，计划投资18.5亿美元。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这个项目能够顺利建成，将会极大的推动海南造纸行业的发展，并带动林业、交通运输业和其它相关产业的发展。然而，涉及几十万公顷土地的原料基地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项目进展极为缓慢。估计该项目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甚小。因此，设想中的纸浆工业恐怕只是海南工业的一个梦。
    海南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是海南发展饮料食品工业和海洋生物工程的独特条件。海南盛产热带水果，如椰子、菠萝、芒果、腰果、仙人掌果、西番莲等，品种多样，口味各异，有些甚至是海南独有，这些水果都可以加工成风味独特的天然果汁型饮料和食品。海南热带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如益智、巴戟、木棉花、胡椒、金银花、槟榔等，也都可以开发成保健、营养型天然饮料。海南是我国的海洋大省，全省每年产各种海产品包括鱼类、珍珠和海藻等数十万吨，这些海产品不但能食用，而且还具有保健和药用价值，能生产出具有很高附加值的食品饮料。目前，海南岛内荒地、滩涂还很多，其热带植物资源和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潜力还远未能发挥出来。饮料食品工业的发展既可以带动全省热带农业和海洋产业的发展，同时更是海南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前景又十分广阔，是海南最具优势和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应该得到大力发展。
    不难看出，在省政府确定的七大支柱产业中，汽车摩托车工业、制药工业、建材工业、纺织工业、纸浆工业等五大产业，发展的空间都十分有限，前景并不是很好。真正有希望和潜力的是食品饮料工业和重化工业。食品饮料工业是海南工业的半壁江山。海南的食品饮料工业已有较好的基础，热带天然食品和饮料是海南的特色和优势，不但在国内有着极其广阔的市场和竞争力，而且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加外汇收入。
    食品饮料工业不仅自身的发展前景良好，而且能极大的带动农业和相关工业如机械业、包装业的发展，所谓一业带动百业兴。台湾和泰国均是十分成功的例子。五十至七十年代，台湾食品、纺织工业一直是台湾工业的主体，食品工业为台湾赚取了宝贵的外汇，为七十年代后开始大力发展的重化工业、电子工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泰国，目前仅菠萝加工一项，每年便为其创造18亿多美元的外汇收入。在巴西，一个LDC公司就年产柑橘汁100万吨（纯果汁），产值达19亿美元，有200万果农为其提供原料。可见，在食品饮料工业方面，海南只要抓住一二个产品便有可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各国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两至三倍，既使是台湾这样的地方，也没有跨越过发展重化工业这个阶段。海南发展重化工业条件得天独厚：丰富的取之不竭的石油天然气、原盐、天然橡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超前的基础设施。目前，海南的重化工业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一些大型的重化工业项目已建成投产，一些正在建设之中，已初步形成了天然气化工、炼油工业、石油深加工、盐化工、橡胶加工、化纤原料和精细化工这七大发展方向。但是，海南的重化工业要成为海南工业的另外半壁江山决不是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
    这也似乎隐含着海南的工业强省之路并不那么平坦。
    1996年11月8日，一个普通又不平常的日子。这一天，海口轮胎厂2274名职工以复杂但却平静的心态终于面对无法选择的事实：曾浸透几代人奋斗心血，曾经辉煌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拯救无望，被依法宣布破产。以生产汽车轮胎为主的海口轮胎厂，是一家曾名列“全国橡胶行业50强”的国有中型企业。但是，计划经济年代有过的辉煌和荣耀，掩饰不住市场竞争中的窘迫和落伍。由于生产规模小，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债台高筑，自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连续亏损达9142万元，加上所欠银行贷款本息1.8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83.5%。企业已完全丧失启动生产、发放工资和还债能力，破产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海口轮胎厂宣布破产后，海口市采取议标收购的方式，在对几家企业综合比较的基础上，选定我国橡胶轮胎的龙头企业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以7433万元的价格将其收购，并组建起全新的企业──海口海华轮胎有限公司。
    位于海口南航西路47号的海口纺织印染厂，是1988年6月13日全面投产的海南省第一家纺、织、印、染一条龙生产的新型联合企业，也是海南省最大的一家纺织企业，由年织宽幅坯布1000万米的织布分厂，年纺31080纱锭、6080线锭及生产中支纱5400吨的纺纱分厂，年加工2100万米的印染分厂组成。厂区占地面积3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9.1万平方米，拥有各种机器962台，总投资近1亿元。就是这家投产时间与海南建省的时间差不多同时的大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建成投产以来连年亏损，仅1996年就亏损1.5亿元，占海口全市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47%，成为全省国有工业企业最大亏损户。到1996年底，企业负债总额超过3.5亿元，资产负债率高达227%，严重的资不抵债，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得不于1996年12月宣告该厂依法破产。1997年5月8日下午，随着拍卖师响亮的一槌，海南现代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8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为海口纺织印染厂的新主人，而海口纺织印染厂也就成为海南省首例被破产拍卖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搞不好，除了体制上的毛病，企业家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选拨企业干部的标准和规范的监督机制，企业家的任免完全取决于官员的个人喜好，这就导致现在国有企业群体的衰败。企业家的心思并没有放在企业本身，而是把主要精力投向有企业干部任免权的主管部门及其官员身上，甚至常年累月与其周旋，企业最终垮掉了，这些企业家并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说不定还能换一个更理想的位置。
    如果企业家的选拨制度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脱颖而出，国有企业的状况也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好转，海南的工业强省之梦就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