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闲言


回闲言

                              —— 理性主义如何应对非理性主义?

                                             

范海辛

 

 

对我的“三批闲言”,闲言先生感到为难。但他仍坚持77英伦恐怖袭击有某种“正当性”(当然,比起事发之时的“大有道理”已然有所收敛)。实际闲言还是没有跳出“杀人有理”的误区。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则是,即使你有冤、有充分的正当性,你仍不能不经法律去杀人。“禁袭平民”与“禁止杀人”的道理是一样的。闲言所谓“权责对等”理论在这里行不通,由于保护平民的法理原则,平民的权责是不对等的,是权利大于责任。这种文明规则的实质是“只许平民点灯,不许土匪放火”。此外,闲言关于其为英伦恐怖袭击叫好的理由(为使中国免遭美国以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来侵略中国),同样属强词夺理,因为中国不是伊拉克、美国对中国这样的核大国贸然动武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对闲言的论战应循“点到为止”的原则,不宜得理不饶人、穷追猛打。我相信上述“禁止杀人”的道理,闲言自会逐渐理解。

 

在此要向闲言道歉的是,关于沙姆沙伊赫事件,我在“三批”文中对闲言的指责是错误的,是自己想当然的臆测。闲言之所以反对这次恐怖袭击,仍是据其一贯的平民权责对等理论,虽然我不赞成该理论。

 

在我与闲言的论战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浮出水面,即理性主义如何应对非理性主义?

 

很多人都认为,当今恐怖主义盛行,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的霸权主义有关,只批判恐怖主义,不批判霸权主义,是有失公平的。对此,笔者有同感,但要纠正的是,霸权主义是恐怖主义的一个诱因,而非全部原因,其根本原因是贫穷与不发达。

 

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都属非理性主义。恐怖主义自不必说,霸权主义为何也是非理性的呢?理性主义主张讲道理,霸权主义会讲道理骂?笔者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又应如何回击霸权主义的挑战呢?

 

鲁迅说,和平主义热爱和平,但对于反对和平的战争贩子又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悖论。

 

我认为,理性主义面对非理性主义的挑战就如和平面对战争的挑战一样,必须进入自己的反面,以非理性来制止非理性,否则该题无解。

 

理性主义的核心或说其灵魂,就是利益。理性主义不过是利益的外壳或形式。离开灵魂,理性主义必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利益之所以选择理性,是因为经过比较权衡,相信理性在一般情况下可致利益最大化。但如果遇上非理性主义、遇上不可理喻之徒,理性主义必至自己的反面,以暴抗暴,以武止武(中文“武”字为“止”、“戈”二字组成)。与非理性主义的“以毒攻毒”不同的是,其暴力的使用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理性主义原则。理性主义只有经“否定之否定”之途,方能达更高层面的理性水平。

 

譬如面对冷战之后一极独大的美国霸权主义,如果欧盟、中国俄罗斯等“极”,均以“理性”对之,不敢以暴抗暴,就会使美国人从利益出发的理性走向非理性。中国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既不应违反小平同志制订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又不能一味忍让当缩头乌龟、致使利益受损,而是应在“韬光养晦”的同时,坚持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譬如,面对我们的核心利益——台湾,就应有魄力向美提出,一旦插手台海事务,我将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承诺。

 

一个人的理性只有在与他人利益达致平衡状态下才会显现。一方强、一方弱,双方都会失去理性。因为利益既能唤醒理性,也会毁灭理性——利令智昏。故而面对美日的霸权主义和非分要求,中国人要敢于示硬,示硬的目的并非是要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而是要唤醒对方的理性,这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使用暴力的不同之处。

 

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一般有三种结局,双赢,零和与双输。民间有谚曰,“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谓之对等或势均力敌的对局精彩有趣,而双方力量悬殊的比赛或对局,则因了无悬念而趣味索然。

 

只有精彩的对局才会导致双赢,是由于在对弈中,双方都会尽量减少自己的错误,学习对方的长处。虽然一局下来不免输赢,然“胜固可喜,败亦欣然”,因为对弈双方的棋艺水平都得到了提高。

 

博弈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有“纳什均衡”一说,所谓“均衡”,即要求双方旗鼓相当。因为只有在达到“纳什均衡”的情况下,双方的理性才会达到极至,由此才会造成双赢的结局。而没有“纳什均衡”的博弈,不是零和就是双输。因为弱的一方固然理性不足因疯因傻导致利益受损(如清末朝廷),就是赢的一方因为胜利来得太易也会使其利令智昏、走火入魔,进而导致强者对弱者的非理性盘剥与疯狂压榨,使强者在道义上失去理性。而道义上失去理性是要在未来以利益受损为代价表现出来的,故强弱不均衡的博弈,强者的得利不过是透支,所以说,这种博弈的结果是双输。

 

既然不均衡只能导致双输,那么是否意味着弱者在遭遇强者欺凌时只能以“韬光养晦”为借口服输?非也。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不是“强者胜”,这就表明,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弱者可以打败强者,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弱者要战胜强者,只能靠理性来把握博弈中千变万化的客观规律,靠理性取得“纳什均衡”,从而在博弈中胜出。

 

有人说“落后就要挨打”,此话不错。你家资源丰饶、家财万贯,但主人腐朽颟顸,子女非傻即疯,你的邻居面对如此财富,不可能坐怀不乱,必然要来偷来骗来抢。但挨打不要紧,关键是看谁笑到最后。你因疯傻多年而致孱弱,现在恢复理性还来得及。首先要知己知彼,要有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应对方略,不能或凭意气用事或为保私房利益一味割地赔款。

 

有了符合实际的总体判断后,勇气就成为致胜的重要因素。有人提出,“智者不言勇,儒生不动粗”,好像一讲理性就不能动武,此大谬也。前面说过,理性为实现利益的工具,因此不排除在必要的条件下有限使用武力,这不仅不违背理性主义的原则,而且是经过否定之否定的更高层面的理性。

 

理性之勇来源于缜密的、符合客观的逻辑分析。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强弱之比是总体上的,化到具体时空,弱者亦能转化为强者。理性并非只是妥协退让,该出手时不出手也是非理性。弱者只要敢于抗争、善于抗争,在作判断时,不为情欲等非理性因素干扰、支配,就有可能在与强者的博弈中取得“纳什均衡”,使强者被迫作理性判断——或是中止非理性的侵犯,或是打下去,导致弱者笑到最后的零和或双输。

 

当前我国舆论在面对美日两国的霸权主义与非分要求时,民间往往好勇斗狠,以为自己强大了,可以抛弃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官方往往以“韬光养晦”为由头,一味忍让退却。官民表现出两个极端。

 

窃以为,这两个极端均对国家利益不利。正确的应对方略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既“韬光养晦”,又敢于斗争。

 

我国的主流观念(统治集团的观念)尚未达“理性化”,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距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原则还存在不小差距,因此在当下的内政外交上常给人以“外媚内压”的非理性印象。“内压”这里不谈,“外媚”却需细细考量。“外媚”表面上是理性主义,以苦口婆心应对美日的非理性强权,对方实在闹得凶了,顶多抗议一下了事。这实际上是伪理性主义、是在鼓励纵容对方的非理性。面对利令智昏的强人,你苦口婆心、和平理性又有何用?这时就需要摆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架势。若此时患得患失,以“韬光养晦”来自我安慰,只会使对方得寸进尺、贪得无厌。

 

看看我们的南海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单相思换来了什么?换来的只是一群无耻小人对我国紧缺资源的疯狂掠夺。东海油气田与日方发生纠纷,正在一片“韬光养晦”的伪理性主义的鼓噪声中准备再蹈南海覆辙。接下来的核心利益——台湾,后果如何,实在难料,关键是国家利益理性能否压倒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理性。

 

笔者呼吁我国统治者在面对霸权主义时要“敢于斗争”并不是说就应抛弃“韬光养晦”。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等类似事务上的霸权主义作一些理性谴责足亦,反正萨达姆也不是什么好鸟,犯不着在这种事上当头。其次,我们应准确理解邓小平当初提出“韬光养晦”政策的初衷。

 

1991年底苏联解体,此时党内有人提出中国应继苏联之后成为第三世界盟主,挑战美国霸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此提出的,告诫我们不要去充当冤大头。中国如无邓的智慧,很有可能重蹈6070年代打的肿脸充胖子的老路(自己吃不饱,还要几十亿、几百亿地去支援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忘恩负义之徒),几百亿、上千亿地支持北韩、伊拉克等泼皮无赖。对于这种“韬光养晦”,我以为哪怕中国人均GDP达到十万美元,也一定要坚守,决不能拿民脂民膏去喂养国际上的泼皮无赖。

 

我国目前在国际上的主要对手是美日两国。这两国与非傻即疯的无赖国家不同,是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的国家,从其利益出发,一向是欺软怕硬。当其利益与我们发生冲突时,肯定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此“勇”何来?来自利益的刚性,来自13亿人民的重托,来自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性主义精神。

 

总之,理性主义者并非和平主义者,而是一手拿圣经(也可以是马克思主义)、一手拿剑的智勇之士。

 

以上观点,不知闲言以为然否?

 

 

                                                 200584日于多伦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