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的定义说起
----与杨帆教授共同探讨
尹宏毅
读了杨帆教授对最近几年理论界斗争的总结，很受启发。在这里，我想从自由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会成为一些人笃信不疑的东西说起。我对市场一词的理解就是“人民大众”。西方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迎合，甚至可以是低俗地迎合民众趣味之上。拿金融学的术语说，就是“变现能力”；拿经济学术语说，就是“销售额”；拿政治学术语讲，就是“选票”。而这种从“研发”到推向“市场”的过程越短越好。如何能够消灭研发到市场之间的“滞后”是核心问题。
由此就提出了我在198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为美国拉斐德学院校刊写的一句话：“Capitalism is just the ability to make adjustments before it is too late.”这也可以说是不讲原则的机会主义，一切为了应变。放弃存量，千方百计地追求增量和加速度。而追求速度、增量和应变能力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我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贫富差距。但从企业角度看，则是企业利润受到原材料和能源价格上涨、外国专利技术费用等的挤压，而着重于压榨普通工人的劳动成本。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是坚持被指责为“权力资本”代言人的新自由主义，还是回归马克思主义教条，就都归结为现有经济总量的不同分配方式问题。看来正是因为如此，中央才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即“科技自主创新”。这也和创建和谐社会相吻合。就是要顺应天道。中国字的“玄”作为象形文字，就表示变化：放弃存量，以求增量。我们别无选择。所以说，杨教授坚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合理内核是最明智的。
我们的核心战略应当是放弃任何本位主义，打破一切教条的藩篱和壁垒，拉近企业与市场、政府与民众、科研与商业化之间的距离。在美国，研究科技政策与创新政策是不同于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学派。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看不起就经济研究经济的任何理论的。
“权力资本”的代言人可以说，我国经济已经是原先经济的许多倍，我们获取的是创造出来的那一部分。但我们的国土还是这样大小，资源已经大量消耗，有些濒临枯竭；大量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国内消化，不能像西方那样外泄到殖民地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倡导的是爱国主义。日本国民在二战后退回本国，经济之所以振兴，就是靠的国民意识。他们也认为自己受到了二战的伤害，也是受害者。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民在经济地位上所感到的屈辱与日本人二战后的屈辱可以说是异曲同工，都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我们要想解决日本问题，就必须设身处地的思考，在摆脱国家位置的情况下看问题。马克思之所以伟大，与他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他如果在一个国家定居下来，受到特权阶层的保护，就会一事无成。
在报社工作久了，听到有人说：“我做到副总编，靠的是我如何如何。”感到一阵悲哀。我们的社会中如果做到国家领导人，也想的是我个人混得如何，我们国家永远不会有出路。许多理论的争论都是在不同利益之间进行。看来扯不清的争端，从既得利益角度看很容易理解。
杨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一定要当作科学来倡导。这样浅显的问题一直没有人阐明，真是遗憾。在许多人都丰衣足食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文化艺术、人生信念和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出了什么差错，在此过程中丰富一下我们贫困的精神生活，现在正是时候。让我们大家共同为创建和谐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