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配，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任何单一分配方式，对全体社会人群来说，都不可能实现“公平”。所谓公平，是人们的一种观念、认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和看法。这种看法和标准，大体上统一于“技能”与“道德”两个层面。

技能丰富和具有高级技能的人（含法人）获得相对高收入，没有技能或技能低下者，只得到社会相对较低收入，是公平的；高收入者依法纳税和自愿拿出一部分个人收入救济贫困人群，低收入者得到社会同情与关爱，政府支持与他人援助，是公平的。前者，是社会发展与进步，人类改善生存状态所必须的，后者，是人性和生存权力的必然。当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被剥夺时，法律对其是没有限制力的；当收益大于成本的倍数超常时，法律对其也是没有限制力的。这两种情况，都是社会稳定的大敌。

富人认为：自己的富，是努力的结果，命运使然；穷人认为：自己的穷，是没有抓住机会的结果，命运的捉弄。穷人不认为富人完全是能力与努力的原因才富；很大程度上是机遇与获取财富的手段的非正当性所致。尤其是在一个无序与非规范的社会条件下，穷人的这种认识，在民众中间的比例较高。当这种认识，被无限度地放大，其他的社会消极因素一旦激发，就会暴发社会动荡。

抑制社会动荡的发生，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三个层次的力量：

第一层次就是：第一次分配必须实现“合法效益优先”原则。技能丰富和高级的人才，能够顺利地得到相对高收入，使社会基本分配制度是阳光下的积极分配，对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正效应。

第二层次就是：第二次分配必须实现“调节适度合理”原则。政府对第一次分配在“人性和生存”意义上的公平调节，必须在适度合理基础上实行“劫富济贫”。适度，就是政府征税决不能使纳税人产生“有能力受打击、政府抑制高收入”的感觉，出现逆调节社会认识，征税不是“杀富济贫”，要力争“拔更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合理，就是征税的动机和指导思想，符合大多数人的社会公平心理。

例如：个人所得税，必须是专用于救济或实行负税率制度；限制生育的国家，对多子女家庭不得减免，少子女家庭适当少征，反之亦然；鼓励提高国民素质的国家，对高级知识份子和高技术人才，多育子女减免，对低素质国民多育，则不予减免等等。

又如：财产税中的房产税，要抑制土地占用，就对一个家庭有多处房产的，对超出一般家庭需要的房产征收重税，而对低于国家人平居住面积的家庭免税。

还如：遗产税，在一个社会经济处于上升期，居民收入差距大，就是一项必须的税种，因为社会资源占有的非正义性，遗产本身对社会进步的消极面影响，它纠正社会意识和激励上进的意义不可低估。美国和香港取消遗产税，与中国大陆的情形不可比，不是处于同一个发展层次，社会意识相差一大节，不能成为不开征遗产税的理由，

再如：燃油税，它比起养路费征收，不知要公平多少倍，节能的作用不可低估，交通稽征部门人员安置的难处与燃油税的好处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这些，能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税收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调节社会第一次分配带来的负作用。我们的政府，如何把国家大政策和国民的社会发展预期意识融入到税收制度之中，并随时世变迁而及时异动，是新时期的大课题。

第三层次就是：第三次分配必须实现“乐于、鼓励、引导”原则。第三次分配往往人们认为只有道德性捐赠一类形式。其实，它包括道德性捐赠和非道德捐赠两类形式。

道德性捐赠，也有三种，一种是捐赠人与受赠人直接面对面的直接捐赠。一种是捐赠人与受赠人不直接见面间接捐赠。间接捐赠人，只把捐赠客体捐赠给社会公益或慈善组织，由社会公益或慈善组织统一实施救助。另一种是义卖和义举捐赠行为。义卖和义举捐赠行为是一些捐赠意向强烈，而没有捐赠能力或乐于用自己的行为号召更多有捐赠意向人们，集腋成裘。

非道德捐赠，是指捐赠客体的非道德性和捐赠行为不是出于道德本意的捐赠。捐赠客体的非道德性捐赠，是指通过非法、隐密、非正义的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事后，在悔过、“善良”心理的驱使下，借“道德”之名，而出现的捐赠行为。捐赠行为不是出于道德的本意的捐赠，是指如博彩业所产生的效益用于社会公益性和救助性事业的行为。

道德性捐赠，理应受到社会的鼓励。在一国的国民尚没有形成“道德满足”意识（各种宗教就十份重视这种道德意识的培养）的情况下，有必要用政府的政策诱导、引导，注意培养这种意识的形成。如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捐赠的限制条款，就是没有意识到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有义务和引导的责任表现。

非道德捐赠，在此文发表之前，中国人还没有这个意存在。但，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确有这种行为。2006年审理的一个腐败案，就有个教育工作者，把贪污得来的赃款用于补助教育经费的事。这种行为的前半部分，当然是犯罪，后半部分，不得不认为是善意之举。虽然，不应鼓励，但在罪刑处罚时，不得不考虑到善意的成份。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类似的事例大量存在。

“博彩业”是世界性难题，它既是社会毒瘤，又是一部份人群乐于从事的行为。若是社会管理到位，规范博彩行为，有意识地引导成“社会捐赠博彩”，不失为训化“人类野性”的文明成果。

对有些社会丑恶的东西，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就要考虑引导，让它为人类服务，尽可能消除它对人类的有害面，疏导其对人类做出有益贡献的通道，不失为和谐社会的创举之一。

上述三种分配，对社会都是有益的。目前，我们只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第一次分配有足够的认识，对第二次分配的作用认识还没有到位，制度不健全，更没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第三次分配，认识还不全面，对非道德捐赠的作用还没有认识到。

在对社会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不能因为社会有公平问题存在，就对最最基本的“效益优原则”产生怀疑，试图回到“大锅饭”的体制下，开倒车。社会分配不公，是指富裕者存在非正当收益的现象，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公平，公民的机会不平等，弱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同情和帮助。

“非正当收益的现象，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公平，公民的机会不平等”。不完全是分配制度本身的问题，要靠其他改革来实现，完善分配制度改革只有从上述完善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制度入手，促进公平分配的实现，别无它途。

                                          2007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