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带给我丰盛的收获
口述·芬兰航空公司大中华地区总经理林白曦
我虽然出生在芬兰，但是是在中国长大的。1956年父母来到中国工作，那时我才3岁。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当外教，母亲在人民画报社做翻译。
1970年，当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去东北插队时，我这个没人敢要的“外国孩子”留在了北京，成了无所事事的待业青年，直到4年后收到芬兰军队要求回国服兵役的通知。我坐上了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绕道西伯利亚，整整经过了七天七夜，才回到阔别了19年的故乡——芬兰。火车快到赫尔辛基的时候，我见到了教堂、议会大楼这些从小在照片上熟知的建筑物，有一种挺别亲切的感觉。
1987年4月，我又回到了生活了19年的北京，为芬兰航空公司组建驻北京办事处。然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现在。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经历，我对中西方文化可以是说是驾轻就熟。
从小开始，圣诞节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大使馆就会聚餐。人不多，就20几个人，但小孩更少，所以每年圣诞节我都会收到很多大人们的礼物。这对我是一个特别丰盛的收获，于是我特别盼望下一个圣诞节的到来。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调皮。有一年过圣诞节，我在大使官邸里到处乱跑，在一个房间里竟然惊喜地发现了“圣诞老人”——我们使馆的雇员丹宝，正在穿圣诞老人的服装。于是我跑到大厅内大声喊叫：“丹宝是圣诞老人！”
现在每年圣诞节期间，公司都会放三天假，我基本上是回芬兰家里去度过的。24日这天和中国的除夕差不多隆重。早餐几乎不吃什么东西，中午也吃得比较简单，下午会去洗一个蒸气浴。然后五、六点开始会吃一顿特别丰盛的晚餐。土豆泥、甜菜、沙拉、火腿、马哈鱼、小点心等等。饭后，如果家里有小孩，就会有圣诞老人来送礼物。当然，这是要提前预订的，然后告诉服务公司具体的地址和门牌号码，费用大约在50欧元左右。因为小孩要早点睡，所以圣诞老人一般会在六点到九点半这个期间把礼物送上门来。
25日、26日会去走走亲戚。25日中午还会请父母到家里来大吃一顿。不过西方的圣诞节没有中国除夕夜晚的春节联欢晚会，对于我们来说这更是一个家庭的聚会。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些宗教仪式，比如24日夜晚会有一个礼拜，25日早晨也会有礼拜。
对于孩子来说，一般在10岁以前是真的会相信有圣诞老人的存在，之后会慢慢醒悟过来，这时往往有一种幻梦破灭的感觉，毕竟童话的世界是特别美好的。不过对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圣诞礼物。他们往往在11月份就开始给圣诞老人写信，信里面的内容多半是说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礼物。这个给圣诞老人的信会让家长去寄发，实际上就是家长来看的。男孩子一般会想要汽车玩具、游戏机之类的，女孩子往往想要布娃娃之类的东西。他们大一点后，就会送一些衣服、袜子、内衣、内裤、随身听、唱片之类的东西。
当然，孩子的要求大人们往往是有选择的，不会全部满足，但也会带给他们足够的惊喜。
圣诞节和青春浪漫情怀有关
口述·书画家、鉴定家崔自默
我出生在河北深泽县，1985年去陕西读大学。这些地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深厚的地方，对我有一种天生的浸养。我是工科学士、理科硕士，然后到艺术史学的博士，最后师从国画大师范曾，从事书法、篆刻、绘画等艺术创作，可以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回归。
但我从小对西方宗教的一些东西也有过朦胧的感受。建国后，在河北家乡的农村里，开始盛行天主教。我姥姥、母亲都是天主教徒。对她们而言，宗教是一种朴素的、向上的情怀和自由向望。而所谓的宗教仪式则比较简单，更多的是乡里乡亲之间见面、聊天的“社交活动”。
1994年我到北京来读研究生。有次去王府井玩，在附近的教堂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庇民大德包中外，尚父宏勋贯古今。我原名叫崔宏勋，这幅对联里竟然含有我的名字，这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吧。
但对于中国的年轻人而言，圣诞节之类的西方节日，更多的是和那些青春浪漫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有一年冬天，中央电视台来我学校组织一个活动。在这次活动上，我认识了一位漂亮的女孩，她那时正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活动完了后，她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们一起去教堂吧！于是我们晚上跑到宣武区的教堂去过平安夜。记得那天：教堂里灯火通明、到处是美妙的圣歌……后来我们还接触了几次，但慢慢地就失去了联系。但那些和圣诞节有关的美丽情怀，却留在了记忆深处。
凑巧的是，我现在的岳父，正好也是圣诞那天生日。于是每年一到圣诞节，我们全家就会聚在一起，弄一顿丰盛的晚餐，再开上一瓶红酒来喝喝。这也是难得的一种温馨。
我大哥是一个医生，于1997年去了美国，后来在那边定居。他的大儿子是在中国出生的，二儿子却在美国土生土长，完全被西化了。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节日，跟我们过年似的。传统文化实际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但对于年幼的侄儿来说，他对中国传统的记忆都散失掉了。他看到夜晚皎洁的月亮，绝不会再想到李白的诗歌，而是爱默生的诗歌了。圣诞节对他们而言，已经是源自于童年记忆深处中的莫大快乐。
而我的童年最大的快乐，则是在老家农村度过的那一个个春节。一到过年，我们就有新衣服穿了，就可以放鞭炮了，所以觉得特别喜庆。新年的时候，我们会跟着大人，坐着吱吱呀呀的牛车，去邻村走亲戚。村旁边的河里结上了厚厚的冰，路滑的时候大人们还得下车去推；从初五到十五，村里还会大唱几天戏。我舅舅很会唱戏，还演过秦湘莲之类的角色。我们小孩子则在乱跑捣乱……
但这几年，老家过春节的喜庆气氛已经明显淡薄了，有时连春联都懒得贴了。为什么西方的圣诞节会慢慢流行起来，而中国传统的春节却日益乏味？这可能和两种文化的通俗程度有关。西方的文化、美学、历史和宗教是一脉相承的，有很方便的形式和符号来表达。比如他们的宗教有十字架，但我们的儒释道给人的感觉就很虚，没有具体的象征符号。任何内容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和符号才能更好地传播，让人更喜闻乐见。
北京前几年一直禁止放炮，我认为是一种错误的做法。现在开始允许放炮了，这是明智的决定。因为象放鞭炮、贴春联等形式，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现在连形式都禁止了，你让传统的东西如何再继续？如果让圣诞节取代春节，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那将是十分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