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终结与文明的冲突，令人疑惑的两个大问号(作品片段
发表于-2002-08-0309:44:39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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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终结与文明的冲突，令人疑惑的两个大问号
陈岩锋

　第一个大问号是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最初发表在1989年的《国家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EndofHistory?），这是他《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TheEndofHistoryandtheLastMan）传世之作的雏形。不过福山的主要思想脉络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阐述。然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又进一步补充了详实的资料，使文章臻于完善，思想表述更加清晰。但是文章中对未来的推演、假设并非后人所随意加于福山的历史的确已经终结的论点。而是随着自由民主“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敌对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但是福山并非认为如今发达的国家就不存在令人头疼的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乃源于建设近代民主的自由平等「双胞胎原理」不能完全实施，并不是原理本身的缺陷。”自由民主的理念虽然在某些国家并未实现，甚至有的国家又回到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社会状态，但是自由民主的理念按照福山的观念所言，已经不可能再改良了。福山在其后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Trust：theSocialVirtuesandtheCreationofProsperity)和及其最新的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TheGreatDisruption：HumanNatureandtheReconstitutionofSocialOrder)也阐述了“历史的终结”的观念，回答了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疑问。当然作者在新著作中行文更加谨慎，而是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的深刻问题，不再做盲目地推论性的结论。
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形成鲜明对比的另外一个大问号，是塞缪尔·Ｐ·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１９９３年发表在《外交》杂志上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s？），三年后将此论文扩展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塞缪尔·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911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更是引起人们高度重视。亨廷顿因此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与人们误读福山相同，人们在阅读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忽视了这个不太显眼的问号的存在。他所遭受的批评与福山一样猛烈，当然很多也是无目标的轰炸。并未认识到福山与亨廷顿的论文是推论性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存在。人们只是在指责他们不负责的言论，但是并不去思考其学说的合理性。这种对他们的“吵作”虽然使福山与亨廷顿赢得了世界或毁或谤的声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学说所存在的片面性。而这也是人们或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存在的不同。
福山评价亨廷顿时说：“亨廷顿敏锐地看到了文化差异在未来的时间悄然加剧，所有社会在处理国内和国际问题时都将不得不把注意力投放在文化上。然而有一点判断不能令人信服，他认为文化差异将必然是冲突的根源。恰恰相反，不同文化在相互作用时产生的对抗往往带来创造性的变革，这样的里子举不胜举。”（《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P6）




美国制度不是惟一道路--与福山一席谈
作者：何怀宏
　　两篇打上问号的文章
　　1989年前后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大概更是一个转折的时刻。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免要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而在众多回顾前瞻的思想学术性文字、言论中，有两篇文章可以说最为引人瞩目，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议。这两篇文章在发表时倒不约而同地也都打上了问号，似表明作者对自己已形成的看法也不是全无疑虑，或其主旨还是想提出可供讨论的重要问题。

　　这两篇文章一篇是福山1989年夏天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的\”历史的终结？\”（theendofhistory?），另一篇是亨廷顿发表在1993年夏天《外交》上的\”文明的冲突？\”（theclashofcivilization?）(后来均由作者分别成书)，据说在欧洲，前者还比后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是总结过去，是历史哲学的，是关注人类总体的；后者则更多地是展望未来，是国际政治的--而其真正的隐忧可能还在美国国内，这一点李慎之的一篇评论文章\”数量优势下的恐惧\”给出了透彻的分析。当然，在时间的长流中，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是一体的，从连续性的角度观察，过去总是要向未来开放，被现在解释；而现在和未来又常常已包含在过去之中。

　　福山（FrancisFukuyama）\”历史的终结？\”一文，大胆地预测了一个即将来临的新的\”时代\”的特征：即它看起来却像是要结束一切\”时代\”--看起来像是一种\”历史的终结\”。人类在经过反复尝试和斗争，在现实可行的范畴内终于找到了一种看来\”最不坏的\”政治和社会的结合形式，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世界潮流都倾向于此，其他选择方案都在与它的竞争中纷纷落败，这一潮流似乎难于阻挡和不可避免，不管文明和民族的特性而具有某种普世性。虽然还会有激荡和回旋，但是，这一潮流的大致方向看来不会改变。人类甚或民族国家的的大部分看来会生活在这一体制之下，或受其支配性的影响。

　　而且，世界所普遍趋向的这一状态不是暂时的，人类将可能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持久的稳定状态中。这并不是说从此以后不会有触目惊心的事件发生，更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对它满意，但不满意者，甚至最痛恨它的人们也拿不出真正可以替代它的正面的、建设性的方案。人类至少在政治制度上富于创造和变化意味的\”历史\”似乎要趋于\”终结\”。

　　这一概括性假设看来简单，虽然唯其简单，也才尖锐鲜明。当然，如果细探其背景和内涵，又不那么简单。至少它提出的是一些真实和根本的问题。

　　历史是否曾经在中国\”终结\”过？

　　对这种\”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可能恰恰需要一种历史的观照，需要浏览世界上各民族和文明已经有过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是否曾经出现过类似的\”终结\”的现象？我在这里想试着提出一个与我个人研究有关的、也许可与这种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相对照的例子。中国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制--\”选举社会\”，即先是通过推荐（察举）、后是通过考试（科举）把具有学识和德行的人选拔到统治的官员阶层中来，而不管他们的家世和财富如何。这种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中间虽然也经历了多次内部的王朝更迭和外敌入侵乃至征服，但这种体制基本保持不变，不断被复制、以致完善和发展。直到遇到了在政治和精神文化上都提供了新的选择方案的、强劲的西方。

　　比较中国\”传统的选举社会\”（selectionsociety）和现代首先在西方发轫的自由民主社会或者说\”现代的选举社会\”（electionsociety），它们都是指向平等的发展，指向等级关系松解，但传统的选举社会是指向入仕机会的形式平等，而社会政治的基本构架还是一种等级制--虽然是一种流动和开放的等级制，是实行一种公开和合法的少数统治；而自由民主社会则还诉诸政治参与权利的普遍平等，要求一种\”多数的裁决\”。两者的主导意识形态也都是具有相当的吸纳性和包容性的，但儒家思想还是明确地居于得到制度保障的支配地位，社会的价值取向趋于统一：即认为政治应当致力于促使人们成为有德性的人，尤其是统治者更应成为德性的楷模；而自由民主社会则鼓励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鼓励价值与德性的脱钩，主张对各种基本合理、不妨碍他人的价值取向采取一种基本中立的态度，但如此价值趋向以多数意愿为转移，常常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主义占主导。选举社会具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它注重和平、稳定、抑商重农，节制竞争、不甚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发展速度较慢；而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自由民主社会则有一种进取的、甚至扩张的性格，它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鼓励竞争、经济和技术发展变得及其迅速。

　　中国传统的选举社会的主要困境和危机在于：由于它是通过强调学行与德性作为选择官员的标准，在这一价值导向的影响下，社会容易变得文弱，国力不强，从而容易受外敌入侵乃至被征服。另外，由于传统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民间\”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人口发展的速度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导致在繁荣一段时间之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使人们的生计又发生困难，酿成内部的动乱和战争，直到饥馑和战争造成人口锐减，人口链和食物链再恢复平衡，才又进入新的一轮循环。但是，这一弱点也许还不是致命的，如果调整上述的观念，甚或不遇到西方，中国还有可能像严复所说，继续维持上述原有选举社会的体制许多年。

　　无论如何，\”历史\”看来的确曾经在中国\”停顿\”（stop）过，甚或也\”终结\”（end）过--即便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最不满者也未曾设想过其他可替代的全面政治方案，而那时的\”中国\”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天下\”--就几乎是整个世界。但中国历史上的这种\”停顿\”后来遇到西方以后则被国人痛心地批评为\”停滞不前\”（而不再是\”长治久安\”），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激烈动荡，它现在似乎好不容易才进入一种仿效西方的发展--而这时它被告知：这可能却意味着整个人类\”历史\”的某种\”终结\”。

　　七个问题及其回答

　　正是带着上述作为基本背景的问题意识和兴趣，2003年1月20日，承蒙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执行主任DanielB.Wright（唐兴）先生及其助手Army女士的安排和参与，我在华盛顿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AIS）对福山教授做了一次访谈。事先我准备了一个包含上述背景内容的访谈提纲用E-mail发给福山教授，谈话的那天是周一，一个寒冷的日子，但由于正逢马丁·路德·金日，所以也是一个休息日，我们先在附近的一家日本餐馆吃过饭，然后回到福山的办公室，以下就是当时福山对我提出的七个问题的回答：

　　何：在您于1989年夏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之后，已经过去了13年，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引人注目的情况，对你的这一假设构成了挑战，你现在是否能再补充说明一下你现在有关\”历史的终结\”的想法，以及人及其人性在这一状态中将可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福山：在9·11以后观察世界政治，我想有一些新的情况，最大的挑战是极端伊斯兰教的运动，它显然是拒绝整个自由民主的基本价值和一直在不断复制的资本主义秩序的。而且，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比共产主义更深得多的、病原学意义上的挑战，因为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另一方面，我想，归根结底，这一挑战又不是很严重的，使它真正变得严重的是一个因素是技术发展的事实，即现代科技使一个很小的恐怖主义团体有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潜在可能，从而能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你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们。

　　但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运动，我想，极端伊斯兰教的运动根本上对\”历史的终结\”的假设并不构成很严重的挑战，因为，它们一旦取得政治权力，它们却干得很糟，在伊朗和阿富汗，它们都不知道如何创造一个成功的社会。这就是我对后面将要电话采访我的伊朗记者感兴趣的原因，因为伊朗正处在反对这种伊斯兰教政权的边缘。我想，伊朗人还是想加入现代世界，正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

　　这是政治上的挑战。另一个严重的挑战是和生物技术有关，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生物技术的书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历史的终结\”也是和技术的发展有关的，在20世纪，一种乌托邦政治由兴转衰，这种乌托邦政治试图完成一种人类社会的工程，重新塑造人，使之成为例如像\”新苏维埃人\”那样的新人。这是很多革命政权的雄心。但这些都结束了。之所以结束是因为有人性本身加以的限制。

　　但是，如果现在你有通过改变人的行为，从而实际上能够改变人性的新的技术手段，你就有可能重新复活某种社会工程。这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前景，但是，有些东西必须考虑，因为新技术不会保持静止，它会不断提供操纵人的行为的新手段，所以它有一种政治的后果。

　　何：你是否认为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是具有某种普世性的价值、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如果是这样的，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保持各文明和民族的特性？自由和民主、以及自由民主和市场体制之间是否有一种必然的逻辑联系？或者说它们是一种\”一揽子\”的选择，无法只要其中一项而不要另一项？你认为自由民主的限度是什么？未来人类是否可能超越自由民主而寻找到别的更好、或更可行的制度方案？或者说，未来人类可能遇到某些特殊甚至极端的情况，将使自由民主制度变得\”较坏\”或\”不可行\”？

　　福山：我不知道新的制度发展将会怎样。许多人误解了我的最初命题，因为很多人以为我说的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制度构成了最后的政治形式，以为这是唯一的道路：人们只能寻求一种地方化的手段以将美国的制度加于自己所居的社会。但这不是我的意见。当我谈到民主和市场社会时，我认为我是一个底线或最少主义者（minimalist），而它们其实总是涉及到各种不同的国家和社会的混合，有很多可能的民主形式可以采取--我接受所有这些：作为同一个系列的观念。所以，我想有许多讨论，谈到是否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式的资本主义、欧洲的福利国家等等，我把它们都看作一种基本的制度类型的特殊形式，而不是一种新的制度。也许你还会说到新加坡的制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有些东西是基本一致的。

　　我相信美国的力量会在某一点上达到其统治地位，然后衰落。\”历史的终结\”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观念，一个对世界历史趋势的假设性概括，无关乎美国是否被其他力量所代替。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有关美国如何持续生存下去，而是有限政府和市场定向的经济秩序的制度观念是否能持久生存下去。我想我目前看不到其他的选择对象。

　　何：自由民主将可能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和危险？和人类过去的历史经验、例如我介绍的中国的传统社会相比，它的内在的危机是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死于另一种\”文弱\”--亦即可能变得过于宽容、缺乏必要的调节？而如果它实行节制甚至某种强制，它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特性？它如何处理像物欲泛滥、消费主义这样的问题？它追求平等，但是，人类是否将因此失去某些重要方面的的优秀和卓越--而这些方面，人类也并不是不在乎的？

　　福山：你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走向\”最后的人\”的过程是从民主社会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这种民主社会是倾向于产生某种平庸而非卓越的，这就是现代民主。如果你观察美国社会，是一种很复杂的情况的，其中很多方面缺少德性的地位。你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有许多东西并不是有吸引力的，但另一方面，它也造就了许多民主的个人，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德性，所以这是一幅很复杂的图景。民主社会并不直接产生道德德性，也不确保德性。所以你需要一些超越民主政治的东西，以保证扩展一个成功的社会。

　　我的另外两本书实际上是有关文化和价值的，除了民主制度，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提出来以帮助理解，因为制度本身是不够的。甚至只是使制度运转，你也需要一些比制度更多的东西。

　　何：你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知识训练的背景吗？你如何看待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对自由民主的批评，你认为他们的理由是否充分？还有像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重提，你是否觉得有某些道理？

　　福山：我自己的知识训练的传统我想基本上是人文的。我对施特劳斯的理解是，他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了自由社会不产生道德的德性的困难问题。自由社会主要的德性是具有一种稳定性，但它们不产生伟大的人或者培养人的灵性。这也许是一种妥协。除了政治上可行，也许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来补充。但我想许多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还是广义上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还是信奉自由，认为真正的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仅仅自由的最大化就能给人带来幸福，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人们不仅因自由而幸福，也还需要共同体、相互的承担和义务、家庭等等才能幸福。

　　何：你谈到过具有某种连贯性（coherent）的西方（thewest），谈到过欧洲和美国的同异，你是否也愿意谈谈东方？东方是连贯性的吗？或者最好还是只纳入与西方相对而言的\”其余\”（therest）的范畴来考虑？在你看来，日本是属于西方还是东方？你如何看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观点？顺便问问：美日关系、以及你个人和家庭在美国生活的经验是否对你的学术研究有影响？比方说，你如何看待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囚禁在美国的日裔、日侨以及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还有，你也愿意对中日关系或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发表一点意见吗？

　　福山：我感觉朝鲜、日本和中国是如此不同的社会，以致我很难把它们看作是同一个文化体系或其各个部分。我更感兴趣的也是它们之间的差异而非它们的共同点。比如说，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在传统和价值上混和了很多成分的一个社会。在韩国的社会冲突比在日本表现得更公开、更明显。在日本，与邻人有冲突你不容易看到，他们总是试图在门后面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在韩国，他们可能在街上示威，公开地斗争，所以，在韩国有可能比在日本产生更接近西方风格的民主政治。民主制度并不意味着排除冲突，而只是试图将冲突纳入和平的制度轨道。中国当然也是很不同的，我想，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令人印象深刻和富于思想刺激性的，而且它是如此巨大的、我不了解的一个社会。我怀疑中国只是适合于一种制度，因为中国人在加拿大、马来西亚等许多地方、当然也包括在中国本土都做得很好。

　　我想中国传统的\”选举社会\”是很不错的，如果它能保持一种持续的运转。古代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它创造了一种可以自我更新的官员科层制度。但它可能过于狭窄，会忽略在社会其他部分存在的有才能的人们，因为天赋才能是广泛分布于全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是这种古代的\”选举社会\”缺少一个民主社会的权力制衡和投票选举这样一些制度。我想，这里所涉及的是进展相当慢的一种社会体制，中国的农业在技术上也是两千多年来基本保持不变，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前没有很多外在的发明，也没有很多外在的威胁，所以能使这种选拔体制运转--只要这社会变化不是太快，不是太分散和受制于许多外在的障碍。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些条件下，社会能比较平稳，国家能比较有信心。就像新加坡，新加坡社会在过去40年一直运转很不错，有很有自信心的领导和很好的官员制度，有很能干的人在治理这个国家。问题在于，你能继续这样运转另一个40年吗？在国家面临外部竞争的条件下，在内部歧异的挑战面前，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社会的难题。日本在某种意义上一直经历着混乱的痛苦，它有一个很高水准的官员科层制，能从社会的高层吸收成员，官僚制度对社会有一种很大的影响，而在过去20年里，官僚制变得相当腐败，受到执政党某些成员的相当控制。它正在丧失过去的职业水准。所以，我想，在官僚制度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中，有一个长期变异的问题。我想\”选举社会\”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达到相当高的运作水平，但附有许多制约和平衡机制的民主社会将保持一种更平衡的运转，而\”选举社会\”则可能有些时候运转得很好，有些时候运转得很糟。而民主社会却比较平均，不会时好时坏。

　　何：你如何处理学术研究和政治经验的关系？这些政治活动的经验，以及你早期的对苏联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对你从\”历史的终结\”一文开始的这一段学术研究有何影响？而在你近十多年从有关\”历史的终结\”、信任、社会和道德的解体及其重建、以及去年刚出版的有关生物技术对人类的影响的四部学术著作中，你认为是否有一种思想和方法上的一贯联系？你认为你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学的、还是哲学的或历史学的？

　　福山：我想我从研究前苏联中得到的一个经验是政治观念的重要性，这些观念能够产生很有力的冲击。所以，在考虑社会的形成和运作时，你必须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观念。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一种观念的软弱性，因为，归根结底，即便你有很美妙的观念，你试图把它强加于社会，试图根据某些抽象观念来重新塑造社会时，你最终还是不能避免失败，因为根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根基会抵制这种外部的强加，或者说，这种抵制的力量还不是在社会中，而是在人性中。我们无法与这种制度相容。是人性使人们抵制这种社会工程，使人们不信任它。因为信任是涉及到文化的，是涉及到某种文化价值的连续性的，它影响到如何构成社会制度，某些社会制度为何运转，某些社会制度为何不运转。苏联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你想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塑造人们，这种塑造失败了，这种意识形态也就垮台了。然后旧的文化实践就回来了，种族认同、民族主义，各种各样19世纪的文化实践，每个人都以为早就消失了的东西，一下子又都回来了。所以，我想这展示了社会工程乃至政治的某种限度。

　　那么再谈到生物技术的问题。我前面谈到为什么社会不愿按设计的工程蓝图改变，因为人性对此施加了某些限制。例如家庭，它并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习俗和制度，它也深深地植根于人的生物本性之中，所以，人们对与他们有关系的家庭成员有很强烈的忠诚纽带。在每一社会中，都必须处理这一事实，如果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废除家庭，使家庭消失到国家或党之中，它就要遇到莫大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社会终将不能运转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自由社会是不同的，因为它认定人是要自己作出选择的，国家不会干预他们，不会改变深深植根于他们本性中的喜好。再如积累财产的欲望也不仅仅是社会的习俗，它不是由社会创造的，而是我们的人类情感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一个社会试图废除私有制，它也不会运转得很好。

　　何：最后，可以问问你下一步研究可能是有关什么主题吗？以及你对人类世界未来的十年、百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愿意从政治经济或国际关系方面做一点预测吗？

　　福山：我现在有一个相当具体的公共政策的计划，是有关美国对生物医学的规则调节体系。这是一个很专门甚至狭窄的计划。我想，在我们的规则体系中有一个缺口，我有一笔基金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是总统的生物伦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我们这个委员会每个月都会开会，以帮助设计这个领域里的政策。美国在有些事情上规则很严格，而在另一些领域内却完全没有章法。

　　\”历史的终结\”所意味的是，即便民主社会的运气在某个10年内不是太好，但从百年的长程观察，它还会是相当不错的。这也就像起伏波动中的股票市场，预测其百年的趋势要比预测其十年的趋势容易。例如，在1918年和1935年，随着希特勒和共产主义的兴起，欧洲的民主有一个大倒退，但是，放长到五十年，一百年，你就知道钟往那边摆了。所以，预测民主制度的长程要比预测其短程容易。

　　依然留存的疑问

　　为了专心作答，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几次，福山没有去接。但我提出的问题，福山也没有全都回答。而有些问题大概是必须保留于心的，因为人类生活经验目前的展开还远不足以使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多个而是一个，历史也已成为总体的、全人类的历史。人类不可能再像近代中国人一样在接触异邦文明中寻找新的制度方案。人类如果失败大概也可能不再有新的避难地和栖息地以恢复生机和活力。所以，人类大概不得不更谨慎小心，更注意相互倾听和了解，吸取彼此的智慧。自由民主和市场也许是人们无可避免的选择，而且它们本身还包含有某种道德性，但我们可能需要比现在为多的调整和调节规则，并且，我们仍然总是要对未来变化了的情况中潜藏的重大危险保持警觉，以及对有可能适应这种变化了的情况的、异质的选择方案保持敏感和开放。

　　近代以来从西方席卷全球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从外部制度来说，目前确实看不到什么可以替代它的敌手，所以，如果说有什么重大危险，可能就来自它自身的内部。我们也许可以初步辨认出以下一些方面的危险：一是由于它的精进和活力，率先实行自由民主或在这方面制度建设较完善的国家可能相当强大，但也可能变得独断和霸道，而一国内部的自由民主制度再稳固，也并不一定能逻辑地引申出一种合理或合乎道德的国际新秩序。另外，自由民主社会鼓励的价值多元和在此前提下实际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物欲主义可能导致人们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破坏自身的生存环境；或导致人们在科技上无限制的贪图新奇和暂时、局部的利益，就像今天的生物科技，甚至有可能改变人性和人类本身，乃至不仅\”终结\”历史，而且真的\”终结\”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此外，这种过分泛滥的消费主义是否又能满足人类内部最深沉的精神信仰和文化超越的渴望呢？是否又能满足人们全面地追求卓越的渴望呢？这种在古代、尤其是古希腊表现最为显著的渴望和现代人追求平等的渴望，也同样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基本渴望，它们都要求得到人们的\”承认\”(recognition)。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经历了一些以很不同的时间长度为基准的时代或体验。以我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为例，我们所承袭的中华文明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的少年时期则是在\”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我们进入成年，到了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熟悉的提法则只是\”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动摇\”。我们现在显然已经变得谨慎多了。我们不敢再轻言\”千秋\”、\”万岁\”，而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今天的中国也已经变化到绝不可能自外于世界。中国是否还可以有一种根本上不同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的制度创新呢？而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本身的前途又将如何？即便人们信奉它，对它又是否敢有百年甚或千年的信心？

　　无论如何，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的假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尖锐、鲜明、从后倒着看、甚至类似于\”末世论\”的视角，只是这种\”末世论\”不是神圣的而是世俗的，不是未来的而就是现在的；而把握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目前也许还仍然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里。

（感谢《书城》供稿，即将发表于《书城》2003年3期）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2003年03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