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自我
陈岩锋
我们不能不说自我几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然流露的倾向：“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如果在战争或者其他竞技项目中彰现这种技能，不但不受到我们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我们的称赞，甚至好评如潮。不过，如果将这种观念运用到道德批判，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比较可取，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我们且不论这个道德批判者道德水准究竟是高尚还是卑劣，如果批评者在批判的过程中，只看到批判对象的欠缺，视而不见自我的缺点；只见对象的草芥，不见自我的梁木；只注意到对象缺点和自我的优点，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象的优点和自我的缺点。我们就知道这种道德批判离实事求是和公正的批判原则究竟存在着多大偏差了。不过我们很多批判者恰恰是在这样做，一般也存在这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几乎共有的批判特征。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我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这样或者那样的优点，而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无法克服根据自我好恶情感针对其他人评价时的偏见。这样的评价虽然自我看起来很有道理，也为我们很多人采用。但是因为首先对自我行使了道德豁免权，这种偏颇的批判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也产生不出什么公正评价和好的后果。虽然这种批判方式很不可取，不过由于我们思考或处理问题时的向我性，这种批判的方式和作风的确已经形成潮流；而且被我们很多人利用、发展或延续着；也每时每刻活动在各个角落。或许我们有些人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评价很客观，是实事求是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分析当时的背景和他的具体行动方式。以证明批判者的不合理性与脱序。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北京大学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经在《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回忆说：“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本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P5）虽然这种说辞也不能轻易说服人，为季羡林先生在“文革”期间的“行同一条蠢驴”（P4）的行为开脱。但是季羡林先生在该书中又说：“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时被害者，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就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P2）而且季羡林先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以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P1）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了。“善莫大焉”。做得已经十分不错了。不过季羡林先生就这样不错的表现，我们这些苛刻的道德批判家对季羡林先生这样“被利用”和“被侮辱和损害的”一族在如今也没有放过，而是表示出了自我的不满和愤怒。因为在我们这些苛刻的道德评判家的印象里，当时也存在其他人不受“利用”的；而且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何况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季羡林先生大多是将自我的怨恨宣之于纸，对自我阴暗心理的反思和揭露很少；与其说是反省，还不如说是发泄对“十年浩劫”的牢骚和怨恨恰当。我们自然不会、也没有就此而同情他。即使包括笔者在去年也曾经质问季羡林先生：“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在‘文革’犯下的错误而忏悔？”当时也认为自己这样质问不存在任何问题，是应该的，必要的。因为季羡林先生本身就没有很客观的叙述自我的错误事实和为犯下的错误作诚恳的道歉。而是过多的指责了对象。将自己无意中树立为道义的化身和偶像。不过笔者在这种质问的过程中，也犯了和季羡林先生一样的错误，同时也是千万人犯过的错误：不自觉地对自我进行了“道德豁免”；首先是把自我当作道义的化身，即设置了道德占先。由于当时是网络对话，也看不到季羡林先生的面部表情，也不知道季羡林先生什么心理感受。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季羡林先生看到这番话心情也好不到那里去。季羡林先生已经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我这样说，岂不是在季羡林先生心口的伤疤上撒盐巴吗？就人知常情而言，谁听到这种话，都不会“闻过则喜”。实际上透过这个事情的表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东西，这样东西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耳熟能详的，不过却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季羡林先生的人格如果用我们道德苛评家的评价，算不得完美；然而应该引起警惕的却是，难道我们自我的人格就是完美的吗？假如我们置身于那种背景呢？可能很多人连季羡林先生的标准都达不到吧。即便我们不去追索那段令人羞耻的历史，把目光转向现在，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人格又是怎么样呢？阳奉阴违，无事生非，漫骂攻击，两面三刀的不是大有人在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语），我们自我都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批判别人呢？我们在批判别人的时候，难道就不应该事先审视和关照一下自我？
这个话题在心底隐藏了很久，我也反思了很久，这种观念像火山爆发一般无法遏止，今天终于喷涌而出--说了出来。这也是我不再以自我的道德或价值观念为标准批判其他人的起因：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却很难。而是把批判的目标转向了自我反思，克服自我的毛病。“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语），大致也算是“人到三十才明白吧”。我虽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或者“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甚或无论“穷达”，都应该“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观念，但是由苛刻的批判季羡林先生这件事情上，也应该汲取深刻的教训：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先拿起镜子先照照自己的脸干净或者腌臜再说别人最合适。“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老子语）即使我们做得相对比较完美，本着尊重他人的标尺，我们也不应该恶语相加，或者轻视、鄙薄对方。这也算是我们经验主义的收获吧。当然我在此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判对方，而是说在批判的时候多注意自我的不足（尤其不可叶公好龙），然后再去批判别人。
如果我们留意，这种道德苛评家的方式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时尚产物，在两千年前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无非是复述古人的话罢了。当然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出“现在”的确已经世风日下：才有孔丘恢复道统一说，“今不如昔”的感慨；并非孔丘复古就是倒退。前几日在阅读孔丘的著作《论语》的时候发现有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为人或为学，完善自我、克服自我的座右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另外，程颐的注脚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朱熹《近思录·为学》）；“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之于人也。”(《近思录·为学》)
韩愈《师说》云：“闻道有先后”，虽然先人一直复述着古老再不能古老的道理，我们闻道有些迟；但孔丘《论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当然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未必逝去，因为我们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是能领悟到一种古老道理的涵义，从而结束怨恨、指责别人；克服自我的狭隘、偏见，走出困境；避免演绎同样愚蠢的错误，也算是不差的收获吧。
2002.10.28
陈岩锋
我们不能不说自我几乎存在着这样一种自然流露的倾向：“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如果在战争或者其他竞技项目中彰现这种技能，不但不受到我们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我们的称赞，甚至好评如潮。不过，如果将这种观念运用到道德批判，虽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比较可取，但并不见得是件好事。
我们且不论这个道德批判者道德水准究竟是高尚还是卑劣，如果批评者在批判的过程中，只看到批判对象的欠缺，视而不见自我的缺点；只见对象的草芥，不见自我的梁木；只注意到对象缺点和自我的优点，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对象的优点和自我的缺点。我们就知道这种道德批判离实事求是和公正的批判原则究竟存在着多大偏差了。不过我们很多批判者恰恰是在这样做，一般也存在这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几乎共有的批判特征。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自我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这样或者那样的优点，而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无法克服根据自我好恶情感针对其他人评价时的偏见。这样的评价虽然自我看起来很有道理，也为我们很多人采用。但是因为首先对自我行使了道德豁免权，这种偏颇的批判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也产生不出什么公正评价和好的后果。虽然这种批判方式很不可取，不过由于我们思考或处理问题时的向我性，这种批判的方式和作风的确已经形成潮流；而且被我们很多人利用、发展或延续着；也每时每刻活动在各个角落。或许我们有些人仍然固执己见认为自己的评价很客观，是实事求是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分析当时的背景和他的具体行动方式。以证明批判者的不合理性与脱序。
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北京大学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经在《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书中回忆说：“有不少人早就认识了它的本质，我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我实在感到羞耻”。（P5）虽然这种说辞也不能轻易说服人，为季羡林先生在“文革”期间的“行同一条蠢驴”（P4）的行为开脱。但是季羡林先生在该书中又说：“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时被害者，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已。就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P2）而且季羡林先生“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以后：“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P1）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宽容大度的正人君子”了。“善莫大焉”。做得已经十分不错了。不过季羡林先生就这样不错的表现，我们这些苛刻的道德批判家对季羡林先生这样“被利用”和“被侮辱和损害的”一族在如今也没有放过，而是表示出了自我的不满和愤怒。因为在我们这些苛刻的道德评判家的印象里，当时也存在其他人不受“利用”的；而且还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英雄”。何况在《牛棚杂忆》一书中，季羡林先生大多是将自我的怨恨宣之于纸，对自我阴暗心理的反思和揭露很少；与其说是反省，还不如说是发泄对“十年浩劫”的牢骚和怨恨恰当。我们自然不会、也没有就此而同情他。即使包括笔者在去年也曾经质问季羡林先生：“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在‘文革’犯下的错误而忏悔？”当时也认为自己这样质问不存在任何问题，是应该的，必要的。因为季羡林先生本身就没有很客观的叙述自我的错误事实和为犯下的错误作诚恳的道歉。而是过多的指责了对象。将自己无意中树立为道义的化身和偶像。不过笔者在这种质问的过程中，也犯了和季羡林先生一样的错误，同时也是千万人犯过的错误：不自觉地对自我进行了“道德豁免”；首先是把自我当作道义的化身，即设置了道德占先。由于当时是网络对话，也看不到季羡林先生的面部表情，也不知道季羡林先生什么心理感受。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季羡林先生看到这番话心情也好不到那里去。季羡林先生已经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我这样说，岂不是在季羡林先生心口的伤疤上撒盐巴吗？就人知常情而言，谁听到这种话，都不会“闻过则喜”。实际上透过这个事情的表象，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东西，这样东西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耳熟能详的，不过却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季羡林先生的人格如果用我们道德苛评家的评价，算不得完美；然而应该引起警惕的却是，难道我们自我的人格就是完美的吗？假如我们置身于那种背景呢？可能很多人连季羡林先生的标准都达不到吧。即便我们不去追索那段令人羞耻的历史，把目光转向现在，我们又做了什么呢？人格又是怎么样呢？阳奉阴违，无事生非，漫骂攻击，两面三刀的不是大有人在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语），我们自我都做不到，又有什么资格批判别人呢？我们在批判别人的时候，难道就不应该事先审视和关照一下自我？
这个话题在心底隐藏了很久，我也反思了很久，这种观念像火山爆发一般无法遏止，今天终于喷涌而出--说了出来。这也是我不再以自我的道德或价值观念为标准批判其他人的起因：批判别人容易，批判自己却很难。而是把批判的目标转向了自我反思，克服自我的毛病。“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语），大致也算是“人到三十才明白吧”。我虽然也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或者“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甚或无论“穷达”，都应该“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观念，但是由苛刻的批判季羡林先生这件事情上，也应该汲取深刻的教训：在处理事情的时候，还是先拿起镜子先照照自己的脸干净或者腌臜再说别人最合适。“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老子语）即使我们做得相对比较完美，本着尊重他人的标尺，我们也不应该恶语相加，或者轻视、鄙薄对方。这也算是我们经验主义的收获吧。当然我在此也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批判对方，而是说在批判的时候多注意自我的不足（尤其不可叶公好龙），然后再去批判别人。
如果我们留意，这种道德苛评家的方式并非是今天才有的时尚产物，在两千年前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无非是复述古人的话罢了。当然我们从此也可以看出“现在”的确已经世风日下：才有孔丘恢复道统一说，“今不如昔”的感慨；并非孔丘复古就是倒退。前几日在阅读孔丘的著作《论语》的时候发现有句话可以作为我们为人或为学，完善自我、克服自我的座右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另外，程颐的注脚也可以给我们提供参考。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朱熹《近思录·为学》）；“古之学者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今之学者为人，欲见之于人也。”(《近思录·为学》)
韩愈《师说》云：“闻道有先后”，虽然先人一直复述着古老再不能古老的道理，我们闻道有些迟；但孔丘《论语》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当然我们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未必逝去，因为我们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但是能领悟到一种古老道理的涵义，从而结束怨恨、指责别人；克服自我的狭隘、偏见，走出困境；避免演绎同样愚蠢的错误，也算是不差的收获吧。
2002.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