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拜读北大资源学院企业管理学院院长阎雨先生的<新农村建设 宏观经济 房地产 从拐点到循环>一文深受启发,但有些观点不敢苟同。肯盼与大家一起商榷!
    近年来林毅夫等很多学者、专家就中国“新农村建设”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很多具有革命性、建设性的良策,我深受启迪。但是拜读所有就此问题的几乎所有论断,千篇一律都将“新农村建设”定位于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暂且不说中国目前是否存在通货紧缩这个问题,单就出发点而言笔者不敢苟同。假设我们搞新农村建设的目的首先想到的是把农村作为走出当前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突破口;或者把目光更多地锁定在如何利用新农村建设缓解内需不足的矛盾上,很可能会造成在实施中走样。

    尽管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内需不足,而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有近7000万户农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还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6%的村子还没有电话;1%的乡镇没有卫生院;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厂等。
    也就是说,仅仅解决这些问题对启动内需就功莫大焉。但是,新农村建设有着比这更广泛的内容。从五中全会对新农村的目标要求来看,“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要建设物质文明;“乡风文明”是要建设精神文明;“村容整洁”是要建设生态文明;“管理民主”是要建设政治文明。所谓新农村的“新”就体现在统筹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上。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长远而言,要建设和谐的新农村,主要是要解决农民和国家的关系、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农民和干部的关系......这就不单单是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就可以的,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为此,新农村建设不能一味按照满足解决通货紧缩这样的狭隘目标,必须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培养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参与责任,使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归属感。脱离了这一点,新农村建设不可能取得成功。
    即使单单从农民增收、拉动内需来说,虽然这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但应看到,由于农村人口基数过于庞大、农民文化素质不高等多种因素,无论从事农业还是外出务工,农民获得收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相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能同速增长,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还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由农村来承担缓解通缩、启动消费和需求的重任,事实上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同意先生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拐点,使得处于休眠的农村市场得以复苏和激活,毕竟谁也再无法忽视九亿生命自身存在的价值,因为承认其存在的经济价值和创造价值,使得九亿生灵得到尊严和福祉,使得“二元结构”下那沉重的喘息和酸楚的泪水得以凝固和封存,成为历史而永不反复”判断,但并不同意将农村作为消化城市过剩生产能力的工具。否则让我们的良心不得安宁,现在想起农村、想起农民并非因为他们需要关注,而是因为城市改革、建设中积淀的矛盾、问题需要农村、农民来释放和化解,这样的目的岂不是太不纯洁了!
   必须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升到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由之路的高度来认识。无农不稳,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现在我国既是经济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反之,就会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甚至出现社会动荡。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发展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尽快扭转,不仅制约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也会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必须尽快改变农村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