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港台警匪片的人们肯定对以下的情节不陌生：匪徒在杀人或抢劫犯了“死罪”时，开始往往是百般恐惧、万念俱灰的。此时，如果头目或者拜把兄弟能够帮助他逃往境外——“避避风头”，该歹徒极有可能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逍遥法外，甚至三、五年后改名换姓，折回来继续作恶。

严打”一词堪称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词汇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一些特定的月份成为国家整治社会治安、打击黑恶势力的“严打”重点，一大批恶名昭著、劣迹斑斑的犯罪分子落入法网，被送上正义的断头台，人们可以过段清净、舒心的日子。然而，人们似乎看到，“严打”效果有步入“衰退期”的迹象，越来越像走形式、走过场了。究其原因，一是犯罪分子学乖了，“严打”就那么一阵子，在这段时间内，只要老老实实，多半没事，熬过这些日子，“天下还是咱们的”；二是部分地方“父母官”官匪勾结，充当保护伞的角色，“以钱捞人、发话放人”的现象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三是普通的民众虽然掌握着黑恶势力的“真凭实据”，却没有被坐惯了办公室，担心患上“空调病”、“三高症”的父母官们真正发动起来，“严打”渐渐落入“严而不打，打而不严，不严不打，越打越严”的怪圈之中。

在6月26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第三度掀起“审计风暴”。国家发改委由于投资管理方面的问题被第五次点名；国家体育总局、国土资源部、卫生部等近十个部委都被再次点名。

李金华曾经说过，他最大的困惑，一个是能否能找到最好的办法让国家资产少损失一些，再一个就是尽快解决屡审屡犯的问题，不要让查过了，处理过了的问题，又不断出现。遗憾的是，2004年的同一时期，李金华就点名批评了水利部及其下属的长江水利委员会，李金华公开“黑名单”后，水利部是第一家公布整改情况的部委：对相关人员该移送司法的移送司法，该撤职的撤职，该开除的开除，可谓雷厉风行。一年过去了，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照样上了“光荣榜”！

小学生们该疑惑了：为什么明明做错了事情，也清楚认识到错误，认真检讨、整改了，还会踩到同一块西瓜皮，摔倒在同一个粪坑里呢？

让我们再来看几张“幻灯片”：

2003年的12月23日发生的重庆井喷事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灾难，234个鲜活的生命同一时刻划上了休止符。事故发生后，原中石油公司总经理马富才，中国石油业的老功臣，多次提请引咎辞职，2004年4月14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的辞职请求被批准，高官问责制度正始于此。

2004年2月5日，在北京市密云县密虹公园举办的迎春灯展中，因一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造成踩死、挤伤游人的特大恶性事故，共有37人在踩塌事故中死亡。4月15日，相关部门认定这起踩塌事故的发生，与领导管理人责任不落实有着直接关系，作为密云县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张文，辞去其密云县县长职务，永远告别官场。

《文汇报》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有了过失，引咎辞职不是什么“高姿态”。我们更愿意看到，引咎辞职应该成为我们政治生活中官员自责的一种惯例。

 面对中国“反腐”工作不断出现“反复”的奇怪现状，我们不得不痛心承认：国家的执法行为，开始出现“周期循环”特点，甚至，向“节日化”演进了：官员 “渎职”甚至是“失职”后，要么习惯遮掩，要么异地调动，要么一纸“辞职”一走了之。 “法律和正义的胜利”，在无辜死难者的泪水和哀恸面前，多少有些贫瘠和苍白。

听过这样一则笑话：

巡抚在微服私访中，发现所辖的某个县令横征暴敛、贪得无厌，搞得民不聊生。巡抚震怒之下，打算奏请朝廷对该县令予以严惩。

就在奏折即将写好之际，门外来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百姓来为县令求情。

巡抚百思不得其解：你们不是个个都非常痛恨贪官么？如今，本官正要为你们伸冤，让百姓扬眉吐气，为什么反而前来阻拦呢？

一个老头站了出来：您不知道啊，这个狗贼已经在这里做了十多年县令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喂肥了，您却要把他赶走。万一再来一个贪心的瘦子，不知道我们百姓又该遭多少罪。百姓再也经不起多番折腾了。

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不知道，巡抚最后将奏折递上去没有。但我心里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