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鹏鹏，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妈妈被一座城市感动了，她用博大的爱心替你留住了妈妈，你一定要记住这个城市的名字，她叫宁波。”

青海省乐都县高店乡河滩寨学校29岁的语文教师罗南英写给宁波市民的公开感谢信中，称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2005年3月，罗南英被诊断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千里迢迢来到宁波就医，其家人却无力支付巨额治疗费用。《宁波晚报》于2005年6月26日披露这一事件后，2000多名素不相识的宁波人6天内为其捐款60万元，80％的“好心人”都不曾留下姓名。

罗南英说：“我从未给宁波作过贡献，素不相识的宁波市民却给了我这么多关爱。”

罗南英是幸运的，在陌生的城市，2000多名陌生人共同撑起了她的生命之舟；宁波是幸运的，她以其子民的真诚、善良、博爱而一次次焕发出人性最美的光辉。

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高度赞赏：短短一周为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教师捐款60万元，反映出宁波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是宁波城市文明、社会和谐的具体体现。

2004年，广州以2684.8亿元生产总值，人均GDP 38568.37元，分别在中国611个城市中排名第一和第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广州经济早已实现“小康水平”。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带来精神文明和市民素质的同步跟进。“飞车抢夺”、民工“跳楼讨薪”、见死不救等阴冷的世态面孔不时在广州的各个角落浮现。广州，作为中国最热的城市之一，钢筋水泥所铸就的高楼、豪宅却折射出越来越浓重的麻木、冷血和悲凉：

7月3日《南方都市报》披露：由于无人让座，75岁老人廖贤伟在广州一辆公交车上摔倒，从此走向人生终点。此时，公交车上位置刚刚坐满。

同一日，一名四川籍务工女子在广州永福路遭人刀捅背部，送到医院时失血过多，已停止呼吸。死者妹夫称，事发时他们在路边连拦6辆出租车，但无一辆车停下来施救。

据2005年初广东省统计部门一份调查显示，全省全年缺工100万人左右，广州从“民工紧”走向“民工荒”。

看惯了《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三大报太多的虚假广告、八卦新闻，却很少能找到能让人感动的文字了。好不容易出了个张龙侠，却也在媒体一片唧喳声中很快“草草收场”。曾经有人撰文为张龙侠这样一个普通打工崽的医疗费用和“后遗症”问题担忧，很遗憾，再也看不到有关张龙侠的下文了。

曾经在公交车上听到这样一段有关广州的议论：广州有什么？最高的大厦，最多的公园，最豪华的写字楼，最昂贵的楼盘，最美丽的女子，最爽口的小吃，最丰富的商品，最快捷的资讯。同时，广州也有最拥挤的交通，最混乱的治安，最无聊的记者，最八卦的媒体，最艰苦的民工，最奢靡的娱乐，最冷漠的看客，最贫瘠的表情，最多的二奶，最方便的一夜情，最流动的艾滋，最蛮横的老板，最无耻的欠薪……

不由得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罗南英当初选择来广州的话，等待她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我不敢想象。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猜测一下：

为了节省费用，罗女士多半会选择公交车，会不会有人为这样的一个普通教师、病人让座？很难说。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罗女士还得时时提防无处不在的“三只手”。一旦不幸被偷，恕我直言，罗女士也许只有回家等死的份儿。

如浙江的媒体一样，广东的媒体同样会以最快的速度，最醒目的标题刊登这一事件，发动社会关爱。很多人会在办公室议论，并深表同情，但也许，下班途中随处可见的乞丐、残疾人，或者一次惨烈的车祸就会让人们迅速学会冷漠和遗忘。

广州人的工作、生活节奏太快，压力太大，估计没多少人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医院探望罗南英。此外，罗南英还得时时面对面无表情的医护人员，病房中的罗女士无疑是孤独的。

发动社会捐款，学生自发上街募捐？见惯了太多骗局，广州人早就学乖了，估计效果不大。

医药费无法凑齐，一段时间后，医院“依照正常处理办法”“请”出罗南英，罗女士不得不放弃治疗。

幸运的罗南英收到某位或某些企业老总的“捐款”，能够支付医疗费用了。媒体的报道角度随之转移到这几位“慈善家”的生平介绍、创业史、奋斗史。或许，罗南英还会被邀请为该企业的“形象代言人”。

无论罗南英能否得到捐助，媒体有关她的版面绝不会超过任何一个“明星”鸡零狗碎的八卦新闻。

热闹几天后，在治疗最后结果出来之前，罗南英生死未卜，有关“罗南英”的字眼在媒体报道中彻底“蒸发”。

罗南英最终病愈，甚至成为某企业形象代言人。第一个报道该事件的记者积极角逐年度全国“好新闻”奖。

如果万一……，“罗南英”彻底淡出人们视野。

罗南英没来广州，我想，众多如我一样的人们心中的感受是复杂的：庆幸、遗憾或者失望，应该兼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