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一个关心周国平诽谤案官司的朋友，打来越洋电话：“曹天予，你写东西也忒拖拉了！两个星期前，你就在写那场朗润园秋夜漫谈，许诺着那与郭世英关系突破的一刹那。可是一个插话，一大堆方小早，拖了两个星期。昨天，总算看见你又重新捡起话头，回到了郭世英。可是你又扯了开去，写你暗恋的女孩的美目和长辫，中间还夹了一大段野花的凄惨故事。故事本身当然也有意思。可是这样写法，得有两个月才能写到那一刹那吧？X呢，恐怕得等到猴年马月了吧？”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觉。可是，写博客，又不是在写书！本来就是兴之所至、随手写来的好玩事儿，哪能有什么计划呢？何况，打官司、写诉状得讲究因枝振叶；讲小事情，琐琐碎碎的，却只能是沿波讨源。不把来龙去脉讲清楚，谁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比如说，与郭世英关系发展中的那一刹那，用当年流行的哲学词汇来说，就是质变、是飞跃。可是，没有量变的积累，哪来的质变和飞跃？没有前此的身世交换、感情交流、情愫互吐，哪里会有那种一刹那！又不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一见钟情！我们谈论爱情，但并不是在谈恋爱；我们谈论的是与异性的爱情，同性恋云云，只有在读朱光潜先生编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中才略有所知。那是太遥远了。两人对女孩的兴趣太大了，对同性恋可一点概念都没有。
不过，这里的情况有点复杂。与方小早的关系很清楚：友情。与异性的关系？如果重点在“异性”，那总离不开恋、爱二字。与郭世英呢？我用了“至交”。这只是个权宜之计。究竟什么关系？我自己也说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标题中用了“不可名状的感情”。尽管如此，在日后的博客中，我会力图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用文字来摹状那不可摹状的感情。
至于X，有什么可以着急的？
首先，我并没有参加过X。我与X的关系，主要是我与郭世英的关系。至于其他三位，我与叶蓉青好像都没有说过话；与孙经武也不过见过几次面。第一次是在62年11月25日。63年2月28日他随父亲去南方疗养前，曾一起在颐和园打过一次桥牌。等到他5月8日回京时，形势已是十分紧急。当时的注意力全在郭世英身上，哪里顾得上他？可能，他在听到郭世英告诉他我找了于立群后，也不想再理我了。至于5月17日在临湖轩东打桥牌，孙经武和张鹤慈把我与郭世英3月30日关于借枪的谈话，嫁接了过去，又发挥了一通，变成了一个极具可读性的故事。不过，痛哭流涕借枪一说垮了台，剩下的情节还有谁能把它当真？与张鹤慈的过节比较多，到该提到他时自然会提到他。不过，尽管张孙对我言辞过分，他们与陈志尚、周国平不是一类人。我并不想与他们计较。有些事，不提也罢。当然，如果他们想与我打官司，那有机会“玉宇澄清万里埃”，把这一年多来的嗡嗡嗡哼哼哼的噪音清一清，其实也是件好事。这里只想提醒他们一件小事：我在“往事解读”中早已指出，其中引用的材料，是64年8月起，在特殊处境下，花了几个月写出来的交代。63年5月20日，才几个小时，能写多少？他们应该问一问与我同时被传讯、同时写交代、几乎同时写完的周国平或方小早，三四个小时，能写多少？
其次，X之所以引人注意，无非是有人把它与郭沫若、周恩来连在了一起。好事者甚至把毛泽东也扯了进来，以增加分量、增加神秘感。于是X好像真的成了一件大事。其实，X之所以被处理，主要是因为外逃。密谋外逃就被处理，主要是因为孙经武有前科。没有前科，饿肚子年代想外逃、特别是想到香港去的人，何止千万，只要不是现场被抓，哪里都能处理？要是说有几个年轻人在一起交流“反动”思想“反动”文章，在三年困难和三面红旗的强烈对照下，这一类的小集团，何止千万？媒体为何不感兴趣，而只对X感兴趣，并且兴趣是如此之强烈？举几个我亲身知道的例子。进北大前，我在上海就还有一个不成型的“博士俱乐部”。65年到南口改造后，发现一大帮按当时中央特发文件整成的反动学生，不少人都组织过“反动小集团”。如北大化学系在63年夏挖出来的四人反动小集团，就都在南口改造。南口情况，我的难友王学泰曾发文出书介绍过，有谁注意了？
最后，经过这一年多来的曝光，人们对X的兴趣早已所剩无几。不少人问我：“你那个X里的人，就这么个水平呀？”弄得我都不好意思。当然，本来就是中学生的水平，又经过那么多年的磨难，没法苛求。但是，说什么“大思想家大革命家或什么大诗人”，这可真是有点异想天开了。
学期行将结束，事情极忙。一放假，又得去英、法、德、瑞士等国访问讲学，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写博客了。当然，既然已经写开了头，并且作了交代“一刹那”的许诺，只要有空，还是会写一点。但那与打官司没有什么关系。法院可等不了我这么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我写博客也不是想以此来影响高院的判决。要是打官司得靠写博客，那干嘛还要请律师？况且，已经请了张思之那样的大律师，我哪里还能写出比他的代理词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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