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友情和不可名状的感情
(三) 续一
分手时，几十年的光阴在前面等待着我们；再相会时，几十年的往事留在身后。多少往事堪回首，又有多少，不堪回首。
那次分手后不几个月，一次在老西门金家访遐迩陈叔寅。我正心不在焉地从学校回家，突然眼前一亮；一机灵就一眼瞄到了他。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发现他也看到了我，只一扭首，就匆匆消失在人群中了。“他是因为被打成右派，连累了我，不好意思见面了？”我为没有抓住那次交谈的机会，遗恨了几十年。后来辗转听说他被抓走了。71年初，我从一所转提篮桥后，听老犯人说起他，闹监闹得太厉害，绝食，小号，等等，等等。身体已是彻底垮了，正关在十号监病号房内，已是奄奄一息。郭世英已经走了，陈叔寅能等得到解冻吗？我自己呢？解冻是早晚的事，对此我深信不疑。问题只是，我们能等得到吗？
还真的等到了。86年春，在剑桥收到一封信。信封笔迹似曾相识。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居然是陈叔寅的来信。几个来回以后，才知道他已于80年代初落实了政策，继续留场劳动。后来通过与人结婚，居然回到了上海。一次他在信中说，他一联系上了我，就告诉了在云南的陈仲恒，让他与我联系。但我一直没有收到陈仲恒的来信。88年到哈佛后，不知怎么的与陈叔寅又断了音讯。
90年代末，先是辗转收到陈仲恒的来信，后来又收到陈叔寅的来信。2000年初，我决定回国访问。陈叔寅要我一定去上海看他。“不看见你，我死不瞑目。”5月，我到复旦讲学。其间，十几位初中老同学设宴聚会。席间，听说我初恋暗恋的那位女同学，现在香港。席间，我还听说，史美栋已经去世。我和史美栋最后一次见面是在62年初。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吃是天下第一大事。我那时是社会青年，没有任何收入。史美栋已经工作，在上海远郊一个初中教书。他带我到了一家馄饨店，拿出两张就餐卷，请我美美地吃了两碗菜肉大馄饨。当时我们谈起陈氏两兄弟，一个被抓，一个在逃，唏嘘不已。我们因为“年幼无知”，算是逃过了一劫。现在，野花四人中，三人还在，身体最好的篮球健将史美栋，却在经历了无数磨难后，抢先一步走了。陈仲恒和我和其他当年崇拜史美栋的老同学，不禁感慨光阴如箭、来日无多。
赴宴前，陈仲恒先带我去见陈叔寅。走进陆家浜路南车站路交界处的一条小弄堂，推开灶披间的木板门，我看到了四十多年来时时想起的陈叔寅。小小的灶披间阴暗潮湿，脏兮兮的墙上贴着一张玛丽莲-梦露笑容灿烂的彩色大照片。小小的行军床边立着一个氧气罐，罐顶一条塑料管通到斜靠在墙上的陈叔寅的鼻孔里。陈叔寅听到开门声，抬起头来，一看是我们俩，眼睛一亮，仿佛又有了当年到各校串联时的飞扬神采。他刚想开口，却直喘气；又想坐起来，我赶紧过去按住他的手，不让。问他身体如何，说是肺气肿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于人世了。只是咽不下一口气，要见我，有一件事要告诉我。我大吃一惊，忙问什么事？使我更为吃惊的是，他竟然问我，是否记得58年春在金家坊的一次遐迩。
他这一问，使我顿觉神秘莫测，仿佛冥冥中真有个老天爷在主宰一切。怎么一个一瞬间的目光遐迩，他居然记得那么清楚，记了几十年，还非要见我，与我谈这件事，不然就死不瞑目？这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自己不也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一瞬间吗？不也记了几十年吗？几十年，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多少分钟？无数个小时无数个人无数的事来了又去了，忘了，在脑海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那一瞬间的目光遐迩，还有与那女同学在春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地理课上的一次眼色交换，却铭刻在心。纵使沉入脑海深处，埋没在无数的表层记忆之下，一旦唤起，还是历历在目。怎么回事呢？
那时，因为他已被打成右派，而我又曾向公安局保证过，再也不会与他来往，一见到他，有点不知所措。见面而不打招呼，还是个人吗？可想打招呼，我又有点不敢，会有人看见吗？一个犹豫，就失去了机会，为此我后悔了几十年。
还没有等我说起这一些，陈叔寅一听我说记得这事，就先讲了起来：“曹天予，那时我一看到你，就怕你过来打招呼。我虽然已是个右派，但我的家庭出身是好的。我父亲是一般市民（银行小职员），我大哥是革命军官（后因他右派问题，被迫转业）。可你是个反革命子弟。我那时真怕与你一接触，被人知道，政治上对我不利……”
他接着诚诚恳恳地向我忏悔自己的势利眼，希望我能原谅他。他说这件事在他心中窝了几十年，不把他向我当面说出来，死了也不甘心。我听了惊骇莫名，颤栗不已；赶紧告诉他我当时的心理活动，还告诉他，我带着公安人员去他家要公章时的那种做了叛徒似的冰凉感觉，“只觉得你们兄弟俩会恨我一辈子。”两兄弟忙说，“那倒没有。你还太小（16岁），并且那时也不可能抗拒。”这我才又想起，57年后有好多年，我一看见公安人员就想躲，连公安局也都绕开了走。海内外各种敌对势力不断地在攻击国内的人权纪录；可我却觉得当前的人权状况，简直就像天堂一般。
陈叔寅的忏悔，使我受到了一次从未有过的心灵震荡。我当然知道出身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分量。遇罗克的出身论，我67年读到时，只觉得是小儿皮相之谈。可是陈叔寅，一个我当年崇拜的英雄，一个几个月前还在带着我办“野花”的大哥哥，在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在马上就要下地狱、到劳改农场和监狱去度过一生的前夕，居然会在见到那个刚满16岁的我时，像碰到瘟疫那样，赶紧躲开，甚至连招呼都不敢打一个。而其原因，却仅仅是我的父亲有问题。这可真是超出了富有四十多年社会经历的我的政治想象。颤栗的同时，脑海里闪现出来的是郭世英的形象，他在67年8月，到中关村张宗海家来找我，与我握手的情景……[去年夏天，我与一位自称曾与郭世英关系密切的女士说过：你知道郭世英最难能可贵、最高贵的地方在哪里？他与曹天予交朋友。62年交到63年就已经是不容易；67年重叙旧谊、直到生命的终点，更是绝世无双！我讲这话时，有陈叔寅忏悔时的音容在眼前。]
说着话，三个人都老泪纵横。强打起精神，挤出笑容，合了影。我又说了几句勉慰的话，就与陈叔寅紧紧握别，与陈仲恒一起去赴宴了。一个多月以后，陈仲恒传来了噩耗，陈叔寅走了……
与陈叔寅金家坊遐迩后不久的一个下午，饭后看报忘了时间；等到发现上课时间快到，赶紧向学校跑去。跑到复兴东路时，听到有人叫我：“曹天予，你怎么也晚了？”我一看，是她！心中一动，脸上就热了。我放慢了脚步，说道：“你也晚了？”她只是谈谈一笑，没有再说话。我只好就着她的步速不紧不慢地向学校走去。她的娇柔和妩媚，特别是那两条长辫子，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让我欣羡不已。只是自己当时狗屎一堆，连个理我的男生都找不到，哪敢去兜搭本来就不爱理人的她呀。
快进校门时，她突然说，“你能不能走在前面，在我前面进教室？”我当然愿意为她去挡住同学第一排谴责的目光，甚至是老师的责问，让她躲在后面溜进去。于是赶紧十分骑士般地说当然当然。
那次以后，我觉得好像与她有了种说不出的默契。上学放学途中，有时碰上，她会朝我谈谈一笑，我会赶紧走开，但心中却会留有一丝甜美的感觉，久久不散。
就这样，又是一年过去。到了59年春天，学校为了确保更多的毕业生考上全国重点，成立了尖子班。当时我已不再读济慈瓦莱里，而是读波德莱尔韩拉尔美；不再读屠格涅夫，而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再读朱光潜蔡仪，而是读布洛夫和涅陀希文。考大学呢，不想考惹事生非的文科，而想读数学物理。我是数理化全5分学生，尽管受过批判，不知怎么也被分到了尖子班。这下使我在憋了两年多的压抑后找到了一点良好的感觉。备考时，师生的注意力全放在难题怪题上。可那些难题怪题，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进尖子班不过两三个星期，我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急剧上升。自己一时好不得意，对于报考的第一志愿北大数力系，是志在必得。（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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