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越来越严重是因为受处罚的代价在减小

中国是世界比较严重的腐败地区，出现这种状况是一种耻辱。中国政府与腐败作斗争也持续了多年，但效果甚微，腐败分子前仆后继，发案数值成膨胀之势。

中国具备创造大量腐败分子的条件，诸如：利益的诱惑、权力失控、“家长制”复活和法制的滞后等等，腐败孳生有了土壤。腐败的主要表现开始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向“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也就是向“权力资本腐败”的演变。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农村的圈地运动中的腐败”、“城市拆迁运动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腐败”，鉴于腐败的面大、量大、范畴广、危害严重，以及腐败的“层次高”，一下子使腐败活动进入了高峰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此方面牵扯甚广，忌讳太多，暂且不表。另一方面，就是对腐败分子处罚的轻重决定了其付出成本代价是否值得一博。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最近几年，巨贪鲜有被判死刑的，处罚有越来越轻的趋势。今年人代会又有代表提出对贪污犯废除死刑的提案，天哪！这是人民代表么？我看是腐败分子的代表，他是从立法上为自己找一条退出的后路。从这方面看，人民代表的选举必须改革，要还权于民，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本来是不想说的，又扯回体制方面了，还是放下吧。

胡锦涛总书记曾多次表示：“不坚决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必须继续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等。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更严厉的处罚，许多案件的判罚是令百姓失望的。如最近的原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不明来历私人钱财900万，动用2亿澳门赌博，被判处死缓。褚时健在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期间贪污受贿，被判无期徒刑；魏怀，在担任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期间贪污9330万元；同事潘洁容等人贪污数千万不等，一审无期；吴维仁，彩虹集团公司原总裁、董事长、挪用公款8500多万元，有期徒刑17年。我们知道，我国的司法系统不能令人满意，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不判死刑，便有办法缩短刑期，还有保外就医免除牢狱之苦（估计这些人也没有多少苦受）。

最新的余振东案，余是中国银行开平银行案的主犯之一，他伙同许超凡、许国俊三人在担任中银开平支行行长期间把4.83亿美元转移到国外，今年3月31日仅被广东江门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这起震惊中国金融界的大案，当事人处罚之轻是罕见的，当然此案有其特殊性，受中美协议所限只能如此。但关键是此例一开，为巨贪们指引了方向。外逃是贪官们躲避处罚或着是减轻处罚的很好途径，未来会有更多的腐败分子挟巨款外逃。国内对待腐败分子相对较为宽容，比如余振东在国内看守所受到的待遇是很好的，余表示，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八点吃早餐，中午十二点午餐、午睡到两点办，下午自由活动，散步一小时，晚上看半个小时电视。他对看守所的伙食很满意，他说：美国虽然不花钱，但吃得很差，这边虽然花钱，但吃得好！我想，普通犯人是没有如此待遇的。出狱后，余振东仍是富翁，12年的付出是很划算的，一般的民工受苦受类一辈子结局如何，更何况有的民工日常生活还不如余振东狱中的生活过得好，在有些黑心老板的工厂里，他们在工作时比监狱的自由还少。

腐败分子付出的代价越来越低，没有了死亡之忧，会使他们的胆子更大。我不了解法院的判决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想当年，胡长清受贿五六百万就被判处死刑，成克杰四千万也被判处死刑，与现在动辄近亿仍没有危机生命相比，他们地下有知会大呼其冤的。我不是为他们叫屈，这些人肯定是死有余辜的，但判罚越来越轻却便宜了现在的贪官们，如此以来，贪污腐化之风难以遏制。“保鲜”教育、“八荣八耻”此类的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是对于腐败分子却很难见成效。

防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必须从制度入手，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实行严刑峻法才是根本。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利，是官员腐败条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严厉处罚，助长了贪污腐化的风气。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的代价成本，让官员们不能贪、不敢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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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自社科院研究员邵道生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中的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