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只求合一，不求同一。合即复合，是多元的统一： 同即单纯、单一、相同。这一思想由孔子的提倡，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哲学观念、文化观念，“恶党争，鄙讥谤，重谐和，贵合一，尊人望，崇贤德”是为美德。

在孔子之前，著名思想家就已从方面对此进行论述。《国语》 卷十六 郑语 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史伯认为周王一“去和而取同”，根据“同则不继”的理论，周的衰败是必然的，他的阐发从多方面取证：

    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更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絯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後于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

  史伯说“和”或“同”是一种国家兴衰的标志，是一种普遍的原理。史伯强的“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其后逐渐衩对立的统一所取代。《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的齐景公与晏子的一段对话的内容，就反映了这种过渡。齐景公问晏子 ，你觉得大夫梁丘据与我是不是很“和”得来。晏子回答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齐景公对晏子区别“和”与“同”的概念不理解，问“和与同异乎”，晏子回答说：

   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我很喜欢这晏子这段高论，他不相信君主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在那个年代难能可贵。君所谓可，据也说可，君所谓否，据也说否，同声一致，这确如晏子所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孔子在“和同之辩”的基础上，提出中和的原则，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将“中和”、“中庸”说引入礼记。

   “和而不同”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黄金定律，是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规律。“和实生物”是天之道 ,“和为贵”、“和而不同”则是人之道。“和”的内容就是万物“各得其所”,是表示一种关系、一种秩序 ,表示事物的存在形式。“和而不同”、“推已及人”，一门古老而不乏鲜活色彩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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