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发展的实证研究及趋势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 黄 蔚
摘要：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的基本资料为线索，详细地考察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总量变化、结构特征、经济效应及投资动因。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探讨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
关键词 ：美国；直接投资；实证研究；动因；趋势
一、引言
1980年４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伊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先河。二十五年来，美国不仅成为对华投资的重要来源地，也成为我国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重要途径，因此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以及变动的趋势意义重大。但从现有文献看，专门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并不多见。这些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1）侧重于某一个方面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探讨。如徐康宁（2000）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柴敏（2003）对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韩之怡（2000）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对策进行了研究；朱晓勤（1995），陈继勇（2000）等对美国对华投资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概述。（2）受时代发展的限制，资料相对陈旧，难以完全反映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现状。如朱晓勤（1995），汪熙（1996）等。（3）研究方法比较单一，除徐康宁（2000）外，其他几乎没有使用现代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本文拟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基本资料为线索，对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动因、经济效应等进行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探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
二、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
1、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初始发展阶段（1980—1991年）。主要特征是投资项目少，合同投资与实际使用美资数量少，逐年变化不大。在此阶段，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年均168个；合同投资年均4.06亿美元；实际使用美资年均2.33亿美元。但美资单个项目的平均使用金额较大，高于同期全国外商投资的平均水平。（2）大规模发展阶段（1992—2001年）。1992年以来，美国对华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这种突变式增长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当年中共“十四大”确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项目年均3199 个；合同投资年均64.63 亿美元；实际使用美资年均33.11亿美元。对华实际投资金额年均增长27%左右，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同期美国对亚太其他国家与拉美国家投资的增长速度。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的数据，1996—200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加22.3%，而同期对亚太地区、巴西、墨西哥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率为9.7%，4.8％和17.0％。（3）调整阶段（2002年以后）。表现在投资项目、合同投资与实际使用美资年均呈下降趋势，但绝对规模还很大。主要原因是2000年前，IT相关投资占投资的比重较大，但后来IT泡沫破灭，投资减少。
2、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结构特征。（1）从投资区域结构看，地区分布广。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最初只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以及经济特区，中国宣布沿海开放城市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不仅在沿海城市有很快进展，而且也很快发展到特区与沿海之外的中小城市。在90年代初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几乎覆盖到国内的所有省份。目前主要是以长三角为核心的华东地区及华北的环渤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投资的步伐有所加快，但仍处于次要地位。（2）从投资的形式结构看，形式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合资企业与独资企业。（3）从投资产业结构看，在90年代以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领域最初主要以服务业与能源开发为主，后来又逐渐扩大到电子、机械、航空等行业。90年代至今，投资产业主要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为主，如计算机、电子电器设备、通讯设备等。世界微电子产业领域的领头企业惠普、IBM、INTEL等公司均在上海设厂经营。如今，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高达80%。服务业也是美国对华主要投资的领域，其地位仅次于制造业。如2001年底，美国对华服务业直接投资存量为15.94亿美元，所占比重为15.1%，2004年底这一比重高达18%。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趋势不明显，从比重看，最大的是金融业、保险业与房地产，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
（图1：美资占当年外国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
进一步下降趋势。其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吸引外资中的地位变化较大。从图1中可以看出，美资占当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总额比重变化较大，最初美资在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后来地位相对下降。
三、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其动因何在呢？在对FDI理论的研究中，美国学者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凯夫斯（Caves）等提出的结构性市场非完全竞争理论，威廉姆森（Williamson）、巴克莱（Buckley）和卡森（Casson）等发展的市场内部化理论等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邓宁（Dunning）在总结以前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将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拉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FDI理论的研究走向一个更为一般和广泛实用的理论模式[1]。这里就美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中国的区位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并结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及其他相关因素探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
1、美国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对有价值的资产的拥有，如对某种生产技术的垄断权，对原材料产地的垄断权等；二是跨国公司有效的行政管理能力。所有权优势是一种垄断优势。美国是当今世界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生产技术方面的所有权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无与伦比的，计算机、通讯、电子电气技术往往领先世界其他国家5—10年，具有很强的所有权优势，此外，美国公司的管理能力也远强于其他国家的公司。正是拥有技术所有权优势与高效的行政管理能力，美国公司才有信心开辟中国市场。
2、美国对华投资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规模，劳动力、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价格结构和质量，基础设施，税收优惠政策等往往不一样，对外国投资者而言，有些国家或地区拥有相对的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更多的是一种比较优势。中国的市场需求是美国对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销售基地，靠近市场的原则要求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投资的重点。美国对华投资的公司主要是大型跨国公司，对市场规模有最低的要求。市场规模大，有利于提高这些公司的生产规模报酬，实现边际利润最大化。这也是许多市场结构与中国相同的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比中国小的主要原因[2]。从要素的价格来看，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源于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开始步入成熟的成本竞争阶段，于是美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附加值不高的产业开始向国外转移。低要素价格优势为美国跨国公司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更大可能。从资源状况看，中国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也具有比较优势。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把投资重点放在服务业与能源方面，是因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对国际旅游业具有吸引力；此外，中国近海石油勘探开发有广阔的前景。90年代，制造业作为投资重点有许多原因，其一是中国拥有大量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
3、市场内部化优势。市场内部化优势理论认为，某些产品或技术通过市场转移时会提高交易成本，因此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将非完善的市场内部化，以降低交易成本。我国关税水平在入世之前一直高于世贸组织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外，我国还存在较高的非关税壁垒，因此，以前我国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较高的产业，像汽车、电子、化工等，美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比重最大，跨国公司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进入我国市场，这样通过内化市场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4、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的对外发展战略。自从19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重点西移和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同亚太地区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亚太地区已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早为美国政府领导人所深刻理解。1975年福特总统发表了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明确提出在亚洲“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1984年里根总统也断言“美国是一个地道的太平洋盆地国家”，并宣称“我相信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多年来，美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的投资，说明美国企业界也正在把重点转向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不断深入发展使中国地区尤其是沿海开放地区成为美国投资的理想之地。
5、制度因素：中国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开放政策一贯性较强。自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外开放以来，政策不但没有由放而收，开放的地区反而在不断扩大。进入90年代，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开放，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不断扩大，对外资的优惠条件也在不断放宽。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地位，不仅对FDI的流入确立了制度保障，而且释放了巨大的市场信号。这一切大大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使我国吸引外资的优势更为明显,这无疑将更有利于美国公司尤其是那些追求制度保障与长远利益的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徐康宁（2002）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在1992—1993年推行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作为一个变量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模型中最为显著。说明我国经济开放的政策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确实存在相当的影响力。
6、前期投资的正向“推动效应”与“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因此前期投资的表现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投资决策。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美国科学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在1987年对我国70多家中美合资企业进行了调查，达到或超过外国投资者既定收益目标的占94％，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或有节余的占2/3。又据统计，1996年中国销售额最大的500家外资企业中，美国企业有50家，该年这50家企业平均销售额为12.7亿元,利润1.41亿元,远高于500家平均的9亿元与0.6亿元的水平，75%的公司在华经营状况良好。正是这前期的投资存量通过“推动效应”与“示范效应”促进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增加。
四、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讲，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最主要的方式，对于中国提升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二十余年来，美资为中国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实际效果。
美资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美资已成为中国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拉动了中国经济；大量的美资为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与资本要素相结合并发挥有效作用的机会，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进程；美国对华投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经验，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贡献；目前中国出口中一半以上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完成的，毫无疑问，美国投资企业也对中国的出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促进效应很多，这里仅就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为了从定量角度考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AFDI）与出口贸易（EX）之间的相关性，本文选取了中国1980-2004年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和误差纠正模型(ECM)来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到美元与人民币实际汇率（RE）对AFDI和EX都有影响，故在模型中引入变量RE进行分析。其中AFDI是各年度实际利用美资（亿美元）， EX代表各年度的出口贸易额（亿美元）。实际汇率RE的计算，这里是根据Edwards（1989）的观点，将其定义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RE=（e ×P*/P），在这里 e是名义汇率，P*是进口商品价格指数，这里采用的是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P是本国的CPI。名义汇率与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及出口额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和2004年）与中国商务部网站；美国批发价格指数来自于《国际金融统计年鉴》（英文版）（2003年）与美国商务部网站。数据使用时对两国物价指数基期年进行了调整。
为消除经济变量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引起的不利影响，在这里对各序列进行取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各变量分别为LNEX,LNAFDI,LNRE。
1、平稳性检验。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直接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将导致谬误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现象。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LNEX、LNAFDI、LNRE进行单位根检验，利用Eviews4.1软件，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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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
检验形式（C,T,K） |
ADF统计量 |
临界值 |
是否为单位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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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1) |
1.6877 |
-2.9969﹡﹡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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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0) |
-4.6499 |
-4.4167﹡﹡﹡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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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T,1) |
-2.8291 |
-3.2474﹡ |
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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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1) |
-3.7299 |
-2.6756﹡﹡﹡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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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N,0) |
-2.6004 |
-2.6348﹡ |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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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1) |
-4.9297 |
-4.4167﹡﹡﹡ |
否 |
注：（C,T,K）分别代表所设定的检验方程含有截距，时间趋势及滞后阶数，N指不含C或T；滞后阶数由AIC最小的原则确定；﹡﹡﹡，﹡﹡，﹡分别表示在1% ，5%，10%的水平上显著。
由表1知
2、协整关系检验。首先，建立VAR模型：
其次，进行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利用Eviews4.1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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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 |
似然比统计量 |
5％临界值 |
虚拟假设（ |
备择假设（ |
|
0.616790 |
38.10 |
34.55 |
|
|
|
0.364026 |
17.65 |
1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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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791 |
3.25 |
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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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2表明：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变量LNEX、LNAFDI和LNRE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各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为方程（1）：
协整方程（1）表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汇率与出口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中,AFDI流入量增加1个百分点，出口额将增加0.96个百分点；实际汇率变动1个百分点，出口额反向变动3.18个百分点。
3、误差纠正模型（ECM）。建立包括误差纠正项（EC）在内的误差纠正模型(ECM)，目的是研究系统的短期动态特征。误差纠正项的大小表明了在短期中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误差纠正模型的一般形式为方程（2）：
其中括号内的滞后项即为误差纠正项。方程（3）的误差纠正项的系数为0.1199，表明纠正上一期非均衡的程度约为11.99％，说明从非均衡状态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较慢。
五、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趋势分析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是受其国内、国际的环境影响的。从美国情况看，美国正向后工业社会转变，服务业的兴起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制造业的产值与就业比重不断下降，许多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分包甚至完全转移到国外，国内出现了“虚拟制造”现象。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资本要素的投入和积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全球环境看，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贸易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投资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提供了动力支持，创造了必要条件。当然，经济全球化也同样给美国带来了外部压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将会出现如下趋势。
1、从投资动因看，美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与投资中国的区位优势仍然是主要的动因，但会发生一些变化。由于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长期不会改变，因此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仍然是主要的直接投资动机。但部分分布在以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高的行业的公司,在中国已经入世的背景下，市场内部化优势将丧失，部分美商直接投资可能会从生产型投资向贸易型投资转变。
2、从投资规模看，美国对华直接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会受到中美政治关系、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贸易摩擦、中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不确定性因素影响。2004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居全球第二，而且已连续十一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投资首位。但是，从FDI/ GDP指标看，中国并不突出。2003年，中国FDI/ GDP比值为4.2%，而爱尔兰24.3%，丹麦21.1%，安哥拉19.2%，老挝16.8%，荷兰14.8%。因此，中国政府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战略方针短期不会改变。近年来，为了吸引外资，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更为开放的举措。如政府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制订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扩大服务贸易领域的对外开放；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外资参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等。这将使我国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吸引外资的优势更为明显,无疑将更有利于美资的进入。但影响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的因素也不容忽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受两国政治关系影响较大，从过去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波动看，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敏感时期美资往往减少较多。此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已经凸现，这无疑会影响那些效益寻求型、以出口为导向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这从2004年后美国对华投资的变化可见一斑。还有，中国入世后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取消使得入世之前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带来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以前我国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较高的产业，美国的跨国公司投资比重很大，这类部门的美资规模增长趋势将会减缓。
3、从投资区域结构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区域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可能会增加对我国西部的直接投资。目前，华东、华北环渤海等地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水平方面,还是在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上都远高于西部地区。中国西部大开发虽然给外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投资市场,但从现状看,西部人口少、收入低、市场狭小，劳动力虽然廉价,但文化技术水平低,此外，基础设施落后,成本优势不明显,大多数市场寻求型和效益寻求型的美国企业暂时不太可能进军西部。因此,美资在我国区域结构上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东长三角、华北环渤海地区。但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资源寻求型的美国直接投资可能流入增多。
4、从投资产业结构看，制造业在很长时期还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点，但对服务业投资会继续加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04年初在335家跨国企业中进行的投资意向调查显示。最希望进行跨国投资的产业依次是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及机械工程业等制造行业。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2004年中期发表的调查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制造业向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转移还处于启步阶段。因此，制造业在很长时期还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点。但对服务业投资会继续加大。服务业是美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优势的行业，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起基本上从制造业和传统行业逐步转到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保险与房地产。在美国的对外投资中，2003年服务业的比重已达2/3，在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中，服务业所占比重也达到60%[3] 。目前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服务领域吸收外资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2004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是外商投资的热点，所占比重超过总量四分之一。今后，商业服务、金融、保险、旅游、文化、体育以及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将成为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多数是美国极具绝对优势的行业,美国企业必然会抢滩中国开放的服务业,进而引起美国直接投资在我国不同产业领域中的调整。
5、从投资方式看，在合资、独资基础上将会积极采取并购投资等新方式。我国以往吸引外资，外商在中国投资的95％左右采取新建企业、即“绿地投资”方式。但从全球的趋势来看，跨国并购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8]。1994年以来，全球并购快速发展，在全球跨国投资中，“跨国并购”超过“绿地投资”，在跨国投资总额中占主要份额。2000年并购额高达11000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额的85%。2001年至今，全球并购投资的速度与有所放缓，但作为跨国投资的主导方式地位不会改变。而同期跨国并购投资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却相当低（见表3）[9]。从美国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加速上升，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约为57%，90年代的后四年这一比重都
表3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全球并购投资占直接投资比重与大陆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比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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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 |
1996年 |
1997年 |
1998年 |
1999年 |
2000年 |
2001年 |
|
世界 |
69.7% |
76.6% |
73.7% |
63.8% |
83.2% |
87.1% |
78.9% |
|
大陆 |
0.4% |
2.6% |
3.7% |
1.5% |
5.8% |
3.6% |
3.4% |
资料来源：俞毅、杜元庆：《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投资研究》2003年第九期。
超过60%，1998年达90%以上。进入21世纪这一比例稍有所下降，但跨国并购仍是美国对外直
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可以判断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育与完善，人民币改革的不断深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并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参考文献]
[1] 方齐云：《国际经济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
[2] 徐康宁、王剑：《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分析：1983—2000》，《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3] 柴 敏：《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及其原因分析》，《亚太经济》2003年第5期。
[4] 陈继勇、滕家国：《论8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国外资》2000年第4期。
[5] 汪 熙、张耀辉：《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复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6] 韩之怡、李雁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及我国的对策》，《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2期。
[7] 朱晓勤：《美国跨国公司对华的直接投资》，《世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8] 江小涓：《2001年外商对华投资分析与2002年前景展望》，《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
[9] 俞 毅、杜元庆：《外商直接投资的比较研究》，《投资研究》2003年第9期。
[10] 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11]（美）约翰斯顿、迪拉尔多：《计量经济学方法》（第四版），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
Empirical Study and Tre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Huang Wei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Direct Investment in
Key words：America, direct investment, determinant factors，empirical study, trend
本文发表于<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12期,被中央经济内参<市长参考>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许多图表与符号上传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