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经济效率比美国低？
王海钰
一， 问题的提出
假设把一个开放的国家看成一个劳动生产体，通过对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的组合使用上的管理，将产出的商品输出到国外从而实现其劳动生产体生存权的目的，就是A（V+LI）=MR，这显然是一个劳动价值创造过程。当MR兑换为美元时我们说其劳动价值形成了。然而，众所周知放在美国的美元只是一个“账面”值，换言之是一个“债权”。只有把美元兑换成国内可使用的自然资源、人造资源时才能说我国劳动价值实现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劳动价值创造过程、劳动价值形成过程、劳动价值实现过程三者相互关系的理念。因此中国经济学家本应该指出为什么中国劳动人民的近9000亿美元的劳动价值实现不了？这是问题一。问题二，作为一个国家出口产品和劳务即出口劳动价值其原因是国内实现不了，那么为什么实现不了，必须到国际市场上去实现？也就是说目的只能有一个就是提高全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还有其它目的的话那就是不正常的而且是必须改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多少劳动产品应该由国内投入产出过程来决定即边际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为了提高边际收益引入外部性资源的使用才有新的边际收益水平的出现，进而推动全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人应庆贺的事情。问题是为什么现在面临着那么多的“外资”“外汇”我们不能使用？相反却是把我国的资源送给别国去使用？问题三，美国工人每小时工资为8美元。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却不到1美元。就是说同样是劳动价值二者差别近9倍。这又是为什么？是中国人“笨”吗？当然不是。那么一个人在两个国家出现劳动价值的巨大差别其原因又何在呢？
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经济效率低于美国。接下来的问题是问什么中国经济效率低？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传统经济学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出许多原因。大腕专家门甚至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们看来不外呼两个方面的原因：政治体制问题和经济体制问题。本文从政治体制上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二， 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
评价经济效率的高低必须要有一个相互比较的标准。让我非常为难，势必要进行讨论。不曾想到是一个统计局的朋友坚决反对使用GDP标准。（还给讲了一个故事。全文另发）原因是GDP只是一个货币流量上的统计，既不能表达社会财富，更不能进行劳动价值量的表达。
虽然用社会产品价值可以直接表达社会财富，但是在统计上不具有操作性。
思来想去最后确定用劳动力价值。虽然有着具体劳动力价值的差别但可以用人均货币收入增长率（RHP）表达出来。用个人家庭支出法进行统计，也可以用生产体单位对工资的支出法统计，有着准确的操作性。个人劳动价值的实现就是看他能从社会购买多少产品和劳务。这样一来个人支出的货币额的增长可以直接表达社会财富的增长。所以RHP作为劳动力价值的标准当之无愧。
三， 经济效率静态均衡模型。
（1）经济体里劳动力价值增长公式：RHP=（V+LI）R/C
V表示物质资源。L表示活劳动力，I表示物劳动力，三项放在一起可称为劳动生产率增长。R表示消费增长率。C表示积累增长率。公式的含义为劳动力价值增长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乘以消费增长与积累增长的比。当劳动生产率增长为既定时劳动力价值增长与消费增长成正比与积累增长成反比。大体上可出现三种情况：当消费增长小于积累增长时劳动力价值增长小于1；相反当消费增长大于积累增长时劳动力价值增长大于1；在消费增长与积累增长相等时劳动力价值增长等于1。问题是谁来决策消费增长与积累增长的关系呢？
（2）资源配置决策权的均衡公式：XG+XM+XN=1
XG表示政府资源配置决策权重，XM表示企业资源配置决策权重，XN表示家庭个人资源配置决策权重。公式的含义是相对资源禀赋存在着一个资源配置决策权均衡下经济效率最大的理想状态。但在现实中资源配置决策权的行使是通过思想意志，法律，权力等因素实现的。当把这些因素概括为“效用”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RG=RG（XG），RM=RM（XM），RN=RN（XN）。将边际效用推导略去……它们的边际效用函数分别为：
1， UG=UG[RG（XG）X`G]
2， UM=UM[RM（XM）X`M]
3， UN=UN[RN（XN）X`M]
X`G，X`M，X`N，分别为资源配置决策权对决策行为因素的影响。
在一个封闭经济体里三者决策效用均衡只是理想的静态均衡。实质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总是在发展变化，理想的均衡是不存在的。再假设政府的决策权偏爱于积累增长大于消费增长，因为积累增长快于消费增长时能最大化官员的收益权。这不需要证明，现实中可以直接观察到。家庭个人决策权偏爱于消费增长大于积累增长，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最大化个人家庭福利收入。企业决策权偏爱于消费增长与积累增长同步相等，在这种状态下可以最大化资本收益。进一步的推导是决策权的获得，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初始所有权。就是说政府决策权的实现依赖对生产要素的行政所有权；企业决策权重的最大化依赖个人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家庭决策权重的最大化依赖生产要素社会所有权（个人社会层面上的联合体所有权）。由此而来生产要素所有权的不同构成不同的政治体制：很明显，要素所有权的行政化是君主制政治体制。通过等级化权利管理模式，实现政府决策权的最大化。这时劳动力价值增长小于1。要素所有权的个人化，被称为代议制即合作化权利管理模式。此状态下劳动力价值增长等于1。要素所有权社会化称为代理制即法律规定权利管理模式。此状态下劳动力价值增长大于1。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论那个决策主体模式中都有一个由集中到扩散的变化情况。比如政府决策模式里由一个由中央到地方、在到基层政府的扩散性决策的现象。企业决策模式中也有一个由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再到微型企业的扩散性决策现象。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四， 验证。
中国经济改革是在基本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推行的，由原来中央政府行使决策权转变为地方政府行使决策权，改革前农村RHP为1~2%，改革开放后为4~5%。这其间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只是表现出资源配置决策权主体的变更，由政府决策换成农户决策权而已。就全国来说经济改革开放前RHP为1%左右，改革后提高到5~6%。但是1960—1990年其间日本却是9~11%。最近美国高达12%的RHP增长率。（根据统计数字换算，有心的学者可以自己验证）使许多国家的劳动价值进入美国才能实现。
结论：1）资源配置决策权在RG>RM>RN时积累增长大于消费增长，其RHP增长为1~6%,相反RG
经济效率静态均衡模型对中国的启示是：首先中国经济学家应该认识到全球经济中的进出口贸易实质上是两国劳动价值的交换；在多元化国际货币中即关贸协定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是一整套劳动价值创造、劳动价值形成、劳动价值实现、劳动价值分配的规则制度安排。不能教条主义的使用传统的经济学知识了。其次迅速提高中国劳动力价值增长率就是生产要素社会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只此一法，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