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新颁布的再就业政策，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高书生：此次国家颁布的政策，确实能解决一些再就业中的问题，但这些政策还是面上的，对解决一些特殊区域的问题作用不大。而当前，再就业问题最难解决的正是这些特殊区域，譬如资源枯竭城市，刚才说到的阜新就是其中之一。阜新原来是一座煤城，现在已经无煤可挖。我国现有的426座矿业城市中50座已经衰竭。国有矿工下岗人数300～400万。加上相关集体企业，失业者在1千万以上。

    第二类是大三线，军工集中的地方，包括核工业基地，有的已经转产，没条件转产的就集体下岗。这些基地大多位于偏僻地区，远离城市，而且一家几代人都在同一企业，所以下岗以后生计问题更难以解决。

    第三类是传统的老工业基地，如纺织基地、钢铁基地，在结构调整中会有大批职工下岗，其中省会城市相对就业门路较多，再就业问题还不大，而一般城市就不行。

    此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广大县城也存在困难群体。这些地方就业机会很少，连大中专毕业生都难以安排。

    记者：我国近年来下岗问题突显，是国企改革造成的原因吗？

    高书生：国企改革释放出了大批冗员，这仅是其一。同时还有结构调整中淘汰了大批落后产业，与加入WTO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就像是三把斧子同时砍了下来。在短短几年内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想象的。目前，再就业问题又与就业问题搀和在一起，就业比再就业问题更大、矛盾更突出，实际上再就业只是就业问题中的一部分。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现在劳动力是7亿多，到2020年将达到9亿左右，其中1％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因此对于就业问题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促进就业应该作为长期的战略问题，作为我们的基本国策。

    记者：解决再就业问题，关键在哪里？

    高书生：对于就业与再就业，有方方面面的矛盾需要解决，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先有一个纲，有了纲才能统领一切。这个纲就是政府的定位——在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上，政府的责任要明确，要把社保与教育问题管起来。

    就业的问题应该靠市场，由市场的抉择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失业的问题应该靠政府，政府有责任为失业人群解决基本的生存保障。这不仅能够稳定人们的预期，更重要的是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

    记者：您是专门研究社会保障体制的，您认为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应该注意什么？

    高书生：解决后顾之忧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保制度，解决职工的养老、失业等问题，建立新的社保体系应该注意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保险制度不能以牺牲企业的竞争力为代价。目前企业上交的综合保险费率为29.8％，也就是说企业每为雇工支付100元工资，就要交29.8元的社保费，将近1/3，这样高的门槛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使企业不堪重负。

    第二，对养老问题要统筹考虑。现在有的人三十多岁就退休，拿着退休金，再找一份工作，而多年工龄的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却享受不到养老保险。

还有，目前的医改个人支出部分费用偏高，超出了普通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承受能力，似乎成了富人俱乐部。

    根据我国国情，社保应该只保障人生的某个阶段、某几项，具体说，应是65岁以上的人才能享受养老金与医疗保险，假如养老与医疗两个问题能妥善解决，下岗职工与原单位解除合同并不难。

    记者：您刚才把教育与社保问题放到同一个层面来谈，教育对于就业很重要吗？

    高书生：教育问题是造成我国结构性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搞现代化建设，普遍认为是缺少技术与资金，其实真正缺的是人，是技术产业提不上来。不但高新产业人才稀缺，传统产业的技术人才也匮乏，深圳6000元招一个磨工，有价无市。目前我们尤其缺少的是一支能够掌握现代工业技术，熟练操纵先进机器设备的产业大军。而大量下岗职工，下岗的原因是劳动技能差，所以有的人找不到岗位，有的岗位找不到人。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目前我国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拖了发展的后退。综合起来看，一是投入不足，二是教育本身的改革方向走偏。目前的急救措施是，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投入的方向应从高等教育转到九年制义务教育上来，把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忽视基础教育，40、50现象就会永远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