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
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有关大学收费问题的观点，涉及到改革奖学金制度、打破办学垄断，破除教育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提高大学的国际竞争力等诸多方面，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意义的，值得认真讨论。只是张先生基本是从经济学角度立论的，其观点难免偏颇。本文提出一点异见供各位参考。
一、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吸引好的师资、优秀的科研人员，没有好的待遇和起码的薪酬是不行的。现在人才竞争全球化，如果你的教师待遇与其他国家差距太大，要留住优秀的人才或世界顶尖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而拥有好的师资，又是办好大学的关键。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方式落后，创新能力不强，一流的学术成果不多，在国际性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除了缺少优秀的师资以外，恐怕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衙门式的管理，缺乏合理的学术与教师评价体制，缺乏鼓励创新的机制等等方面。不能想象，在社科研究尚禁忌重重，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尚没有发表的园地，学术研究领域抄袭之风依然盛行，科研经费的浪费现象尚如洪水猛兽，教师的评价主要还是看你拼凑了几本书，有没有国外大学（或者说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像秦晖这样国内少有的富有创见的学者尚没有带研究生的资格等，这样的条件下，仅仅提高大学的收入或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能够对提高大学的竞争力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二、由于优质高等教育服务严重供不应求，名牌重点大学变成了高度垄断的机构和组织，其人才培养成本或者运营成本到底是多少，学费究竟提高到多少才是合理的，离开竞争的制约与竞争性的价格发现过程，是不容易搞清楚的。名牌重点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特殊垄断地位，使得学费的高低，既不反映学校提供服务的稀缺性，也不反映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由于不存在同行业的有效竞争，所以仅仅提高学费，增加大学的收入，是起不到增加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调节教育服务需求，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作用的。如同提高火车票价、提高邮政资费，不能增加相关服务的供给，调节相关服务的需求，提高相关服务的质量一样。
况且，对于垄断着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掌握着国家教育补贴的分配权，垄断着优秀的生源、师资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这样的特殊“经营机构”，实行管理与收费上的行政控制干预，也是经济学公认的做法（萨缪尔森就曾说过：“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厂商能处于甚至近似完全垄断的地位，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你实际上具有无限的垄断力量，现代混合经济肯定会使你受到政府的调节，政府调节公用事业，如电力、煤气和电话的事例是大家所熟悉的”[1]）。如果纯粹从市场供求的角度看，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学费即使再提高两三倍，前来就学的人依然会挤破门。
有一个相近的例子可以说明，仅仅提高待遇，不改变体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中国足球球员的待遇，便是由开始时的与其他体育项目相差无几，发展到今天令人咋舌的天价工资水平，年收入几百万。虽然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但在中国是第一薪金收入这一点显然无疑。相关管理人员训练人员的工资待遇也有巨大的提高，开始有吸引外籍球员外籍教练的能力啦。然而，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提高了没有？球员、教练员、俱乐部管理者乃至足协官员的责任心事业心提高了没有？中国足球的竞争力因此增强了吗？中国足球市场走向繁荣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一些人看来，事情似乎还有向相反方向发展变化的趋势：假球更盛、参与赌球者更多，球员不愿吃苦、不服管理，变成了精神贵族。拿着天文数字的薪酬，在国际国内的重大比赛上，取得的竟是那样差的成绩。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增加足球项目投入，进一步提高教练员球员足协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使之完全与国际接轨，使管理者能够从国际上引进更优秀的球员（如马纳多那之类），更优秀的教练员，就能办好中国足球。今天中国的大学与中国足球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不是增加大学收入，提高相关人员待遇能够解决的。
三、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人才多选择国外留学，许多学生高中阶段就出国了，每年花费在国外留学上的费用数以百亿计，此固然与国内大学的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的竞争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不是这个因素。而是人才评价选拔录用制度、大学招生制度和国家相关政策等多方面存在缺陷所至。
时下，国内招工选才，认牌子不认人，通行的是“本科生比专科生强，博士生比本科生强，留学生比国内学生强”的选才思路。一些人在本国普通大学毕业，不要说到大学当老师，就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亦十分不易。到国外一所大学渡个金，半工半读两三年，弄几个假证书，回来吹一下牛，马上可以成为名牌大学器重的教授，成为重点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在这样的人才评价录用制度下，许多人即使没有必要再修学历，也须到国外渡个金。虽然花费巨大，生活艰苦，但考虑到今后的前程，人们还是要不论学识几何、年龄多大，都要千方百计出国留学。有一定的资金，或者说有一笔可以投资上大学的资金，上普通大学就不如上名牌大学划算，在国内上学就不如出国留学划算。在名牌重点大学考分较高难以进入的情况下，去国外留学，就成为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及其家长的首要选择。
每年七八万、十几万的学费，对于一般家庭或者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能够承担得起高昂学费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多是私营业主或高收入者。他们将这种高额投入看成是对子女未来的一种投资，虽然现在花费巨大，一旦孩子完成学业，留在国外工作，其收入与国内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或者，家长本身就有积累一笔资金移民他国的打算，孩子不过是派去熟悉情况打探路径的侦察兵。如果是这样，国内大学教育质量再好，他们也会选择让子女出国留学。此外，一些私营业主或者暴发户，所以选择送子女出国，乃至以后自己也出国，还与不稳定或不明确的政策预期有关：在不规范和充满各种变数的环境中发了财，担心这种财早晚会出麻烦，不如跑到国外重新来过。在长期稳定的政策法律环境下，安安心心的做生意干事业。个别公职人员或者国企管理人员送子女国外读大学，甚至读中学，除了炫耀性消费和有上述移民倾向外，还不乏更深远更长久的意图。
四、大学收费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的另一个原因是：考入大学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乃是当今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改变自己终生命运甚至全家人生活的一条最重要最快捷最现实的途径。它像当年的科举考试一样，尽管考题极难，录取的比例极低，但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及其家庭，依靠勤奋依靠才智依靠天赋，走上仕途改变命运的惟一一线希望。今天，普通人改变命运，除了彩票中奖、拣到大钱包、被真情互动之类媒体关注报道外，就是上大学这一条华山险道了。只要孩子脑子好，肯拼命，家庭教育动手早，家长肯付出，愿意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或者愿意借钱供孩子上大学，普通工人普通农家的孩子成为北大生清华生复旦生，成为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成为学者教授、外企职员、科研人员乃至科学家，一步登天，改变以个人及全家人的命运，就是现实的。就不是天方夜谭和梦想。就是比彩票中奖比拣钱包概率大得多的难得机遇。
目前的学费标准，已经令众多贫困家庭、山区农民、下岗工人的子女上大学的希望丧失。如果城市普通职工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5-6万元），依然不够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那将会使更多普通家庭望子成龙的愿望破灭。在就业十分困难，做生意发财的门路越来越少，当官也要钱的环境下，倘若普通家庭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寄托于靠天赋、勤奋、主观努力改变命运的子女求学之路，又被阻断；“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不变的古训和理想，再破灭了。那么，人们除了彻底绝望，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备注：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版，第151页。
张维迎教授提出的有关大学收费问题的观点，涉及到改革奖学金制度、打破办学垄断，破除教育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提高大学的国际竞争力等诸多方面，是非常重要和富有意义的，值得认真讨论。只是张先生基本是从经济学角度立论的，其观点难免偏颇。本文提出一点异见供各位参考。
一、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要吸引好的师资、优秀的科研人员，没有好的待遇和起码的薪酬是不行的。现在人才竞争全球化，如果你的教师待遇与其他国家差距太大，要留住优秀的人才或世界顶尖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而拥有好的师资，又是办好大学的关键。问题在于，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方式落后，创新能力不强，一流的学术成果不多，在国际性的高等教育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除了缺少优秀的师资以外，恐怕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衙门式的管理，缺乏合理的学术与教师评价体制，缺乏鼓励创新的机制等等方面。不能想象，在社科研究尚禁忌重重，有创见的学术成果尚没有发表的园地，学术研究领域抄袭之风依然盛行，科研经费的浪费现象尚如洪水猛兽，教师的评价主要还是看你拼凑了几本书，有没有国外大学（或者说克莱登大学）的文凭，像秦晖这样国内少有的富有创见的学者尚没有带研究生的资格等，这样的条件下，仅仅提高大学的收入或大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能够对提高大学的竞争力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二、由于优质高等教育服务严重供不应求，名牌重点大学变成了高度垄断的机构和组织，其人才培养成本或者运营成本到底是多少，学费究竟提高到多少才是合理的，离开竞争的制约与竞争性的价格发现过程，是不容易搞清楚的。名牌重点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市场的特殊垄断地位，使得学费的高低，既不反映学校提供服务的稀缺性，也不反映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由于不存在同行业的有效竞争，所以仅仅提高学费，增加大学的收入，是起不到增加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调节教育服务需求，提高高等教育服务质量的作用的。如同提高火车票价、提高邮政资费，不能增加相关服务的供给，调节相关服务的需求，提高相关服务的质量一样。
况且，对于垄断着国家教育经费的投入使用，掌握着国家教育补贴的分配权，垄断着优秀的生源、师资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这样的特殊“经营机构”，实行管理与收费上的行政控制干预，也是经济学公认的做法（萨缪尔森就曾说过：“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厂商能处于甚至近似完全垄断的地位，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你实际上具有无限的垄断力量，现代混合经济肯定会使你受到政府的调节，政府调节公用事业，如电力、煤气和电话的事例是大家所熟悉的”[1]）。如果纯粹从市场供求的角度看，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学费即使再提高两三倍，前来就学的人依然会挤破门。
有一个相近的例子可以说明，仅仅提高待遇，不改变体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例如，中国足球球员的待遇，便是由开始时的与其他体育项目相差无几，发展到今天令人咋舌的天价工资水平，年收入几百万。虽然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但在中国是第一薪金收入这一点显然无疑。相关管理人员训练人员的工资待遇也有巨大的提高，开始有吸引外籍球员外籍教练的能力啦。然而，中国足球运动的水平提高了没有？球员、教练员、俱乐部管理者乃至足协官员的责任心事业心提高了没有？中国足球的竞争力因此增强了吗？中国足球市场走向繁荣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一些人看来，事情似乎还有向相反方向发展变化的趋势：假球更盛、参与赌球者更多，球员不愿吃苦、不服管理，变成了精神贵族。拿着天文数字的薪酬，在国际国内的重大比赛上，取得的竟是那样差的成绩。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增加足球项目投入，进一步提高教练员球员足协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使之完全与国际接轨，使管理者能够从国际上引进更优秀的球员（如马纳多那之类），更优秀的教练员，就能办好中国足球。今天中国的大学与中国足球存在同样性质的问题，不是增加大学收入，提高相关人员待遇能够解决的。
三、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人才多选择国外留学，许多学生高中阶段就出国了，每年花费在国外留学上的费用数以百亿计，此固然与国内大学的教育质量以及大学的竞争力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不是这个因素。而是人才评价选拔录用制度、大学招生制度和国家相关政策等多方面存在缺陷所至。
时下，国内招工选才，认牌子不认人，通行的是“本科生比专科生强，博士生比本科生强，留学生比国内学生强”的选才思路。一些人在本国普通大学毕业，不要说到大学当老师，就是找一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亦十分不易。到国外一所大学渡个金，半工半读两三年，弄几个假证书，回来吹一下牛，马上可以成为名牌大学器重的教授，成为重点科研项目的学术带头人。在这样的人才评价录用制度下，许多人即使没有必要再修学历，也须到国外渡个金。虽然花费巨大，生活艰苦，但考虑到今后的前程，人们还是要不论学识几何、年龄多大，都要千方百计出国留学。有一定的资金，或者说有一笔可以投资上大学的资金，上普通大学就不如上名牌大学划算，在国内上学就不如出国留学划算。在名牌重点大学考分较高难以进入的情况下，去国外留学，就成为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学生及其家长的首要选择。
每年七八万、十几万的学费，对于一般家庭或者说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能够承担得起高昂学费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多是私营业主或高收入者。他们将这种高额投入看成是对子女未来的一种投资，虽然现在花费巨大，一旦孩子完成学业，留在国外工作，其收入与国内相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或者，家长本身就有积累一笔资金移民他国的打算，孩子不过是派去熟悉情况打探路径的侦察兵。如果是这样，国内大学教育质量再好，他们也会选择让子女出国留学。此外，一些私营业主或者暴发户，所以选择送子女出国，乃至以后自己也出国，还与不稳定或不明确的政策预期有关：在不规范和充满各种变数的环境中发了财，担心这种财早晚会出麻烦，不如跑到国外重新来过。在长期稳定的政策法律环境下，安安心心的做生意干事业。个别公职人员或者国企管理人员送子女国外读大学，甚至读中学，除了炫耀性消费和有上述移民倾向外，还不乏更深远更长久的意图。
四、大学收费不能涨价，还必须降价的另一个原因是：考入大学尤其是名牌重点大学，乃是当今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改变自己终生命运甚至全家人生活的一条最重要最快捷最现实的途径。它像当年的科举考试一样，尽管考题极难，录取的比例极低，但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及其家庭，依靠勤奋依靠才智依靠天赋，走上仕途改变命运的惟一一线希望。今天，普通人改变命运，除了彩票中奖、拣到大钱包、被真情互动之类媒体关注报道外，就是上大学这一条华山险道了。只要孩子脑子好，肯拼命，家庭教育动手早，家长肯付出，愿意拿出自己一生的积蓄，或者愿意借钱供孩子上大学，普通工人普通农家的孩子成为北大生清华生复旦生，成为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成为学者教授、外企职员、科研人员乃至科学家，一步登天，改变以个人及全家人的命运，就是现实的。就不是天方夜谭和梦想。就是比彩票中奖比拣钱包概率大得多的难得机遇。
目前的学费标准，已经令众多贫困家庭、山区农民、下岗工人的子女上大学的希望丧失。如果城市普通职工省吃俭用一辈子的积蓄（5-6万元），依然不够一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那将会使更多普通家庭望子成龙的愿望破灭。在就业十分困难，做生意发财的门路越来越少，当官也要钱的环境下，倘若普通家庭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寄托于靠天赋、勤奋、主观努力改变命运的子女求学之路，又被阻断；“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千年不变的古训和理想，再破灭了。那么，人们除了彻底绝望，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备注：
[1]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版，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