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请客与随礼是一对矛盾，也是个需要非常仔细地惦量、斟酌的事情。人情关系没有定量的概念，多远多近很难区分，请客的一个不留神把谁漏掉，就有可能把人得罪了；而随礼的人心情也很矛盾，一样的关系别人都接到了请帖而自己没接到，觉得失了面子；接到了又感觉与请客者没有这层关系，送上礼金有些不情愿，而不去又不合适，因为如果人家请客不到一定会很恼火的！ 

    其实人们生活在社会群体中,人情往来本来无可厚非,但演变成经济负担就要反思了!不知道国外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中国人的随礼可谓是“与时俱进”了。

    建国初期，那阵子人们普遍生活在温饱线上下，多数家庭月挣月光，身无长物。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街坊邻居只有在自己或子女结婚时别人来贺喜，才买上一点礼物：或一个脸盆，或一面镜子，或一个暖壶，或一个床单，或餐具、茶具，或几斤粮票，领导同事一视同仁，都是意思一下而已，而里面包含的却是浓浓的亲情与友情。第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以后，再送礼基本上只有送现金了，但也仅限于一般同事一、两元，朋友关系好的五元足矣，如果送上十元的“大团结”，那就肯定不是一般关系了。那时候随礼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项目很少，一般人家虽然不富裕但也没有感到多大的压力。

    礼金增长较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于是乎水涨船高，礼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从一、两元到五、六元再到几十元，只用了几年时间，到了九十年代初，一百元以内就已经显得寒酸了，但百元大票也还是个极限。可没用几年，百元大票只能在一般同事中走动了，关系较好一些就得二百元；遇到给领导送礼五百、一千就看个人的心气与实力了！几十年的功夫，礼金数量从块八角钱猛增到千八百，增长了数百倍，大大高于工资的增长幅度！而且如今随礼的项目增加了许多，从原来的只有结婚才随礼，现在发展到有个名堂就得随礼，象什么结婚随礼、死人随礼、过生日随礼、生小孩随礼、搬新房随礼、有人生病住院随礼、孩子考上大学随礼、有人出国等等都要随礼。如果是赶上年节前后，五一、十一前后，结婚办喜事的扎堆，一般家庭真是感到压力不小。

    尤其是中国人口增长有一定的周期性，建国初期是一个人口高峰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是一个高峰期，如今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已经陆续进入了婚育高峰期，今年的四月份，本人一个月接到八张请帖，其中有一天有三张请帖。今年是农历狗年，不知是哪里的谣言，说狗年好，狗是忠诚的象征，因此狗年的婚姻结实，夫妻间彼此忠诚；而且要赶着生个“狗娃娃”，弄得本人有一段时间囊中羞涩。象笔者这样有稳定的收入者都感到压力，何况那些收入较少或是没有稳定收入的人们，其窘迫程度可想而知了。人们在谈论此事时都对此有些看法，可又觉得无可奈何，没有人硬性规定礼金数额，但既然大家约定俗成，自己就不能比别人少，不然的话不仅输了“面子”，也失了身份，自己都觉得过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