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
答 疑
《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答疑（下）
10．《天下事》有没有创新的地方？
《天下事》有两个公设十三条定理，一共十五个点。如果分开来看，这十五个点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没什么新鲜，甚至可被认为陈词滥调，地球人都知道。“人性自利”新鲜吗？一点也不新鲜，人类至少已经谈论了几千年，几乎是“自从盘古开天地”。“暴力无效用”新鲜吗？简单是陈词滥调，孟夫子早都把这个给说酸了，柏拉图也旗帜鲜明地主张。“无私实现自我”新鲜吗？似乎很新鲜，但其实也不新不鲜，老子在《道德经》就明确地重复了两遍：“以其无私，故而成其私。”“因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新鲜吗？还是一点也不新鲜，梁任公晚年访游欧洲后，就对中华文明来了底气。至于稍后的梁漱溟先生，更是对中华文明底气十足。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的大历史学家汤因比也特别强调人类要从永续发展好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即便是看起来焕然一新的注目礼，也不新鲜，卢梭和康德实质上都说过社会人就是为着注目礼。
不新鲜其实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常态，这是由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的。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研究人的科学，而人性是相对恒定的，这就是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相对恒定性。尤其是哲学作为研究具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更应该是相对恒定的。更加之古往今来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不计其数的人曾经为人的问题殚精竭虑，哲学社会科学上会有哪一个观点甚至于会有哪一个细节不会被人曾经论过或提过呢？让人想起一句俗话：厕所中的老鼠——没什么没见过。企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上完全另立新说，除非是故意标新立异，要不就纯属哗众取宠。
但《天下事》又的的确确是创新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创新，它确确实实是颠覆性的，而且是颠覆了人们自以为是的许许多多论调。比方它提出“人人自利的社会与人人利他的社会是同一个社会”，比方它为“虚荣”和“窝里斗”平反，比方它对西方市场制度和自由民主的颠覆，比方它认为“一盘散沙”是市场文明的标志。
更重要的是，《天下事》的创新不是个别观点上的创新，而是体系上的创新。无论是常识的观点，还是反常识的观点，《天下事》都赋予了它们一种体系的完整和逻辑上的严谨。如果说创新，这才是《天下事》真正创新的地方。
11．《天下事》为什么极少引经据典？
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引经据典，极端的更是一句话三个索引五个注释。在现代历史上，即使是极少数原创性理论经典，也免不了引经据典。可《天下事》却极少引经据典，而且无论古今中外一律极少引据，虽名为“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但对近百年来所谓的中学现代化或所谓的中学开出新篇章，亦没有任何引据。这是为什么呢？
这并不是作者要显示高明，有意不加引据或故意要绕开谁，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天下事》是直接与问题本身面对面，而不是去面对什么思想史——即古往今来西哲东圣们思考问题的历史；《天下事》是一部问题著作，而不是一部思想史著作。
当然，《天下事》也不是完全抛开思想史，比方它就非常郑重地对待了“政治学之父”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乃至F·A·哈耶克所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但思想史在《天下事》中是作为思想史料，其作用完全服从于问题的展开和推进。
《天下事》之所以能避开古今中外的经典，第二大原因是因为它发现人生的意义是来自于人与人的比较，即所谓“注目礼”——人的私心所在是别人的承认。这一点虽然古今中外都曾经有人谈，但把注目礼作为人之所以成为社会人的原因来论，《天下事》是开先河。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天下事》绕开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展开了人类思想史上最独特的逻辑推演，创建了人类思想史上最独特的思想体系。
12．《天下事》为什么高度口语化？
大部分学术著作引经据典，《天下事》却视若无睹，恰恰相反，它是插科打诨，时不时讲讲故事，乃至于整个语言风格都高度口语化，简直不成体统。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不算问题，口语化并不是过，更不是罪。恰恰相反，要是口语化就能够把道理讲个明白，这何尝不是一桩好事——一桩大好事呢？学者专家们在他们的高谈阔论之余，有时候也会讲讲学术要深入浅出，而所谓深入浅出不就是如此吗？
大道至简，真理原本是朴素的，它根本就不是装腔作势，更不是“不说人话”就是真理，也绝非远离日常生活就是真理。一部分学者专家把“不说人话”、远离老百姓当作学术的一个标志，这实际上是学风不正的表现。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功夫，那这也只能是学术包装功夫。悲哀的是，很有一部分人把这样的学术包装当成了学术。其实，这充其量只是一种从图书馆到图书馆的搬运功夫。
或许正因为我们中毒太深，习惯了装腔作势，习惯了“不说人话”，习惯了远离老百姓，一旦接触生活化、常识化、口语化的东西，我们就本能地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从心里面发出叹息：“咋回事，怎就这没劲呢！”我们往往嘲笑叶公好龙，事实上，叶公好龙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13.《天下事》的最大优点是在哪里？
在自然科学上，新的理论往往并不是否定旧的理论，而是包容旧的理论。比方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一大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一大飞跃，但“跃上葱笼”的相对论并不是把经典力学一脚踢开，而是把经典力学处理为一种特例；在经典力学的范畴内，经典力学仍然是完全正确。
如果说《天下事》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正是它的巨大包容性，它包容了托马斯·霍布斯所提出的“利维坦”，也包容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经济人”，它包容了F·A·哈耶克所提出的“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它甚至把我们通常所讲的为人处世智慧也包容进去，完全可以说，人类的全部智慧——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科技，乃至宗教——在《天下事》所提出的逻辑推演体系中都有自己的位子，而且都恰如其分。
14.为什么说《天下事》为“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提供了元论证？
“和平崛起”与“和谐社会”是当前两大热点话题，“和平崛起”为国际瞩目，“和谐社会”为国内关注。《天下事》作者认为，这是两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概念，以至于当中国人刚刚提出“和平崛起”时，西方人根本就不屑，而今也难以接受，因为他们的视野中根本就没有“和平崛起”。至于“和谐社会”，《天下事》作者认为，这是比西式自由民主更高一层的东西，西式自由民主只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应该还存在建构和谐社会的其他方面，甚至是更重要的方面。
那究竟为什么要“和平崛起”呢？怎么样“和平崛起”呢？为什么要建构“和谐社会”呢？怎么样建构“和谐社会”呢？《天下事》为这些问题作出了本体论的元论证。
从“我”步入社会跟别人打交道，到以力服别人，到以理养别人，到第三者插足，以理养别人和第三者，到领导三角，到“混”在一起，到圆融三角，到窝里斗，到以理养众，到“宏观窝里斗”，到一统天下，到沙王天下，以至于最后做天子，还天下于天下，人人返本归源。
这一过程是“我”作为“注目礼人”追求注目礼最大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和谐秩序”的扩展过程。要是没有因人起哄而爆发的宏观窝里斗，这个过程中几乎是没有暴力的。在“我”初步江湖时，“我”的确是以力服人的，但经过几回博奕，以力服人即被自然淘汰，因为市场表明就获得注目礼而言，这是一种高成本的交易方式，暴力是无效用的。在自然淘汰以力服人之后，“我”讲养讲爱讲无私，完全是靠和平手段来追求注目礼的最大化。这不正是对和谐秩序的演进吗？事实上，《大学》所谓“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和谐秩序的演进。
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方面，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贡献重在保障社会各元的和谐，《天下事》作者也认为，以西式自由民主为参照，从中华文明中汲取营养，可以创造一种超越西式自由民主的新型政治文明。
这就是《天下事》为“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所提供的元论证，也是初步呈现了《东方红》所创建的中华伟大复兴之元哲学；所谓“元”，即最基本和最基础。
15.《天下事》为什么还存在一个叫《天下大势——寄厚望于中华》的续本？
《天下事》内含一个严谨的逻辑推演体系，从一个“逻辑原子”与一个公设出发，推演出十三个重要定理或者说结论。但《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一书只摆明十一个重要定理，还有两个重要定理在此书中没有表明，这就是第十二个定理“工业文明前途不妙”和第十三个定理“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由于篇幅的限制，遂没有在《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书中演出，遂放在续本《天下大势——寄厚望于中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