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1999年~2004年我国净减少770万个体户，去年一年净倒闭了30万个企业，各级政府每年近一万亿左右的税外收费造成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恶化
在最近一个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谈到了一系列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1999年~2004年，我国净减少770万个体户。
2005年净倒闭企业30万个。
2004年政府各部门收费高达9367.67亿。
我国的千人企业数只有2.5个，而日本、韩国的千人企业数有50个左右。
周天勇表示，单纯就公平和效率进行探讨无助于解决当前的问题，创业就业问题解决不了，寄希望于再分配的社会公平只能导致拉美化。周天勇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会后，记者就这一话题对周天勇进行了专题采访。
造成“拉美现象”的关键原因是中小企业太少
记者：最近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已达0.46，收入分配出现严重不均。您是怎样看现在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呢？
周天勇：现在对于分配不公平加重原因的分析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并且出现了仇富的思潮和情绪；第二种观点是认为我们现在的再分配不行，应该加强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及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三种观点认为公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在现在的发展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趋势，这种观点认为想办法也没有用。
这三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不公平现象的出现是大家都承认的，但重要的是要研究导致不公平的机理是什么，而不只是研究表面的东西。通过对比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平问题，我发现公平与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存在密切的联系。日本、韩国、台湾在经济发展时期的基尼系数都很低，在结构转型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非常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很快。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1000个人才5个企业，而现在已经达到近50个企业，日本、韩国的千人企业数也在50个左右。亚洲金融风暴以后，韩国积极地发展中小企业，到了2004年，人口为4829万人，企业数量为280万个左右，每千人企业数量将近58个，微型和中小企业就业的比率占总就业的80%。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要正常地实现其就业结构的转型和容量的扩张，全部人口每千人平均拥有的企业数量，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上升，这是一个规律性的趋势。
而在拉美国家，中小企业数量非常少，巴西等国家大概是千人十几个企业。我认为，这就是造成日、韩、台和拉美在经济转型期间基尼系数不一样的决定性原因———中小企业越多，就业的人越多，基尼系数就越低。拉美国家的社会保障、财政再分配力度是很大的，而在创业就业不景气的情况下，最后导致的是很大的外债。
记者：一个大企业可以解决的就业人数是中小企业的成百上千倍，为什么反而不能成为解决就业的主要渠道？
周天勇：大企业数量毕竟是有限的，而且大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这种企业越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越少，基尼系数也越高，因为分配都由资本主导了。因此，一个国家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总就业的65~80%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多，则中等收入人口比例高，失业和就业不足导致的贫困人口比例低，收入分配的差距要显著小一些。一个社会要想公平，关键是要鼓励人民创业。如果社会中等收入的人特别少，想实现公平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幻想。只有就业问题解决好了，才谈得上社会和财政的再分配。
记者：你的这一看法在国内有印证吗？
周天勇：在我国国内也是一样。国内基尼系数最低的是浙江，浙江是每一千人5点几个企业，基尼系数最高的是贵州，贵州是一千人1点几个企业，个体户的人口比例在全国也是最低的。从整体看，我国去年工商总局公布的企业数是350万个，千人企业数只有2.5个，即使加上个体工商户，我国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也仅为3.1个，比发达国家低十几倍，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同发展时期也要低18—33%左右，甚至比解放初的水平还要低。这样少的中小企业，就业怎么可能不困难？
政府收费过多抑制了中小企业发展
记者：造成中小企业不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实施的是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在我国，政府方面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发展战略，现在各个地方的发展战略就是大企业战略，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对就业的影响很小。而对中小企业而言，政府管制过多，现在有的地方擦皮鞋都要到工商局注册。有的城市要建设无摊贩城市，全市几百万人口只有80个左右“合法”的西瓜摊位；有的还要将捡破烂的统一着装管理，并实行政府许可准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并对“违规”捡破烂者进行罚款处罚；有的要消灭城乡农贸集市，将卖农副产品的全部赶入较为现代化的超市中。这种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过剩国情不相符合的城市“现代化”意识，对城市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扩大造成严重的损害。二是政府的收费太高。根据统计，国家统计局2005年的普查数据表明，2004年公共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收费共有12,211亿，其中政府各部门收费9367.67亿，主要是工商、质监等部门，村组织收费大概是1000亿，全部加起来是12,211亿。三是企业税太多，现在企业要交33%的所得税，还有附加税。如果是中小企业主，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再加上公关成本，企业根本办不下去。我看过一个资料，1999年~2004年倒闭了770万个体户，每年倒闭280万户；去年按照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净倒闭了30万个企业。所以企业少了，就业必然出现困难，一个失业率很高的社会，再怎么搞转移支付也不行。
记者：为什么政府的管制和收费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而对大企业的影响却不大？
周天勇：首先，政府各部门的收费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大企业这方面负担就很少。据计算，中国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费负担比一般国家的企业要重50%左右；其次，在政府政策方面，由于政府鼓励做大做强，实际工作中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特大和大型企业能享受的政府政策性照顾和争取到的各种政策优惠要比中小企业多得多。三是在利用政府关系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特大和大型企业法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高，在获得土地等资源方面比微型和中小企业有优势，抵御和承受政府各机构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的能力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强。四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集中度较高，为中小企业贷款服务的中小银行很不发育，中小企业在资金市场上很少能获得贷款融资。
记者：现在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善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
周天勇：首先，放宽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政府限制。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很多不利于就业的政策存在，比如在西方国家，我用自己的汽车临时帮别人搞一次运输，只要按规定按经营性收入交税就可以了。而在我国，如果发现就会被视为非法运输，要受到处罚。
记者：比如北京前一阵明令禁止私人汽车顺路载客。
周天勇：这些都是很不利于创业就业的一些政策。应该按照世界许多国家通行的规则，允许非正规个体经营户和微型及中小企业发展，以降低它们与政府规制和行为有关的成本，增加非正规就业的容量。取消个体工商户的称谓，一部分划为自由职业者，对于擦鞋修鞋、小商小贩等劳动，不再进行注册登记，也不备案，劳动者依法劳动，照章纳税；对于一些5人以下、销售额和服务额在一定规模以下的微型企业，一般的也不再进行注册登记，只实行备案制度。减少审批环节；放宽对注册资本金、场地、经营范围等方面的限制。另外，国家法律、法规无明令禁止的投资领域，都应该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其次，减轻税费，废除抑制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收费罚款体制。能不能彻底消除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最关键的环节是能不能将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繁多收费和罚款予以改革和根除。
当务之急是清理不利于创业就业的各种收费
记者：解决问题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源，您认为形成这种抑制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收费罚款体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我认为，目前的财政收支两条线体制存在着重大的弊端。何谓财政的“收支两条钱”，就是以前财政以没有经费为由，许多政府的机构，包括行政性事业单位，可以设立，可以增加公务员，但是，其经费财政不拨款，通过自收自支来解决。工商、质检等部门是典型的此类机构。后来随着个体户和企业的增加，财政发现，它们收的费和罚的款，比它们需要的支出要多得多，再加上自收自支中私分、乱支、挪用和贪污问题较多，于是，进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改革：即收费和罚款先交上来，再由财政拨下去。这似乎杜绝了一些问题。然而，目前在这种体制下，几乎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不收费，中国2005年进入收支两条线的款为5000多亿，自收自支的估计还有5000多亿，加上税收和社保各种经费的征收，GDP的负担率高达25%以上，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最高限。政府各部门繁多的收费罚款，已经成为了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和谐的一大公害。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改革，以最大程度地释放出中小企业的创业激情呢？
周天勇：首先，应当建立人民———人大———政府之间的收费罚款制约机制。现在部门条例中随意收费和罚款项目太多，究其原因，就是部门立法。收费和收税，是向公民和法人收取钱的一种行为，需要由人民同意，收费和收税项目、标准、方式等等，需要通过人民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通过，才能形成法案进行征收。要改变目前政府、政府各部门和行政性事业单位，随意设置收费和罚款项目，随意制定收费和罚款标准，随意制定和发布文件，随意向法人和自然人收费的局面。
其次，除了政府税务机关，保留极少量的交警等收税和罚款外，大量的行政和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相分离，彻底清理和废除工商、质检、药监、城管、建设、交通等各部门的行政性收费项目。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体制虽然对财政创收是成功的，但对经济和社会却是危害极大的一项“改革”，应当坚决废止。。
再次，将行政和事业单位的行政公务活动与市场服务性事业分开。凡是政府执法部门自己执法、检查发生的费用，是行政公务成本，应当由执法者承担，而不应当由被执法者支付。
第四，需要规范、监督和协调政府各部门的执法行为，集中执法，减少对个体经营户、各类企业、非行政性事业等单位的重复、交叉、矛盾、多层等执法骚扰。
第五，尽快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降低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的比重，界定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事务责任，以钱定事。调整和划分税种，关税、公司所得、个体所得等等。如果，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关系不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收费和罚款“抢劫”自然人和法人的局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扭转。
记者：在现有的财税格局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当务之急的改革是什么呢？
周天勇：我认为，应该先把影响就业创业的各种收费尽快停下来，如工商、质检等等，其它的可以逐步加以解决。只要政府的各种收费减少了，市场的活力就会增强，就业问题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就业解决好了，再谈分配公平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6-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