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的中国并不缺乏新思想，反而是各种新思想的演练场：从最国粹的到最世界的；从最保守的到最开放的；从最单一的到最多元的；从最精英的到最大众的甚至最民粹的；从最形而上的到最躬行于实践的，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其存在留续的影子。却不料竟然看到有人旧思翻新，而且努力造出一种“新酒”的芬芳来——说“国学是另一场文化启蒙”（郑茜《国学是另一场文化启蒙》，
不错，人民大学将成立国学研究院，“实际上是一件不太大的事情”，人们的关注也并不在于纪校长的造势活动，而是在于一个大学校长对待“国学”的立意和主张上，在于一帮“学者”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上。如果一些学者认为“批判国学，需要‘准入资格’”，并且认为“国学是另一场文化启蒙”，那我们不仅认为是一件大事，而且认为是一件十分大的、极其紧迫性的、必须讨论清楚的大事。
“如果了解中华文化在过去150年间所经历的文化尊严的长久失落，相信对这一现象可以获取一个解读的恰当角度。”这一角度的选择确实十分恰当，但不应该这么解读。国学诚然维系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进展，但是它也迂阻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进展。如果国学真能够“救亡图存”、抑或启蒙、进而奠定我们的文化自信，那又何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巨大灾难”呢？正是我们古老文明的保守、封闭和妄自尊大才使自己滑入历史的拐角，不得不去寻找外来文化资源以应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更新，它是我们自卑的起源，但绝对不是我们自信的起点——如果我们还守着它的“国故”的话。我个人认为，完全丧失文化自信倒没有，丧失点传统文化自信倒是可能。
从文化学角度而言，文化历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会引导或者跟着时代而变。文化不会背弃传统，不会背离自己成长的土壤，就如同我们改造了那么多年的传统它依然存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习俗中，所以，所谓国学的“断裂”纯粹是一个伪问题——不是仍然有那么多学者在研究和关注嘛！这次争论的热烈就可见一斑。
在当前是应当承认，国学受到了弱化，但那也是文化自主选择的结果，是文化自身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一个反映。民族精神与传统接续，但绝对不能等同于传统，更不是国学的“私生宠儿”。
不错，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应该有一场文化启蒙；但启蒙是什么，是指“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其真谛是“勇敢地去认识”“坚信自己的理解”“摆脱无知、偏见与迷信”（康德《什么是启蒙》）。由此可见，思量我们国学“所可能蕴含的合理性”与我们现今所缺乏的文化启蒙完全是两回事，恰恰相反，我们需要启“国学”之“蒙”（昧），而不是“国学启蒙”；我们的民族精神中真正缺乏的也不是国学（相反恐怕是国学的残留因子太多），而是现代文明理念。
“五四”运动是有其缺陷，当时的干将每当提起传统，肯定是远远超出了“羞怯的神色”、“讥嘲的口吻”，他们情绪化、反传统、全盘西化、破坏多于建设、批评多于建议等等；但是“五四”还有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启蒙的道路没有持续下去。我们的文化自卑不仅来源于我们国学的无力抗争，还来源于我们没有渐进式地确立起自己新型的文化来——既能接续传统，又向世界整合。今天，我们应该补课。而这，才是我们找寻文化自信的基石。
用一个英国人的例子就想证明自己文化的可贵与价值，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卑——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根源于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评价，即知识界共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开放、平等、合作、共建……
在我们已经走向比较现代体系的语境下，竟然还有学者在探讨学术问题时提出“准入资格”，并且主张把这样一种文化态度视为“启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林毓生在《什么是理性》一文中说：“假如有一个人认为他的‘理性’比所有人都高、都多，所以要用他的‘理性’创造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这个人将是毁灭
我不反对复兴国学，甚至支持和鼓励，我反对的是复兴国学的这样一种态度，更反对把这样一种文化态度称呼为“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