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穿着警服卖豆浆，影响了兰州市警察的形象。”9月10日上午，在兰州闹市区，丈夫是警察的市民李女士对一名穿着“警服”卖豆浆的男子提出质疑时，双方发生冲突。面对警方的调查，该男子称自己只是个卖豆浆的，至于“是某省公安厅民警”的说法是为了吓唬人，穿警服是为了图个“便利”，在面对城管执法时，对方就会手下留情。（9月11日《西部商报》）

    质疑该男子乱穿警服的李女士，其法律觉悟当然值得肯定，该男子乱穿警服的行为，也是违法的。但这样无奈的镜头一点不好笑，它不仅深含着灰色的讽刺意味，更让人窥出老百姓生存现状中的心悸与苦闷，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城管平时里的所作所为。试想，如果还有一方能安全摆下豆浆摊位的地方，还有一件可以让城管手下留情的“贴身”服装，商贩是怎么也不会去“傍”警服的。

    可见，小商贩穿警服是我们社会和谐体系搭建过程中的畸型怪胎，是少数黑心踩瓜、粗暴执法的城管给一步步逼出来的。由此，笔者联想到日前上海浦东部分城管队员开始装备钢铁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的消息，数百名城管要在3年内配备齐这套“四宝”，而装备一个大队需要高达50万元之巨。

在我看来，自不久前从北大校门出来,向南走至中关村一桥再向左拐上北四环路口上,一名叫李志强的北京海淀区城监队副队长，被一名商贩刺死后,城管“执法的刚性”与“人文的柔性”问题,再次被推至舆论的端口。我们注意到，“李志强之死”正在让人担心成为“城管甩掉柔性跨上刚性”的转折点——在北京，随后高昂配备价值百万元的城管防暴车，让城管“披铁”上阵；上海紧随其后，为数百城管添置“四宝”。

与这些“刚性装备”形成现状实证的另一头，有时是躲在暗处的一队人马冲上去，拉的拉，踹的踹，砸的砸，瓜果菜蔬、豆浆蕃茄、桌椅三轮，通通倾刻报销；有时是空车出动，货满而归，留下小商贩在蹲在地上孤单叹息。此时，城管执法者最容易、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简单威慑、缩短时间的方法去“亮化”市场。

实际上，不管是一起接一起的城管打人和商贩暴力抗法，还是“李志强之死”等恶性案件，出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呈现之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些问题凸显时，我们社会法制、文明、智识的及时修缮的功能在继续疲沓着。这种立体性、深层次、高规格地对城管执法现状的反思之“软手段”的长期存在，必然带给粗放性甚至违法的“硬作法”以足够恣意的空间。

在城管执法者就快武装到牙齿，而商贩自救的民生路径依然还在迷茫中徘徊，甚至发展到今天，只能用“警服”来获取执法者的“手下留情”，得到便利时，我们亟待的是为民谋利的公仆，及早荡涤关怀底层百姓的认识沉疴，夜以继日地为民献策、谋生、“谋业”。因为，冲锋在前的“四宝城管”那怕是一次细节上的“敌视百姓”之举，也会招来政府公信力之损，社会和谐共处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