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加速财富创造体系越来越依赖资料、信息和知识的交换。不交换知识，就不能创造财富。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再靠大量生产，而要靠弹性、特殊规格或分众化的生产。新的信息科技发明，让短时间内生产多样式，或定制产品的成本，降到跟大量生产时几乎相当。
传统生产因素，土地、劳工、原料和资本，都越来越不重要，因为知识是可以替代一切的终极替代品。
除了金属和纸制的货币外，电子信息变成今日交易的主要媒体。资本流动性极大，所以一大笔钱可在极短时间内分散或组合。
货物和服务都越来越系统化，而且必须配合其他货品一起使用，这就特别需要时常增加并改写所有商品的标准，因此导致世界的标准大战。
今天最有力的生财工具是人工头脑里的象征符号；新的英雄已不再是蓝领工人、资本家或经理，而是可以把现实和理想知识融合起来的创新者。
……
……
阿尔文•托夫勒毫不掩饰他对知识的崇尚。在《权力的转移》中，除了把知识视作未来革命性的高科技财富创造体系的基础，他还迫不及待地说出一个“危险而又令人鼓舞”的秘密——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而且，未来的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对获得与传播知识权力的控制。这个观点跟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论断（《规训与惩罚》）有相似之处，但区别在于，福柯把“知识/权力”用于重新审视主权、国家、政府和法律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托夫勒显然更侧重于企业界、产业群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正如他所说：“权力本质的改变改造了企业界的社会关系。从资本的转换到‘知识密集业’与‘低知识产业’的冲突，从电子化超级市场到家族企业兴起以及全新组织形态产生，我们会从中理出权力新的结构。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改变也带动政治。媒体和全球间谍战的巨大改变。”同时，托夫勒其中关于信息战、脑力工作的论述像是对彼得•德鲁克“知识工作者”的有力补充和进一步肯定。德鲁克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知识工作者的崛起将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托夫勒说“从今以后，提高附加值的要素，不是廉价劳工而是知识，不是原料而是象征性的符号。”“脑力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不论有多少人继续写文章制造‘产业空洞化’的恐怖故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将茁壮成长。”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托夫勒“全盘式的颠覆——在恢弘的历史观下全景展现我们所处信息时代的加速变化，托夫勒先生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时多了几分笃定，少了几分惶恐”。阅读托夫勒的著作，尤其是“未来三部曲”（除了《权力的转移》，另外两部是《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我们总是能被他令人惊奇、汗牛充栋、眼花缭乱的资料收集所折服。虽然他的谦虚谨慎使他不会以“世纪预言家”自居，但是他的洞见确实对未来做出了清晰的指引和判断。每一句、每一页、每一个观点都能激发起我们的思考，托夫勒重塑了我们对这个巨变年代的意识。
就像《权力的转移》它讲的是一个有关权力史无前例、空前变革的故事。这个故事，庞杂、宏大，从远古神话到现代社会，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生活，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层面，都势必存在权力的维系及其更替。母亲管教子女使之听话，这是权力；某公司为提高赢利率而出台的措施，这是权力；在美国天主教会动员政治家反对堕胎，这是权力……权力通过影响、控制来实现，因此，在《权力的转移》中首要明确的权力概念是指，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根据这个定义，那些对大自然或物品的控制则不在考虑范围内，权力被准确地限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当然，托夫勒并不再对权力会做怎样一个历史流变考（他觉得不必要或者不重要）。托夫勒以近乎决断的口吻抛出观点：“虽然权力来源有很多种，但暴力、金钱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凭借，每种因素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的形式。”接着，托夫勒举重若轻般地陈述经济、社会、科技、生活以及文化上的种种变化，从而得出一个法则，“从政治稳定度到人口增长率，尽管许多其他因素都有作用，但是，暴力、财富与知识，却是权力的三大主流，大多数其他权力资源都是由此而出。而这三大主流，目前各自置身于革命的过程”。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托夫勒援引了许多事例，就涉及到资料、领域而言，繁复程度不亚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可以从目录编排得到类似的体验，如“X射线对詹姆斯•邦德”、“金字塔与登陆月球”、“朝代和民主”、“大循环网络”等）然而经过观察，托夫勒权力三大流中的暴力与财富正不断向知识（或信息技术）转移，换言之，暴力的实施越来越仰赖诸如微电子、尖端材料、光线、人工智能、人造卫星、电子通讯，以及电脑模拟和软件的知识密集型尖端科技，而财富的获取亦是如此。这意味着，暴力和财富的本质已经发生转变。“权力三角架的三个组成要素正在进行同步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的另两个来源会越来越依赖知识。”这正是《权力的转移》全部要表达的观点。
【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定价：39.80元。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再靠大量生产，而要靠弹性、特殊规格或分众化的生产。新的信息科技发明，让短时间内生产多样式，或定制产品的成本，降到跟大量生产时几乎相当。
传统生产因素，土地、劳工、原料和资本，都越来越不重要，因为知识是可以替代一切的终极替代品。
除了金属和纸制的货币外，电子信息变成今日交易的主要媒体。资本流动性极大，所以一大笔钱可在极短时间内分散或组合。
货物和服务都越来越系统化，而且必须配合其他货品一起使用，这就特别需要时常增加并改写所有商品的标准，因此导致世界的标准大战。
今天最有力的生财工具是人工头脑里的象征符号；新的英雄已不再是蓝领工人、资本家或经理，而是可以把现实和理想知识融合起来的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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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托夫勒毫不掩饰他对知识的崇尚。在《权力的转移》中，除了把知识视作未来革命性的高科技财富创造体系的基础，他还迫不及待地说出一个“危险而又令人鼓舞”的秘密——最高品质的权力来自知识的运用，而且，未来的权力斗争会越来越集中于对获得与传播知识权力的控制。这个观点跟福柯“知识就是权力”的论断（《规训与惩罚》）有相似之处，但区别在于，福柯把“知识/权力”用于重新审视主权、国家、政府和法律之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而托夫勒显然更侧重于企业界、产业群以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正如他所说：“权力本质的改变改造了企业界的社会关系。从资本的转换到‘知识密集业’与‘低知识产业’的冲突，从电子化超级市场到家族企业兴起以及全新组织形态产生，我们会从中理出权力新的结构。产业与经济的深层改变也带动政治。媒体和全球间谍战的巨大改变。”同时，托夫勒其中关于信息战、脑力工作的论述像是对彼得•德鲁克“知识工作者”的有力补充和进一步肯定。德鲁克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知识工作者的崛起将是未来不可阻挡的趋势。”而托夫勒说“从今以后，提高附加值的要素，不是廉价劳工而是知识，不是原料而是象征性的符号。”“脑力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不论有多少人继续写文章制造‘产业空洞化’的恐怖故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将茁壮成长。”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托夫勒“全盘式的颠覆——在恢弘的历史观下全景展现我们所处信息时代的加速变化，托夫勒先生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时多了几分笃定，少了几分惶恐”。阅读托夫勒的著作，尤其是“未来三部曲”（除了《权力的转移》，另外两部是《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我们总是能被他令人惊奇、汗牛充栋、眼花缭乱的资料收集所折服。虽然他的谦虚谨慎使他不会以“世纪预言家”自居，但是他的洞见确实对未来做出了清晰的指引和判断。每一句、每一页、每一个观点都能激发起我们的思考，托夫勒重塑了我们对这个巨变年代的意识。
就像《权力的转移》它讲的是一个有关权力史无前例、空前变革的故事。这个故事，庞杂、宏大，从远古神话到现代社会，从政治经济到科技文化，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生活，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层面，都势必存在权力的维系及其更替。母亲管教子女使之听话，这是权力；某公司为提高赢利率而出台的措施，这是权力；在美国天主教会动员政治家反对堕胎，这是权力……权力通过影响、控制来实现，因此，在《权力的转移》中首要明确的权力概念是指，对别人有特殊企图的控制。根据这个定义，那些对大自然或物品的控制则不在考虑范围内，权力被准确地限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当然，托夫勒并不再对权力会做怎样一个历史流变考（他觉得不必要或者不重要）。托夫勒以近乎决断的口吻抛出观点：“虽然权力来源有很多种，但暴力、金钱和知识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凭借，每种因素在权力游戏中都有不同的形式。”接着，托夫勒举重若轻般地陈述经济、社会、科技、生活以及文化上的种种变化，从而得出一个法则，“从政治稳定度到人口增长率，尽管许多其他因素都有作用，但是，暴力、财富与知识，却是权力的三大主流，大多数其他权力资源都是由此而出。而这三大主流，目前各自置身于革命的过程”。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托夫勒援引了许多事例，就涉及到资料、领域而言，繁复程度不亚于《荷马史诗》。（我们也可以从目录编排得到类似的体验，如“X射线对詹姆斯•邦德”、“金字塔与登陆月球”、“朝代和民主”、“大循环网络”等）然而经过观察，托夫勒权力三大流中的暴力与财富正不断向知识（或信息技术）转移，换言之，暴力的实施越来越仰赖诸如微电子、尖端材料、光线、人工智能、人造卫星、电子通讯，以及电脑模拟和软件的知识密集型尖端科技，而财富的获取亦是如此。这意味着，暴力和财富的本质已经发生转变。“权力三角架的三个组成要素正在进行同步革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权力的另两个来源会越来越依赖知识。”这正是《权力的转移》全部要表达的观点。
【美】阿尔文•托夫勒：《权力的转移》，中信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定价：39.80元。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