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大师邱成桐教授猛批中国科技、教育漏洞的言论虽然比较激烈，但句句切中要害，是医治北大的良药，很值得北大校方认真研究。但没有想到的是北大校方把研究的工夫用在了连番派人“辟谣”；许智宏校长声明“北大的钱不够用”；闵维方书记建议大家看看美国等报纸杂志报道丘成桐的文章，也好从“学生时代”对丘成桐有“更客观、更清楚”的认识……

        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北大的作为、北大的水平、北大校方的道德修养。概括地说，有几个方面让人再也感觉不到北大的神圣了。

        第一是“辟谣”的闹剧，如果堂堂正正，有必要辟谣吗？如果有猫腻，“辟谣”不但适得其反，而且更可恨，一旦被揭穿的，北大还能是北大吗？

         第二是许智宏校长的声明更可笑，人家说你钱多，但建议你不要乱花钱，要省着点，你就赶忙辩解说“钱不够用”，但谁不知道北大的教育经费是全国最高的，且不要和二三流大学比，国内一流的大学谁敢说他的教育经费能赶上你北大？这种辩解真有点像爆发户向周围的人辩解他其实没有多少钱，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另外，对一个世家公子来说，即便有再多的钱，他都会觉得不够用，因为他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他的钱不但不够用，他还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敛财。当然，如果逆向思维一下，许智宏校长的声明“北大的钱不够用”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是“南大”或“川大”，他是“北大”啊！因为在中国，只有北大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哈佛”、“剑桥”，你“南大”或“川大”有可能吗？或者说有资格吗？因此他有理由要求更多的教育经费，至于教育经费如何分配，连校内的师生都没有知情权，校外闲杂人等更应该三缄其口，不闻不问啊！

        第三是闵维方书记的建议，不但可笑，更让人感到可恶、可耻！我曾经因为王仕军 先生的《大学丑闻  》一文而为中国的大学辩解，认为这是中国最清白之地，但现在面对“闵维方书记的建议”，我难开辩解之口了。我第一时间是不能相信这是“闵维方书记的建议”，再从各方了解后，我失望、失落、迷惘；接着便是愤怒、摔杯子骂娘了。北大怎么能有这样的书记！回想当年“文革”整人时，如果当前没有足够的材料，便要掘祖坟、挖祖庙，上延三代，抓你的道德作风上的“小辫子”，这种“下三烂”龌龊行径早已为人所不齿，怎么能在北大书记身上重演呢？以前在批判邪教组织头目李宏志时，有篇评论文章就挖开李宏志的档案，说他是“小学文化程度”，“工人出身”云云，我就觉得可笑，邪教组织头目李宏志是千夫所指、人见人打的恶魔，但如此评论手段，也觉得太没水平了。有人指出，即便丘教授“学生时代”比较顽劣，其与他指责的北大人才造假问题有关系么？此前名校领导曾上演过“七月流火”的笑话，上演过“赠书不识字”的闹剧，可这样几次三番地上演闹剧，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了。

       北大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象侯宁 先生所说的“忏悔”精神，忏悔意识。《大学》有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朱熹解释说：“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 ，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 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旧染之汙而自新 ，則当因其已新者 ，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断也。”北大并不是洗不干净，现在的北大是宁可把污浊的地方千方百计遮起来，不让人看见罢了。殊不知上古时的鲧治水时，窃上帝息壤以止洪水不成，被祝融杀死于羽郊。待禹王起而疏导才止淫水。昔年周厉王弭谤，三年而被流放于彘地，所以邵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北大的校领导应挺起胸膛，敞开心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因为北大毕竟是中国高校的领头羊、航标。各方对北大的批评或建议，都是看重北大，都是为了北大好。就象“不毁乡校”的子产所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如果北大领导真能兼听善言，我强烈地相信，北大仍然是、永远是中国高校的领头羊、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