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针刺疼了诗人的哪根神经
——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和宋乾的《臧棣访谈》读后
作者：愚人无为
2007年元月二日，听说林贤治的一篇诗评引起了诗坛一些诗人的愤怒，当晚从网上就搜索到了。先看了林贤治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林的诗评（一万六千字），一如他过去的文风，苛刻的眼光、犀利的笔锋、切实的语言、义无反顾和毫无顾忌的简言直说，看后真觉过瘾，可并没觉得有什么针尖锋芒能刺疼哪个人。继而又看了宋乾的《臧棣访谈》。这下才知道这篇文章惹怒了臧棣，也许还有其他诗人。
《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个“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为背景，凸现了那个时刻“体制的基本面貌”和“显示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导出评价此后诗作的“简单而明晰的指标，为当代诗人以及现存的诗歌文本确定了基本的性质和品质”。诗评分析了“比完美光洁的青年一代更敏感，也更沉重”，“从皮肉到心灵，都结满了疤痕”的老一代诗人牛汉、郑敏、彭燕郊、孙静轩；以及曾有锐气并没有得到更长时间延续的黄翔；“坚持个人写作的”周伦佑、王寅；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并使现代诗歌的自由精神在后世可能得到赓续的寒烟、张修林、安安、萧沉。然而，这些出色的诗人或是诗篇，相对整个诗坛来说都是稀少的，更别说相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了。这不能不引起诗评者对可堪人忧的社会现状作一个大概的呈现。诗评中所述及的现象，都是人皆共知的社会焦点问题。正是在这些焦点问题满布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集团也在改革中一样追随着利益的最大化原则，“以他们天生的敏感，一面固守体制的核心，另一面又趋同于正在形成的新体制。他们是文化资本的追逐者和垄断者”。他们秉承着传统的依附意识，热衷于体制化、专业化，严重脱离现实，无视甚至背叛底层利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适应和顺从着现实政治中的语境，“极力回避与自由、民主、正义等普世价值相关的话题”，他们“对于整个民族面临的重大变革，缺乏政治理想，道义感，以及批判精神”。
这些评断虽比较尖刻，但也深切时弊。
中国知识分子群落的现状，也正是九十年代诗歌受制于中国社会整体精神的必然。接着诗评又对诗歌现状作了分析，提到了诗坛的三股势力、盘峰诗会、知识分子写作和底层写作，提到了臧棣，提到了底层诗人叶匡政、秦巴子、刘翔、老刀、徐乡愁，“打工诗人”郑小琼、张守刚、郁金、卢群，和“纯然以传统农村和农民为题材”写作的杨键、泥马度、杜涯等。对他们的诗都作了点评式的批评，其中并不见火药味。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其言语是中肯、切实的，所评也并非空穴来风。作为诗坛，出现“流行诗歌”，媚俗诗歌，“酷”的诗歌等一些现象，并不足为奇（它们自有其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理由），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片喧嚣与浮躁中批评的整体失语，难有一针见血的指出知识分子群体以及作为文学明珠之冠冕下诗坛中的病症。这才是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
《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无异是知识午夜中的一声枭唳。
但看完宋乾的《臧棣访谈》后，却又不禁慨然，难得的一声枭唳，怎么重创了诗人的哪根神经，以至惹的诗人有些暴怒呢？。
在这篇以“意淫当代诗歌林贤治特殊的知识诗的快乐诗的尊严”为关键词的“访谈”中，看不到争鸣的气氛，看不到互相探讨的气息。洋洋二万一千多字的访谈中，充满了“意淫”一词（想统计一下文中出现的次数，但不会搜索统计），狂言大话、頤指气使、欲充林师的味道咄咄逼人。这里，不妨从《访谈》中摘出一些词句：“他对90年代诗歌的无知，乃至偏见，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信口歪曲”、“看出此人对深文周纳的精通”、“再有，我什么时候提出过‘诗是知识的命题’？这已经差不多是‘栽赃陷害’了。因为他拿一个我根本没有提过的命题，来‘诬陷’我”、“这个人的思维之单向，思考之浅薄，见识之简陋，确实很少见”、“仅仅从一种狭隘的道德论的角度出发，把问题简单化，就是对当代诗歌缺少真正的把握了”、“无知的昏话”、“逻辑也混蛋到了极点”、“这种混账的‘入场券情结’是如何成为林贤治这样的人的思想幻觉的，倒是颇值得玩味。在我看来，他的判断不仅反映着他个人的眼界和见识的俗浅，而且反映出他的发言姿态以及支撑这种姿态的思想空间的低劣和畸形”、“他林贤治没有阅读这个深度的能力”、“林贤治，你真的想在我面前谈论思想吗？好啊。作为当代诗人，我就赐给你这个机会。也让你见识见识当代诗人的思想的深度”……
这些词句和段落，明眼人或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挥舞大棒”。你说“我们这代诗人是最有时代感的。只是，在如何理解时代的问题上以及如何表现时代的问题上，和他有根本的差别。也必须让林贤治这样的人明白，诗和时代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是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的论据，摆出自己的知识，就三个方面好好阐释一下。然而读完全文，却没有看到有力的文字，给予林贤治以批驳。只是“我对林贤治的一些描述也很反感”、“林贤治谈诗歌似乎有‘体制情结’”、说林贤治，“你这是何必呢！想表演点什么呢？在你对当代诗人的具体的生存境况泼了那么多污水之后，你有资格谈知识分子史的耻辱吗！你知道地缝在哪儿吗？”等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颇似泼妇骂街的话来。话语的背后，使人感到话语的暴力，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多小时的阅读，没有一点收益。我真有点怀疑这篇访谈是不是出于臧棣之口（手），是不是有人企图借用臧棣之名行打杀林贤治之实。
我拨通了一位诗人朋友的电话，遗憾的是他尚未看到这两篇文章，无法证实。
以前，曾有“诗人为何不愤怒”的话，现在诗人愤怒了，但“愤怒”的原因，不是缘于“不自由”的空气，而是缘于别人指出了在“不自由”空气中的沉默、无声或失语。诗人有不同诗意的取向，他既可以“诗意的栖居”，也可以“奧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既可以“真理也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有痛感的”。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但你总不能不让别人批评，不让别人说话吧？谁也堵不了谁的嘴。满腹怨言，一腔愤怒和快意地泼洒，自己或许很畅快，但就在这无意之中，却给自己的诗人生涯增添了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
诗人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大的，不应该那么小家子气，心胸也不应那么狭隘，容不得别人的一点意见。中国有句老话，“是货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当然也还有“文无第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说法，完全可以平心静气，让岁月去磨洗、去检验，去评判的。
我本是一个旁观者，诗坛的争论根本不应该也不容我插嘴，只是看后有点想法，寻章摘句，说说而已。如有不妥，方家尽可指教。2007.1.8
原载新疆作家网，网址：http://www.huyangshu.com/admin/news_view.asp?newsid=1590
——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和宋乾的《臧棣访谈》读后
作者：愚人无为
2007年元月二日，听说林贤治的一篇诗评引起了诗坛一些诗人的愤怒，当晚从网上就搜索到了。先看了林贤治的《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林的诗评（一万六千字），一如他过去的文风，苛刻的眼光、犀利的笔锋、切实的语言、义无反顾和毫无顾忌的简言直说，看后真觉过瘾，可并没觉得有什么针尖锋芒能刺疼哪个人。继而又看了宋乾的《臧棣访谈》。这下才知道这篇文章惹怒了臧棣，也许还有其他诗人。
《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个“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为背景，凸现了那个时刻“体制的基本面貌”和“显示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导出评价此后诗作的“简单而明晰的指标，为当代诗人以及现存的诗歌文本确定了基本的性质和品质”。诗评分析了“比完美光洁的青年一代更敏感，也更沉重”，“从皮肉到心灵，都结满了疤痕”的老一代诗人牛汉、郑敏、彭燕郊、孙静轩；以及曾有锐气并没有得到更长时间延续的黄翔；“坚持个人写作的”周伦佑、王寅；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并使现代诗歌的自由精神在后世可能得到赓续的寒烟、张修林、安安、萧沉。然而，这些出色的诗人或是诗篇，相对整个诗坛来说都是稀少的，更别说相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了。这不能不引起诗评者对可堪人忧的社会现状作一个大概的呈现。诗评中所述及的现象，都是人皆共知的社会焦点问题。正是在这些焦点问题满布的社会中，知识分子集团也在改革中一样追随着利益的最大化原则，“以他们天生的敏感，一面固守体制的核心，另一面又趋同于正在形成的新体制。他们是文化资本的追逐者和垄断者”。他们秉承着传统的依附意识，热衷于体制化、专业化，严重脱离现实，无视甚至背叛底层利益。他们作为社会精英，适应和顺从着现实政治中的语境，“极力回避与自由、民主、正义等普世价值相关的话题”，他们“对于整个民族面临的重大变革，缺乏政治理想，道义感，以及批判精神”。
这些评断虽比较尖刻，但也深切时弊。
中国知识分子群落的现状，也正是九十年代诗歌受制于中国社会整体精神的必然。接着诗评又对诗歌现状作了分析，提到了诗坛的三股势力、盘峰诗会、知识分子写作和底层写作，提到了臧棣，提到了底层诗人叶匡政、秦巴子、刘翔、老刀、徐乡愁，“打工诗人”郑小琼、张守刚、郁金、卢群，和“纯然以传统农村和农民为题材”写作的杨键、泥马度、杜涯等。对他们的诗都作了点评式的批评，其中并不见火药味。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其言语是中肯、切实的，所评也并非空穴来风。作为诗坛，出现“流行诗歌”，媚俗诗歌，“酷”的诗歌等一些现象，并不足为奇（它们自有其生存的环境和生存的理由），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片喧嚣与浮躁中批评的整体失语，难有一针见血的指出知识分子群体以及作为文学明珠之冠冕下诗坛中的病症。这才是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
《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一文，无异是知识午夜中的一声枭唳。
但看完宋乾的《臧棣访谈》后，却又不禁慨然，难得的一声枭唳，怎么重创了诗人的哪根神经，以至惹的诗人有些暴怒呢？。
在这篇以“意淫当代诗歌林贤治特殊的知识诗的快乐诗的尊严”为关键词的“访谈”中，看不到争鸣的气氛，看不到互相探讨的气息。洋洋二万一千多字的访谈中，充满了“意淫”一词（想统计一下文中出现的次数，但不会搜索统计），狂言大话、頤指气使、欲充林师的味道咄咄逼人。这里，不妨从《访谈》中摘出一些词句：“他对90年代诗歌的无知，乃至偏见，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信口歪曲”、“看出此人对深文周纳的精通”、“再有，我什么时候提出过‘诗是知识的命题’？这已经差不多是‘栽赃陷害’了。因为他拿一个我根本没有提过的命题，来‘诬陷’我”、“这个人的思维之单向，思考之浅薄，见识之简陋，确实很少见”、“仅仅从一种狭隘的道德论的角度出发，把问题简单化，就是对当代诗歌缺少真正的把握了”、“无知的昏话”、“逻辑也混蛋到了极点”、“这种混账的‘入场券情结’是如何成为林贤治这样的人的思想幻觉的，倒是颇值得玩味。在我看来，他的判断不仅反映着他个人的眼界和见识的俗浅，而且反映出他的发言姿态以及支撑这种姿态的思想空间的低劣和畸形”、“他林贤治没有阅读这个深度的能力”、“林贤治，你真的想在我面前谈论思想吗？好啊。作为当代诗人，我就赐给你这个机会。也让你见识见识当代诗人的思想的深度”……
这些词句和段落，明眼人或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到底是谁在“挥舞大棒”。你说“我们这代诗人是最有时代感的。只是，在如何理解时代的问题上以及如何表现时代的问题上，和他有根本的差别。也必须让林贤治这样的人明白，诗和时代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是完全可以拿出自己的论据，摆出自己的知识，就三个方面好好阐释一下。然而读完全文，却没有看到有力的文字，给予林贤治以批驳。只是“我对林贤治的一些描述也很反感”、“林贤治谈诗歌似乎有‘体制情结’”、说林贤治，“你这是何必呢！想表演点什么呢？在你对当代诗人的具体的生存境况泼了那么多污水之后，你有资格谈知识分子史的耻辱吗！你知道地缝在哪儿吗？”等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颇似泼妇骂街的话来。话语的背后，使人感到话语的暴力，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多小时的阅读，没有一点收益。我真有点怀疑这篇访谈是不是出于臧棣之口（手），是不是有人企图借用臧棣之名行打杀林贤治之实。
我拨通了一位诗人朋友的电话，遗憾的是他尚未看到这两篇文章，无法证实。
以前，曾有“诗人为何不愤怒”的话，现在诗人愤怒了，但“愤怒”的原因，不是缘于“不自由”的空气，而是缘于别人指出了在“不自由”空气中的沉默、无声或失语。诗人有不同诗意的取向，他既可以“诗意的栖居”，也可以“奧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既可以“真理也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有痛感的”。那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但你总不能不让别人批评，不让别人说话吧？谁也堵不了谁的嘴。满腹怨言，一腔愤怒和快意地泼洒，自己或许很畅快，但就在这无意之中，却给自己的诗人生涯增添了一个永远也抹不去的污点。
诗人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大的，不应该那么小家子气，心胸也不应那么狭隘，容不得别人的一点意见。中国有句老话，“是货不是货，就怕货比货”，当然也还有“文无第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等说法，完全可以平心静气，让岁月去磨洗、去检验，去评判的。
我本是一个旁观者，诗坛的争论根本不应该也不容我插嘴，只是看后有点想法，寻章摘句，说说而已。如有不妥，方家尽可指教。2007.1.8
原载新疆作家网，网址：http://www.huyangshu.com/admin/news_view.asp?newsid=1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