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原因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具有许多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一般来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战后日本的发展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又不能不承认,各种有利的外部因素的会合,确实对战后日本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下面,从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对战后的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石油危机后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进入90 年代后经济发展的重大转折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1 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的因素

2.1.1 战败因素

1)战败以后,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抬头,国际上也不容许日本再走军事化道路,从而导致战后日本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新的目标,几十年一贯地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在长期保持西方国家最低的军费开支的同时,一直保持着西方国家中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直至1990年),成为显示低军费造福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范例。①

2)战后日本被占领、丧失主权,如果依靠其内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那么快实现民主改革,依靠外力实现了,这为战后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3)由于战争的破坏,战后之初日本的经济水平低于战前的水平,从低的起点出发,恢复起来比较快。

2.1.2 美国因素

1)上面提到的推动战后民主改革的“外力”就是指对投降后的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的美国占领当局,特别是在占领初期,占领当局实施了解散财阀、土地改革、普及工会三大改革,对日本进行改造是有成绩的。

2)从19481949 年起,随着冷战的加剧与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美国改变了其对日占领政策,从抑制日本的轨道转向扶植日本的轨道上来。其中,战后初期美国为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和贷款,对日本的经济复兴起到了“输血”作用。

 

1982 年美国一家民间裁军团体《世界大事》提出了《世界军事、社会支出》报告,统计了西方9 个国家从1960 年至1980 年的军事负担占GNP 的平均比例与GNP 的年均增长率。其中,日本为不到1%(军费比例)与9 %(增长率),丹麦为2%与7%,加拿大为2%与4%,意大利为3%与6%,瑞典为3.5%与5%,西德为3.5%与5%,法国为4.5%与5%,英国为5%与3%,美国为8%与2.5%。这个统计鲜明地

表明了军事负担越低,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发展趋向。特别是日本的军费比例最低而增长率最高;美国的军费比例最高而增长率最低。

 

3)占领当局减少乃至取消日本的战争赔偿,使日本得以保留战前遗留下来的工业化物质基础,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4侵朝战争的“特需”,给当时在经济、政治上处于严重困境的日本帮了大忙,至少使日本在其战后的发展进程中赢得了10 年时间。①

51952 年日本取得“独立”的同时就与美国结成同盟关系,并在战后几十年中推行“以日美关系为轴心”的外交,确立了日本作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的战略地位。这样,日本不仅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利用了“后进国利益”,又在冷战格局中取利,包括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享受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实惠;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还使日本较容易地从美国引进尖端技术用于发展民生产业,并趁美国忙于同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而放松了发展民生产业的努力之机,在一些重要的民生产业领域的竞争中夺取优势。总之,战后日本对冷战格局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冷战格局下的日美关系成为日本的“巨大的利益源泉”。②

2.1.3 科技因素

1)战后兴起了席卷世界的科学技术革命,一批新技术的诞生导致一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在50 年代中期,日本的科技水平大约比美欧落后了二、三十年,使日本得以通过引进、模仿国外先进技术来迅速缩小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①特别是日本利用同美国的密切关系,将美国为军事目的所开发的各种尖端技术(如晶体管、集成电路等)专用于开发民生产业技术。冷战以后,美国人大搞“军转民”技术战略而尝到甜头,其实,这种军转民过程早在50 年代就开始了,不过,这个长达数十年的军转民过程的孜孜不倦的推进者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更确切地说,这是美国的“军”向日本的“民”转化的跨国跨洋的军转民过程。

2)依靠战前的工业化基础(特别是人的因素)和战后的不懈努力(包

① 日本经济企划厅在《战后日本经济史》的“总论”中写道:由于朝鲜战争,“日本经济才有活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动乱(指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回生的妙药”([日]经济企划厅编:《战后日本经济史》,大藏省印刷局1957 年,第320 页)。

② 日本外交评论家天谷直弘曾经以日本德川时代的社会阶层结构——“士、工、农、商”来比喻冷战时代的国际社会,说“战后日本选择了作为‘商人国家’的生存之路”,仅仅以从事‘商’与‘工’来谋求自身的发展,而美国、苏联则“兼备士、工、农、商”,为掌握“政治、(国际)警察、军事的权力”而劳心劳力,心力交瘁。其结果,作为“商人国家”的日本得以在美国这个“武士”的保护下专心致志地营工营商,而美国则不得不应付两条战线的作战,即一方面在军事方面同苏联抗争,另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同日欧竞争。关于“日美基轴外交”请参阅冯昭奎、刘世龙、刘映春等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8 页。

① 技术引进在本质上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即“运用脑髓,放开眼光,自己来拿”(《鲁迅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1 年版,第79 页)。在技术上,只要人家有,而我还没有的东西,与其靠自己从头创造,不如直接拿过来为我所用。因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拿来,一般来说都会比自己从头创造要便宜得多、迅速得多。所以,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对技术后进国家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开发利用这种宝贵资源的重要性是否真正理解并有效实施,是关系到技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战略问题。战后日本的发展正是生动地证明了,一个经济技术后进国家能否果断地、成功地实行拿来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的发展前途与命运。

__括劳动者的勤奋,企业家精神的发扬与政府的指导),依靠正确的引进方向与政策,②日本实现了成功的技术引进,形成了“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即在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后,能够很快地将“物化”在机器设备中的技术消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于制造国产机,断而又加以改进,使国产机进一步达到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水平)的良性循环,正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弄清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引进技术,可以解开日本经济增长的秘密”。①

3日本能把技术引进与自主的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对引进技术进行改良、提高,并能巧妙地博采各国技术之长,融合于本国的生产体系之中。

2.1.4 资本因素

1)储蓄是投资的源泉,投资是增长的动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人的高储蓄。从1955 年前后日本人的储蓄率就逐渐上升,1960 年日本个人储蓄率为17.4%,而美国、西德、英国、法国分别为5.0%、14.9%、5.1%、12.0%。③

2)民营企业积极开展设备投资,银行则积极地向企业贷款,两者之间甚至出现了“超借”与“超贷”的倾向。

3)将设备投资与采用最新技术、发挥规模效益结合起来。

4)投资效益高,回收快,投资从“需求”转化为“供给”的周期短。

2.1.5 资源因素

1)中东和非洲油田的开发,使石油的生产成本与原油价格大大下降,引起了所谓“能源革命”。“资源小国”日本及时转向以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通过利用廉价的进口石油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促进了石化工业、造船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在战后石油文明的崛起中成了最大的受益国。①

② 所谓正确的引进方向与政策体现在:(1)切实依据当时本国经济发展的最迫切需要来决定引进的重点,把有限的外汇用在刀刃上;(2)在发奋图强追赶欧美的民族精神的推动下,大力实施“勤俭持家”型的技术引进,在西方的生产文明与消费文明之间,首先选择生产文明作为优先仿效与引进的对象,对外来的生产文明的学习速度超过了对外来的消费文明的学习速度;(3除去在引进的最初阶段不得已将购买机器设备作为引进技术的主要手段外,日本长期坚持以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作为技术引进的主要手段。(参照冯昭奎:“日本的拿来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6 年第9 期)。

① [日]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东洋新闻社1981 年版,第79 页。

例如,在钢铁工业方面,日本分别从美国、奥地利、苏联、西德等国引进了各种先进技术,加以融合,以致有人戏称日本的钢铁工厂像是“世界技术博览会”。然而,日本人并非是像举办博览会那样将各国技术简单地“陈列”在自己的工厂里,而是通过巧妙的技术融合以形成各个单项技术所不具有的综合能力,从而迅速超过了各个引进技术来源国的水平。

③ [日]金森久雄:《日本经济讲义》,日本经济新闻社1979 年版,第259 页。

1968 年日本的大型工程的建设周期为:月产氨500 吨、尿素720 吨的工厂,12 个月;年产甲醇6.6 万吨的工厂,14 个月;一昼夜炼油510 万桶的炼油厂,10 个月;年生产能力为56 万吨的水泥厂,6 个月;月产钢梁15 万吨的制梁工厂,12 个月;年产登记总吨位90 万吨的造船厂,15 个月(参照[苏]多勃罗夫斯基:《日本经济效率问题》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例如1970 年每桶石油价格仅为20 年代的1/6。然而,战后世界石油增产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其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日本。它由于国内资源贫乏,可从世界各地选购最便宜、优质的石油等资源,而其2)为了方便地利用进口资源,日本将钢铁、石化等产业部门的大型企业建设在太平洋沿岸的狭长地带,形成了原料进港——就地加工——产品出港的生产循环,充分地运用了海运低廉、方便的优势,使万里迢迢经由海路进口的能源、原材料的运输成本甚至低于某些国家国内的运输成本。②

3)从产业结构上讲,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与其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化过程形成表里一体的关系,而廉价的进口资源为大量消耗资源的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2.1.6 市场因素

1)从50 年代到70 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使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大大扩大,为日本推行“加工贸易立国”战略、增加出口提供了机遇。

2)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签订了关贸总协定,各国之间实行关税减让、取消进口限制等互惠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对日本进口原材料、出口工业品、发展外贸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3)战后几十年美国忙于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其中在六七十年代美国又陷入侵越战争的泥潭,使日本的民生产业得以趁虚打入美国及其在第三国的工业品市场。

2.1.7 政治、政策因素

160 年代以来,日本的政局基本稳定,指导经济发展的官僚队伍也比较稳定,并具有较好的素质,在追赶欧美的目标激励下能够勤奋工作。

2)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民间的设备投资。

3)政府动员了产、官、学各方面的力量,集思广益,制定了诸如“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经济计划与政策,鼓舞了广大国民发展经济的干劲,促进了民营企业投资的扩大。

4)政府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大力推进港口、道路等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2.1.8 人的因素

1)从明治维新前后以来,日本就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使国民的文化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

2)在战前的工业化过程中,造就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这种丰富的工业化人才资源在战后不仅基本上保存下来,而且出现了人才资源从军事工业部门向民用工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成为对引进技术进行吸收、消化、改良的最重要的基础。

3)战后日本实行重视“注重山脚比注重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注他发达国家几乎都不能像日本那样“自由”地选用国外资源。例如,美国是仅次于苏联的第二产油国,但油田规模小,生产成本高,为保护本国的石油工业,不得不部分地使用比国际价格高两倍以上的国产油;联邦德国、意大利采煤业发达,生产电力、煤气多利用国产煤;法国与原殖民地阿尔及利亚订有合同,需采购那里的高价油 .,几乎可以说唯有日本可以没有“包袱”地、彻底贯彻利用世界上最优质、廉价的石油资源的方针。从1960 年至1973 年日本全国石油进口量增长近10 倍之多,成为西方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石油消费国。

② 由于合理的工厂选址与货船设计,日本的钢铁企业在1973 年将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运至日本,每吨仅花费3.5 美元;而在同一年,在美国国内将上明尼苏达的铁矿石运到美国最大的钢铁基地匹兹堡,每吨需花费6.5 美元(《KaishaThe Japanese Corporation》,第75 页)。

__意面向本国的需要、生产实践的需要,培养大批能够扎根于国内、扎根于生产实践的工业化人才。事实证明,在科技成果迅速传播于世界的时代,各国经济竞争的重心在于能否迅速有效地将科技成果结合于、应用于生产过程,因而,占总劳动力一半以上的、从事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人力是否受到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就成为决定经济竞争力的胜负的关键。显然,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其“注重山脚”的教育方针分不开的。

2.2 高速增长因素的消失

1971 年发生了“尼克松”冲击,特别是1973 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以后,

推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因素趋于消失。

在资源方面,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引起资源分配的变化,使主导高速增长的、大量消耗资源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失去了继续增长的基础,从而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两次石油危机以后,西方经济进入了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与大量失业为特征的“滞胀”(指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阶段,使采取“加工贸易立国”战略的日本所面临的世界市场条件日趋严峻。

在日美关系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增长及美国相对的实力地位的下降,日本渐渐失去作为弱小国家而获得在战后一时突出强大的美国的扶植的“资格”,并日益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为此,美国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对日本“慷慨”与“大度”,日美之间由于“力量差距带来的协调关系日趋减弱”,并开始了趋向“对等关系的危机”。①

在科技方面,到了6070 年代,未再出现划时代的大型技术革新,世界各国工业技术进步减速,经济增长也因此变得缓慢。另一方面,日本同欧美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缩小,也意味着技术引进机会的减少。这两个原因导致一直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的日本工业进步率大为下降,成为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2.3 90 年代日本经济出现转折的原因

1992 1994 年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连续3 年的零增长,长期被誉为“西方经济优等生”的日本经济倒退为“西方经济的劣等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标志着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来看,这次转折意味着日本追赶欧美的历史时代的结束,意味着日本经济从“追赶型”经济向“国际协调型”经济转变,不能再享用“后进国利益”。当然,所谓“追赶时代的结束”主要是指日本在生产力、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追上欧美,却并非意味着日本与欧美之间的一切差距都消失。比如,在国民生活质量、基础科学研究、综合国力等方面,日本比起欧美,特别是比美国仍然落后很多。

从国际环境来看,冷战结束以后,给战后日本发展带来好处的“冷战条件”已经部分地趋于消失,首先是美国对日本的保护主义做法不再宽容,只要日对美的贸易顺差扩大,日美经济摩擦就会趋于激化;同时,美国将原来耗费于对苏军备竞赛的一部分资源调遣到民生产业竞争方面来,实施“军转民”的产业发展战略,也使日本在民生产业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竞争。①

① [日]神谷不二:《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1989 年版,第29 页。

① 以民生产业领域的竞争而言,战后日本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一条胳膊”较劲(美国将其另一条胳膊用来同苏联进行军事竞争了),结果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一时得到了“名列世界第一”的桂冠。因此,从一__从科技发展来看,追赶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依靠引进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来比较轻松地取得技术开发高效率与经济增长高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日本必须亲自开展成功率可能只有5%的基础性、开拓性的科技研究,而不能照过去那样仅仅研究开发那些已被证明是可以实用化的技术(这种研究开发可达到非常高的成功率),引进模仿时代的那种“追赶效率”将难以再现。

同时,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对日本等追赶者的竞争与警惕的心理增强,极力维护知识产权,这也加大了日本猎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

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也对日本的科技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日本尽管在工业化时代实现了对欧美的追赶,却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中表现出“不适症”,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与联网方面同美国的差距更大。

从产业结构来看,日元升值使战后日本推行的“完全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面临重大的变革,不得不将那些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向国外转移,促使产业结构从“国内配套型”向“国际分工型”转变。同时,迄今支撑日本经济的主要产业角色正在被逐步更换。总的来说,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将趋于缩小,信息通信业与服务业将趋于扩大。随着生产部门的缩小,生产力向国外转移的势头将会持续下去。

从对外经济关系来看,随着亚洲各国工业化、现代化不断取得进展,日本在亚洲“一枝独秀”、“日本周围都是落后、弱小的国家”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亚洲各国工业化的进展,世界市场“大竞争”态势的形成,日本从“追赶别国的国家”变成“被别国追赶的国家”等等,使日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同时,其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心也将从欧美转向亚洲。

从经济体制来看,战后日本实行的一套制度是适应工业社会的制度,适应追赶时代的制度,适应冷战时代的制度,它的适应性与合理性是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正如1996 年版《经济白皮书》所指出:“‘日本式经济体制’曾在战后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相当程度的有效功能,但在近期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中,⋯⋯这一体制正在总体上丧失其有效功能。”①长期以来,由于日本人陶醉于这种制度下所取得的成绩,而对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战时体制、问题越积越多的制度疏于改革,导致产生制度“生锈”、“疲劳”以及由于制度因素而束缚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恶果。

从政治体制来看,由于战后在政府主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使日本对政府的作用产生了过剩的自信,特别是对政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官僚体制偏爱有加,未能及时对其加强监督机制;而在官僚方面,由于长期的权利集中、专断与骄傲,特别是由于缺乏有关法律的严格约束,①逐渐滋生日趋严定意义上说,特别是在80 年代,日本的实力与成就被夸大了。冷战结束以后,日本需要同时跟美国的两条胳膊较劲了,这意味着直至现在,才出现了日美竞争双方都几乎全力以赴地投入经济竞争的局面,这样,“日本不是美国的个儿”的真实才得到了体现。

① [日]经济企划厅:《经济白皮书》1996 年版,第1 页。

100 多年来,日本虽然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法律体系,却唯独没有制定类似欧美各国的《公务员伦理法》这样的法律。握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吏之所以不断陷入各种丑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法律性的行为规范与准则的约束。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法律,对政府公务员定有“伦理行动基准”,其中对官员接受招待、收取礼品的金额有严格的规定,凡超过规定者,不管有何理由,都被视为收受贿赂,需追究刑事责任。然而,日本的官吏接受有关企业的馈赠和招待却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官商勾结”一再造成经济的混乱,重的腐败问题,在宏观经济运营方面的失策也增多起来,加上金权政治的盛行,政治家、官僚与企业勾结丑闻的屡屡败露等等,使国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感日趋强烈。

从企业经营来看,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推行生产合理化、低成本化的努力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产业结构的变换与信息通信革命的进展对现有的企业经营体制提出了实行根本变革的要求,包括实行更加重视股东利益的企业统治方式,加强劳动力与人才的流动,改变机构层次重叠的经营管理模式等等;民营企业与主银行之间的特殊关系、组装企业与零部件、原材料企业乃至流通企业之间的系列关系、长期固定的企业间交易关系等等也遇到了挑战;在金融领域等长期存在的政府实行“护送舰队”式的保护阻碍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开展,因而也面临着极大的改革压力;在接近零增长的经济环境之下继续采取追求数量与市场占有率的经营战略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生产据点向国外转移的扩大则要求建立能够适应国际生产网络化的新型的管理体制。

从国民生活来看,对物质、数量的追求正在日益让位于对服务、质量及精神生活的追求;对现有水平的消费品的需求日益趋于饱和的同时,对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新的消费品、新的服务的开发却显得相对落后;在名义上的收入增长趋于缓慢的同时,通过纠正内外价格的差距(即降低国内价格水准),使国民生活获得实质改善的倾向增强。

总之,日本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与改革的关口,要改革就难免引起“阵痛”,包括刺激景气的短期经济政策与促进结构改革的中长期经济政策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矛盾甚至冲突。正如汽车转弯时需要适当减速一样,日本经济的转折也难免伴随经济增长的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