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政府所制定的经济计划，几乎伴随了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全过程。当然，应该看到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计划基本上是属于“指导性计划”，与社会主义国家或原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实施的“指令性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随着原计划经济国家实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改革，经济计划的“社会制度属性”逐渐趋于消失。“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①下面，讨论一下在战后日本经济增
长过程中，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的特征、意义及作用。
3.1 战后日本政府重视计划手段的原因
列宁早在1917 年就指出：在1891 年，当德国人通过爱尔福特纲领时恩格斯就说过，不能像过去那样说资本主义就是无计划性。这种说法已经过时了，因为既然有了托拉斯，无计划性就不存在了。“现在指出这一点尤为恰当”，“⋯⋯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②
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对采用计划这种经济手段更加热心，其原因是：
（1）1929—1933 年爆发的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
引起了国民的愤慨。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3 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 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435—436 页。
__机，使资本主义各国感到，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不能只靠“看不见的手”（即市场），也要由政府通过实施有计划性的政策，即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
（2）随着缓和短期的景气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能，进一步感到需要制定有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计划性政策。
（3）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一个又一个“5 年计划”所取得的成就，使资本主义国家大受启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实施统制经济过程中，注意吸取了苏联实施计划经济的经验。
（4）30 年代以来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总体的循环机制得到阐明，进而使采取定量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预测各种政策的效果成为可能。
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战后日本政府对计划手段的重视程度更高，其主要原因是：
（1）战时与战后初期日本所实施的统制经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计划经济”，在50 年代初虽然又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有不少计划经济因素被保留下来，以致有人认为，战后日本长期保留着一种具有“战时动员”性质的“1940 年体制”。
（2）战后日本面临着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推进重工业与化学工业化、追赶欧美先进国家的课题，为了动员社会力量尽快实现赶超目标，政府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较多地采用计划手段对国民经济实施广泛的干预，形成了政府（官僚）主导的、赶超型的市场经济体制。
（3）日本具有一种有别于欧美的、便于政府进行计划性干预的传统的市场经济结构，比如，以“主银行”为首的企业金融与企业统治方式、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与低流动性的劳动市场、以组装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的长期交易关系为基础的企业集团与系列组织等等。上述的“超市场结构”的存在，为政府介入经济提供了很多“切入点”。
（4）严重缺乏自然资源等特殊国情，促使日本政府对那些有关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的产业部门，运用更多的计划手段进行干预与支持。
3.2 经济计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伴随经济复兴、高速增长、稳定增长等等不同的增长阶段而先后出现的经济计划，显示了不同的目标与特点：
（1）以经济复兴为目标的计划
1955 年鸠山内阁制定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 年）是战后日本以立法程序制定的第一个正式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与前两个未成为政府正式计划的《经济复兴计划》（1949—1953 年）、《自立经济计划》（1951—1953 年度）均是以经济复兴（恢复到战前的经济水准）乃至经济自立（不依赖“美援”、“特需”而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经济计划。其中《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也可看作是从经济复兴转向高速增长的“承上启下”的经济计划。
（2）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计划
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和佐藤内阁于1965 年制定的《中期经济计划》均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经济计划。①特别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在10 年之中使国民收入翻一番的富于胆识的明确目标，是一个典型的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计划，对引导国民为实现富裕生活而努力起到了重要的鼓舞作用。佐藤内阁的《中期经济计划》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了一系列矛盾、一场新的经济萧条（“昭和40 年萧条”）到来的形势下制定的，这个计划虽然带有调整的性质，但仍是一个以高速增长为目标的积极的计划。
（3）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计划
佐藤内阁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田中内阁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与以前的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将“社会”一词引入计划的名称，在经济计划中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强调两者发展的不可分割性，表明了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如人口的过疏过密问题、福利问题、公害问题）的关心。同时，这些计划仍然是积极追求经济增长的计划，其中，《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经济社会基本计划》则是带有明显的盲目性的“高速增长型”计划。
（4）以维持稳定增长为目标的计划
三木内阁的《昭和50 年代前期经济计划》、大平内阁的《新经济社会的七年计划》是针对石油危机后出现的“滞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局面，以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的计划。这两个计划在突破石油危机带来的政治、经济困难、点燃国民新的希望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5）注重国际协调与追求大国地位的计划
随着日本经济的国际地位的提高，人们日益强调日本应作出与其国际地位相称的贡献，更加注意协调对外经济关系，1983 年中曾根还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目标。①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曾根内阁的《80 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竹下内阁的《经济运营五年计划》都体现了注重国际协调与努力追求大国地位的思想。
（6）从“生产优先”转向“生活优先”的计划
宫泽内阁的《生活大国五年计划》是一个在计划指导思想上从“经济优先”向“生活优先”转变的计划。①该计划的特点是：对经济增长率目标定得最低（只有3.5％，低于战后任何一个计划）；对国民生活改善定出了数量指标（例如将年劳动时间缩短到1800 小时，将住宅价格降到年收入的5 倍以内）；向国民提出了改变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要求（例如提出应形成与环境
① 《新长期经济计划》的公布，再次引起了有关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的争论。当时的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该计划的目标——在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6.5％——是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与此相反，以下村治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者则高度评价了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认为该计划对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估计过低。尽管下村治的理论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在1961—1970 年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10.6％的事实表明，总的来说，他对当时日本经济形势的估计及其政策主张还是正确的。
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就是在上述争论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下村治的理论而制定的。此外，中山
① 1983 年中曾根在对选民发表的书面讲话中指出：“要加强日本在自由世界和世界政治中的发言权，不仅做经济大国，而且要增加做政治大国的份量”（《每日新闻》1983 年7 月31 日）。
① 所谓“生活大国”是指这样一种社会：（1）使国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实际感受到丰足与宽裕；（2）能获得均等的机会来实现多样的价值观；（3）生活环境美好，生活方式简朴。
协调的简朴的生活方式并重视丰富的精神生活）。这最后一条虽被有的人批评为“有说教味儿”，但它能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导入经济计划，应该说难能可贵，值得给予一定的评价。
（7）将经济改革提上日程的计划
村山内阁的《为了结构改革的经济社会计划》第一次在计划名称中使用了“改革”一词。在这项计划出笼的90 年代中期，经过1992—1994 年连续3 年零增长的日本经济明显地进入了转折期：追赶时代的结束，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社会高龄化、少子化问题的日趋尖锐化，信息通信革命的兴起等等，使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紧迫课题。为此，该计划提出了纠正高成本结构、搞活经济的行动计划，对物流等10 个产业领域提出了尽量具体的定量指标与对策。同时提示了如果不推进经济结构改革或改革没有进展，将对宏观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包括对增长率、失业率的影响等等），对经济结构改革可能出现的滞后提出了警告。
3.3 经济计划的主要特征
（1）不同计划的预测准确性参差不齐
13 个计划对增长率的预测对实绩的平均偏差不算很大，但各个计划的偏差有大有小，参差不齐。50—60 年代、80 年代后半期，计划所定的实际增长率的目标值（预测值）低于经济增长的实绩。70 年代、80 年代前半期、90年代，计划所定的实际增长率的目标值（预测值）高于经济增长的实绩。
偏离最大的是田中内阁制定的《经济社会基本计划》，其目标值为9.4
％，实绩为3.5％，相差5.9 个百分点。偏离最小的是竹下内阁制定的《经济运营五年计划》（1988—1992 年），目标值与实绩仅相差0.05 个百分点，中曾根内阁的《80 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的目标值为4.0％，实绩为4.5％，两者相差0.5 个百分点。
（2）“一内阁一计划”
计划期间最长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10 年，大多数的计划为五年计划，平均计划期间为6.4 年。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没有贯彻到底，都因为内阁更换而“提前作废”。也就是说，每当新内阁上台，就都要重新搞一个计划，而从不继承上一届内阁的计划，人们称这种现象为“一内阁一计划”。为此，一个内阁在台上的时间越长，其制定的经济计划的寿命也就比较长（佐藤内阁是例外，是唯一的搞了3 个计划的内阁）。寿命最长的经济计划是中曾根的《80 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持续了4 年9 个月，最短的是鸠山内阁的《经济自立五年计划》，仅持续两年。计划平均寿命只有3.3 年。
对于“一内阁一计划”现象，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这反映了计划预测不可靠和政府实施计划的能力差；一种看法是，这是使计划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每届新内阁借搞计划来宣传其政策主张，把计划当作“宣传品”和“装饰品”；也有人认为，这是同时满足既显示政府的长期指针、又灵活应对经济形势迅速变化这两方面要求的一种“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滚动型”的计划。
（3）计划与政策的配套
日本的经济计划并无法律效力，①对企业等经济部门也没有经济合同之类① 其实，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时代，对于经济计划是否应有法律效力，也的制约关系。但是，日本的经济计划之所以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不仅仅是依靠市场原理，而且借助于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经济政策、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指导”的力量。例如，日本历年的国家预算和公共投资的规模与方向，就
是同经济计划相呼应的，它可产生影响广大民营企业的经营战略与投资，使之向经济计划的目标靠拢的效果，因而成为实行“指导性”的计划调节的重要的物质手段。
（4）认真制定计划，注意集思广益
①日本政府对计划的制定还是很认真的。这首先体现在努力提高制定计划所依据的各种统计数字、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并逐步将先进的数量经济学方法引入计划制定工作中。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没有数字的知识是模糊的、不可靠的。”根据不可靠的、模模糊糊的信息资料所制定的计划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有价值的。日本政府的各种经济计划都是依据大量的、细致的统计数据来制定的，他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而这个“细”字，不仅是工作作风问题，也是关系到经济计划能否名副其实的问题。因为所谓“计划”，就是在办一件事情之前把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问题想得很周到、很细，未雨绸缪。
②日本政府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很重视发挥“官、产（产业、企业界）、
学（大学）”结合的作用，通过有学识、有经验的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以及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学者这三方面的紧密配合、相互交流信息、交流职务或兼职乃至建立各种三结合的组织（审议会及其他咨询机构），来共同制定经济计划。日本的专家力量较强，在各个经济分支领域都拥有高水平的专家。这是与日本长期重视经济学、社会科学的建设分不开的。
（5）计划的广泛性
从1949 年至今，日本经济企划厅共编制了13 个中长期经济计划（见表2－4），这些计划多多少少起到了指引国民经济朝着既定目标发展的作用。但是，这些计划大多存在着预测不准、提前作废（大体上是一个内阁一个计划，没有一个计划是贯彻始终的）等问题，以致不少经济学家批评说，日本的经济计划不过是“装饰品”。
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不仅包括经济企划厅制定的中长期经济计划，而且包括各省厅所制定的部门计划、行业计划（例如各部门的社会公共设施投资计划、电力开发计划等）；广义地说，年度财政预算既可看作是经济政策的体现，也可看作是“短期的经济计划”，通商产业省制定的产业政策则可看作是名副其实的产业发展计划；科技厅制定的《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及各个重要研究开发领域的基本计划等则是有关科技发展的计划。此外，日本政府还制定、实施全国性的地区开发计划，如国土厅的4 次《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以及《新工业城市计划》（1962 年开始实施），对人口急速减少地区的振兴计划（1970 年开始实施）以及中央政府参与的特定的地区计划等。如果把所有这些计划综合地考虑进来，可以认为，日本的经济
计划是相当广泛的，这种“广义的计划”显然比“狭义的计划”（指经济企划厅的中长期计划）要大得多。是有过意见分歧的，斯大林曾说过：“计划就是法律”。对此，周恩来感到碍难同意：“计划是要根据情况变化随时调整的，计划怎么能说是‘法律’呢？”（引自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98 年2 月播放的电视文献片：《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