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精神空虚的意淫
阎雨
复兴的陷阱
当学子们叫嚣“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时；当铺天的媒体告知我们中华复兴的历史即将到来时；当国人沉浸在政府编织的民族复兴的幻梦时！没有谁告诉我们这只是我们一相情愿的意淫；没有谁告诉我们这只是政府的政治技术。
复兴，是许给我们一个远景，让我们丢掉疑虑和思考，跟着他们走；复兴，是杯香气浓郁的麻醉酒，是让我们忘掉眼前的痛。我们都中了传统智慧的毒！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曾说：上帝啊，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复兴。我们复兴什么？
意淫的快感和意识霸权使我们失去了思考。
复兴经济？我们经济的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廉价的、非人权的、非法状态下的劳动力（压榨）；高耗能的、高污染的、半失控的、恶性而疯狂的一次性能源（消耗）！13亿人口的庞大、强劲、随时面临失控的消费市场（牵动）！除了IT，我们的经济模式陈旧老套乏善可陈，这种简单的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生命周期并不长，国际经验30年为限。如果没有新经济模式的导入和新的经济政策实施，经济复兴只能是纸上谈兵。
复兴信仰？我们有着灿烂的文化和伟大的文明，而独独没有信仰！我们有着层出不尽的思想家，但没有多少不朽的哲学家。五千年的中国始终没有解决信仰问题。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中国。
没有信仰的中国
康德一生的哲学都是在反思三大问题：我能知道什么？（知识论）我应该做些什么？（道德论）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学），这三大哲问又可总结为一条于他晚年提出的问题：人是什么？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是以人作为最终的关注，康德认为，人、道
德与宗教实在是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信仰并不是一种纯然性的精神冥思，信仰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的内化。现实性是它首先具备的本质品格。
《世界人权宣言》这样写道：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而这些对于国人却是一个五千年的梦，一个被动和主动间放弃的梦。
中国人没有信仰，不信鬼神，没有敬畏。
星斗教授在其《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一文中写道 ：“中国人大抵是无神论者，尽管民间有许多支离破碎的鬼神信仰。但如信孔子、关公、妈祖、灶王、土地神、八仙、菩萨等，与其说是信鬼神，不如说是以此寄托对生活、生命的留恋。”
儒家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只是提出了人的道德操守，并没有解决内心深处飘忽不羁的灵魂问题。道德和信仰是皮与毛的关系。当皮之不在，毛自然无处可附。
所以“仁义”十字真言变成狭隘实用主义的幌子，而真正信奉的却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为何必须为王哪？因为王者可以话语专断，可以制定游戏、修改游戏、判定游戏。可以控制所有的局。所以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
宋襄公因为不肯攻击涉水的敌军而成为千古笑柄，项羽鸿门不舞剑、不肯渡水江东而被耻谑为匹夫之勇。
所以对“只要动机是纯洁的，就可以不择手段。”自然成了座右铭。所以才有了“太平天国”邪恶和“文革”兽性。
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
其强调通过内心的修炼而至贤至圣，但因为信仰缺位，使得道德缺乏约束，因为缺乏敬畏心、因果心，不仅使道德失去力量反而成为实现利己的工具，于是就有了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
“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是康德著名的墓志
铭，而国人的墓碑却写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内心深处的不安
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而西方人重视法治，认为权力必然带来腐化、堕落，必须对之加以监督；法治首先是保护人权，其次才是惩罚人。
所以东西方社会治理结构有着本质的不同，就如同中西医的不同，西医讲究的技术和科学，而中医则强调的是中庸和平衡。
西方的法制是建立共同的信仰之上，信仰解决了灵魂的归宿，法制解决世俗的烦扰。他们有矛盾、有对立、有利益博弈，但却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和血腥的暴力杀戮。
而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历朝历代都层出不穷，几乎几十年就来一次，敌对的双方几乎都置对方死地而后快。因为他们都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因为没有灵魂的顾虑，也不怕因果报应，所以出手一个顶一个的狠，游戏规则一破再破，跌破道德后就自然跌破人性，而后是无所不企及而为所欲为。
因为信仰缺失，一旦动乱，国人就是简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能抢就一定会抢，能奸就奸，无论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原受害者，一律难以幸免。
翻阅中国通史，审视今日华夏，心情难失沉重，常常想起哈姆雷特的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死亡或是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