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的政权、兵权、土地所有权，是藩主和武士阶级专有的。学问也是武士阶级专有的。教育的机关，除了藩学而外，私立的学塾，也是为武士而设。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日本从前叫商人作“町人”，因为他们是住在街坊上的。叫农夫作“百姓”，这大概是把中国的熟语用错了。这两种人的品性，很可研究。农夫完全是靠务农生活，虽是一生一世，没有智识，没有学问，又没有社会上的荣誉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纯朴的。兼之那个时代政治思想，是重农主义，藩主武士们脑筋里，受着中国民以农为本的感化，至少对于百姓们的人格，不会有很大的轻侮，所以还过得去。惟有商人，在社会阶级上，既然处于被治的阶级，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阶级接近，所营的生业，又要依赖治者阶级。只在一种极鄙陋暧昧的空气里面，作世袭的守财奴，性格上自然发生出很龌龊的鄙卑习惯来。人格上毫无地位的商人，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德性，因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够帮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实业家涩泽荣一【涩泽荣一（1840～1931）：早期曾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72年（明治五年）辅助井上馨整理财政。退任后致力于近代企业的建设，形成涩泽财阀。】，他有一篇论封建时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讲得很清楚，看他这一段话，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气质了。

    从前国家的租税，为主的就是米。也有征收蜡、沙糖、蓝、盐各种货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征收的质物，用他们的官船，装到江户——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坂去，用投标的方法，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再卖给门庄的小店家。此外虽然也有直接向农家收买米粮等类来贩卖的商人，不过大宗买卖，却是由官府出来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商人经营的，不过是一种小卖店。这大一点的商人，所谓“藏宿”（是代官府卖货兼做货栈的商人）、“御用达”（是专替官府做买卖的大掮客），都是历代相传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里面招呼一点年节计算，就可以了，其余生意的事，都是交给经理的人。到各藩府里出入，年节非送礼不可，对那些官吏，非请他们吃酒嫖妓不可，只要这种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发达了。

    这个时代，商人和官吏的社会阶级，相差得很远，绝对是不能够同席谈话的。极端的讲，简直就是没有把商人当人，江户那样大都会，比较好一点，小藩地方，尤其厉害。小小一个代官出门，商人农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见了武士，无论什么事，都是绝对不能够辩论是非曲直。如果武士们出了一个难题，实在不能应承，也不过只敢说：“贵意是一点不错的，请许我详详细细的想过之后，再来回明就是。”总而言之，当时商人对武士，实在卑污到极点的了。

    商人既处于卑贱的地位，当然养成了一种卑劣的性格。从前那些武士们，对于商人，是很鄙屑的，他们所读的中国书，也都是充满了贱商主义的文字，以为这是下贱人天生成了习性，叫这种性质做“町人根性”。骂人的时候，也就是把这一句话用作顶恶劣卑贱的意义，一直到现在，上流社会里面的人，平常还拿这句话骂人。就这一点看来，就可以晓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养成一部分食禄报恩主义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贱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犹太式的现金主义。所以承继武士道气质的武人，虽然专制，却是许多年来的历史，把他造就成一种意志坚强，自尊心丰富，能够不怕强权，同时也就不欺弱小。在战阵上能够奋勇杀敌，而在自己失败的时候，也就能够为惜名而自杀。我们要晓得欧洲尊重女子的风俗，是出于骑士怜爱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谓武士道的特质了。我常常想，何以欧洲人对于美洲土人，那样惨酷，竟忍心动辄坑杀数十万的土人，原来这种行径，绝不是出于纯粹的战士，而是出于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时代所谓“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而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当然会产生这样的性格。现在日本的实业家里面除了明治时代受过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岁级的老人里面，我们试把一个武士出身的涩泽，和町人出身的大仓，比较研究起来，一个是诚信的君子，一个是狡猾的市侩，一个高尚，一个卑陋，一个讲修养，一个讲势利，这种极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别了。

    明治维新的政治思想，前两段已经讲明。还有一个极大的变化，就是商工业发达。现在日本已经由武士专制时代，进到资本家专制时代了。要观察日本真象，不能不晓得他商工业发达的渊源。因为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并不是几个军阀的领袖，几个垂死的官僚。实在是生龙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业组织。现代日本上流阶级中流阶级的气质，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这种气质，虽不能说上中流阶级，全部都是如此，但顶少都有一大半。——军阀和官僚，不用说是“武士阶级”的直系，那最有势力的资本家和工商业的支配者，不用说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体。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而且从祖宗以来，几百年遗传下来的被治性，决不是短期间里面可以除得了的。

    现在乡下的农夫和藩主武士，已经很早脱离了主从关系。但是老一辈的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前几年间，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去，那些老百姓们，依旧是“伏道郊迎”。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现在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中年的人，都没有直接受过封建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青年人更不用说。到了这个时候，封建的观念，方渐渐的淡泊下来，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

    明治初年，废藩置县以后，武士的世袭财产，被中央剥夺了。武士职务上的特权，被征兵令打消了，知识上的特权，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袭的财产，又失去了世袭的职业。这时产业革命风潮，已经渐渐萌芽，失势的武士，要想得生活上的安全，也只好放弃了“武士道”的门面，向商业上去讨生活。但是向来不惯拿算盘，不惯说谎话，不惯向人低头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竞争，没有不失败的。维新后的武士，有许许多多，陷入沦落的悲境，都是这个缘故。中央政权，由幕府的手里，归了皇室，确定了统治的中心。这统治权的运用，既不是皇室独揽，更不是明治帝的专制，而实在是归了萨长两藩的武士手里。虽然有一两个“随龙入关”的旧公卿，如三条实美、岩仓具视【岩仓具视（1825～1883）幕府末期、明治初期公卿、政治家。反对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867年成为维新政权的中心人物，在废藩置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反对“征韩论”，致力于充实内政。】之辈实在不过是替皇帝装门面，替飞扬跋扈的武士出身的新公卿，做一个傀儡。同时也在政治舞台当中，运用一种较为温和而高明的手腕，往来组织于各藩土的势力之间，做一个调和者。萨藩的势力，因征韩的失败，完全驱出中央政府，执政大权，便是长藩武士独占了。这些执权的武士，也和失势的武士一样，晓得今后武士阶级，是没有了，要发财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们的位置很高，有政权做保护，有国家岁入的金钱，帮助他们的活动。只要检定几种大事业，垄断起来，发财的方法就够了，用不着自己打算盘，用不着自己筹资本。

    在第八节，我已讲过，从前日本的商业，都操在各藩手里。维新以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天增长一天。政府标榜出“殖产兴业”四个字，做政治的大方针，国内的工商业，和对外的贸易，如潮似水地发达起来，“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也就从这里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