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的神话
谢作诗
沈阳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邮编：110034
我把家从和平南大街迁到了皇姑虎山路，这里是新乐遗址的所在地。我的新房子正对着新乐遗址，从南阳台和两个卧室的窗口都可以俯瞰到新乐遗址的全景。远处是新乐遗址的茅舍，近处是一大片的空地和树林。后者原不属于新乐遗址，是近年规划给新乐遗址的，还没有来得急开发。我喜欢这房子。没有临街的吵杂，夏天是无尽的绿树和绿树下点缀的几处茅舍，冬天是无尽的皑皑白雪，这对于今天的都市人来说怎么不是难得的享受？将来空地和林地开发了，也不会有高楼大厦的！
沿我住的这栋楼向北穿过五栋楼的距离，就是凤凰山东路了。这里有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每天一大早，四点左右，卖菜、卖肉、卖服装和各种杂物的小贩就开始云集于此，叫卖声、吵杂声，声声不绝于耳，一直要到上午九点左右散市才会散去。早市严重影响着沿街居民的正常生活。报纸形象地称其为“扰民马路市场”，有关部门也严令限时取消。
然而，有关当事人不干了。首先是小贩们不干。他们已经交了管理费，并且还进行了其它专用性投资。其次是街道办也不干。早市可是他们巨大的财源呀！新乐遗址呢？这是天赐良机。他们正苦于生财无道呢。于是几方一拍即合，要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那片空地。
这下轮到我们这栋楼的居民不干了。又是给文化局反映，又是给报纸打电话。这怎么行。市场置于凤凰山东路就是扰民，置于这里就不是扰民了吗？况且，新乐遗址可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呀。不是讲可持续发展战略吗？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需求就会增加。把市场建在新乐遗址，这不是在砸子孙的饭碗吗？文物，保护还来不及呢，怎么能破坏？在新乐遗址办市场，这也影响沈阳的形象呀。
我不知道凤凰山东路沿街的居民是如何把早市给闹黄的，但我是知道我们是怎么阻止把市场迁入新乐遗址空地的。起初，我不知情。我买的是119厂的房子，住进来又不久，与周围人没有什么联系，对周围事也不怎么了解。
当时没有多想。中午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理解社会成本问题的好题材吗？有这想法不奇怪，因为我正在给西方经济学专业2002级硕士生讲解《经济解释》第三卷。我大喜过望，立即要把它写下来。
为使问题清晰，让我做如下假设：假设新乐遗址、街道办、小贩们是一方，叫做甲方，他们要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空地；我们整栋楼的居民是一方，叫做乙方，乙方每个居民都希望阻止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空地。不言而喻，甲方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乙方。
传统的观点，如果存在外部性，那么资源配置就会高于或者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就会存在效率损失。这时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干预。如果是负外部性，就要政府对活动的一方进行征税；如果是正外部性，就要政府对活动的一方提供补贴。在这里，甲方的活动给乙方带来了负外部性。为了社会福利最大化，需要政府对甲方征税，以使甲方的活动处于社会最优水平。
科斯对传统观点给予了重要补充和发展。在科斯看来，存在外部性并不意味着市场一定会失灵。只要权利界定是清晰的，交易费用又为零，那么当事人之间自由缔约就可以带来效率。这是说，外部性是可以有市场解的。科斯的意思，外部性及其无效率，可能不是市场的失灵，而是政府没有推行和保障私产，是政府的失灵。
科斯交易费用为零的规定，既不必要，也苛刻。这一点，张五常做了重要补充。在张五常看来，只要权利界定是清晰的，交易费用又不会影响到边际决策，那么结果就总是有效率的。没有市场，不用政府指导，社会不一定有传统所说的浪费。
无论是传统的分析，还是科斯、张五常的分析，活动水平可以无限细分，因此社会最优的活动水平可以实现。或者政府确定一个理想的税率，使得制造外部性的一方所选择的活动水平恰恰是社会最优的活动水平；或者当事人之间自由缔约，使得制造外部性的一方所选择的活动水平恰恰是社会最优的活动水平；或者制造外部性的一方所选择的活动水平恰好就是社会最优的活动水平。总之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没有分离或者没有了分离。
然而在这里，活动水平是不可细分的：或者建市场，或者不建市场，二者必居其一且只居其一。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社会最优的活动水平。无论是政府干预，还是当事人之间自由缔约，都只能在两个可能的活动水平中选择其一。在这里，高交易成本阻止了当事人之间可能的谈判。政府呢，当然可以制定高税率，使得甲方不建市场。但是这显然不是社会合意的，因为甲方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乙方，甲方的损失超过了乙方的收益。比较可取的选择就是允许甲方建市场，允许甲方给乙方制造外部性了。
允许甲方建市场。虽然存在外部性，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有分离，但是在活动水平不可细分这一局限下，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分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无效率发生。这里，外部性恰恰是效率的体现，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恰恰为效率所要求！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由乙方居民所组成的社会。对于乙方居民所组成的社会来说，没有市场的空地和林地，这是典型的公共物品了。传统之见，“搭便车”会使得实际上没有人出面阻止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空地。但现实中为什么我和邻居又出面阻止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空地呢？因为邻居睡眠不好，我则喜欢晚上熬夜，早上的几个小时对于我们效用实在是太大了。不管别人怎样反应，对于我们来说，出面阻止把市场挪向新乐遗址的空地实在是值得的事。
公共物品由私人提供的例子实在不少见。在股份公司中，对于所有股东来说，监督经理是公共物品。一般来说，大股东会承担起收集信息、监督经理的责任。在一个村子里，对于全体村民来说，公共道路是公共物品。一般说来，大富人家会承担起维修道路的责任。小时候，我和堂兄几家人合住四川农村的一个四合院。堂兄是医生，酷爱卫生。一年365天，大概265天，四合院的天井是他扫的吧。这样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
想想吧，生活中哪样事没有外部性？哪个地方没有外部性？但是事情并没有糟到大事不好的程度。不是说没有外部性，而是说外部性的存在是可以与效率并行不悖的，有些外部性恰恰是效率的体现。不是说没有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问题，而是说各种制度安排就是要减少这种分离，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是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也不是说政府在社会成本方面没有其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是说我们不能一般地指出那些外部性本身就是效率的体现，那些外部性个人的行为或者私人之间的合约就能克服之，那些外部性政府干预将比私人合约更有效率，因此政府的经济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让我引用
“我没有理由批评米德及追随庇古传统的其他经济学家采用蜜蜂的例子来说明一个理论上的观点……我批评的主要是他们研究经济的方法。他们不考虑现实世界的情况，单凭想象就得出政策含义。结果，他们的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实际的经济制度几乎没有什么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