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十六岁的戚继光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俊才，无论文章、武艺都闻名乡里，这一年六月，一直赋闲在家的父亲戚景通一病不起，戚景通此时已七十二岁，自知来日不多了，他让戚继光尽快带着诰命世袭文书到京城吏部办理袭职，在戚继光出发的前夜，父子两人推心置腹的长谈，戚景通将自己多年来整理的战斗实践总结和对北方防御蒙古的想法策略等文章著作，交给了戚继光，嘱咐戚继光一定认真研读忠心报国，并告诉戚继光这就是父亲留给你的遗产，是任何人也拿不走的。第二日，戚继光启程赴京，这竟是父子的诀别。八月，戚景通与世长辞。十月，戚继光回到了登州，父亲的丧事已由继母王氏操办完成，而此时戚继光的身份已经是登州卫指挥佥事。次年，戚继光完婚。

嘉靖二十五年，十八岁的戚继光被正式授予了职权，分管登州卫的屯务，这是一个后勤方面的职务。明朝的军制有一个特点，军队要自己屯田解决一部分后勤供应，屯田是三国时曹操创造的做法，明朝朱元璋仿效并在全军推广，目的是为了使军队能长期驻扎并缓解国家后勤保障压力，因为军人大多是来自农民的壮劳力，这一做法是可行的，尤其是在边塞地区，加上世袭的卫所军制，使边防军依靠屯田一代又一代的守边，确实起到了稳定军心安定边疆的作用，但是军人的职责是打仗，过多的农业劳作会占用军事训练时间，使其战斗力下降，而且军官利用军办农场参与经商，虽然能改善部队的后勤，但是过多的经济行为也会滋生腐败和使军官丧失军事指挥能力。-----插一句，其实本朝开国的时候，也效法过明朝的屯田，起到了很多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国力的强盛，国家已经不需要军人自筹后勤物资了，所以近几年，国家逐步禁止军办企业和军队经商，本朝的人民解放军还原了他们的天职—保卫国家安全和抢险救灾。

嘉靖二十六年，日本人又一次来“朝贡”，这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是当时中日的官方贸易，可日本人没有按期到达，而来的人又超过了实报数量，明朝海关不让他们上岸，中日关系又一次交恶。在戚继光出生前的嘉靖二年，中日两国因朝贡发生了一次摩擦，日本的两个诸侯都冒充天皇正统，来向明朝朝贡，明朝宁波海关官员正在勘查他们的真伪时，一方突然发难，杀死、劫持明朝多名文武官员，抢劫了很多的财物，史称“争贡之役”。几年以后，关系有所缓和，恢复了贸易，而这一次的发生的事使两国又一次敌对。其实从元末开始，很多在日本内战中失意的武士，结成团伙以公海上的岛屿为据点，不时的到中国沿海打家劫舍，范围从辽东至福建，明朝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官职“备倭”来专门防御倭寇，但这时的“倭患”还仅仅属于国际刑事案件。此时的戚继光在公务之余，还不辍学习，他的好学感动了登州当地的一名学者梁玠，自愿到他的家中施教，也是在这一年，戚继光在一首诗里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抒发了保卫国家的志向。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北方的局势突然严峻起来，为了加强边防力量，明朝廷让各地卫所选拔一批精壮的青年，到北方的长城一线协防，戚继光因为有世袭的官职，又有指挥才能，连续几年都被选为中军，率领胶东的青年子弟戍边。虽然有世袭官职，但在明朝重视科举的氛围中，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真实的能力，戚继光参加了武举的乡试，有了举人的功名。

嘉靖二十九年秋，二十二岁的戚继光到京城参加殿试，这时北方蒙古的俺答部拥重兵进攻京城一线的长城，攻克古北口，攻陷京城外围的密云、顺义，进逼京城九门。-----明朝开国时定都南京，永乐帝夺位后，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虽然离边境较近，但这种“天子守边”的态势，可以加强北方的防御力量，同时皇帝可以直接掌握精锐的部队拱卫京师、边防，不用担心出现安禄山式的边防将领反叛。可是明朝廷的腐败反映在军队上，就是明军的战斗力江河日下，连保卫京城的部队都不堪一击，特别是明英宗受掌权太监的蛊惑御驾亲征鞑靼，竟然被俘，----汉人的皇帝从晋愍帝开始，就有了做俘虏的坏“传统”---鞑靼人挟持明英宗攻打北京九门，被于谦打退，这次“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政权的第一次危机。-----而此次的“庚戌之变”是明朝的第二次危机。明朝廷将前来应试的武举人投入战斗，将此也作为一道特别的考题。戚继光参加过戍边的实战，也得到过父亲战斗经验的真传，他写了《备俺答策》向朝廷上书,提出了主动出击的积极防御策略，并针对各地勤王援兵纷纷前来,提出统一指挥,明确分工合作,抓紧训练士卒,严格部队纪律等十几项措施, 得到兵部官员的赞同,并把他的建议发到京师各部队, 供将士们学习参考。戚继光本人也被任命为总旗牌官，负责向九门传达命令，并监督命令的执行。靠朝中一些主战大臣的不懈努力与组织，俺答汗见北京城防御严密，随退兵而去。而戚继光由于表现出色，被朝廷记录为将才。戚继光终于开始崭露头角。

戚继光又连续两年，带胶东子弟到蓟县戍边，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半数横戈马上行。”表现出了戍边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