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讯】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一期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丹尼尔·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预见并非正确的托克维尔：美国民主如何把现代世界完全搞错》，摘要如下：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
【本刊讯】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一期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丹尼尔·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预见并非正确的托克维尔：美国民主如何把现代世界完全搞错》，摘要如下：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
【本刊讯】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一期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丹尼尔·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预见并非正确的托克维尔：美国民主如何把现代世界完全搞错》，摘要如下：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
【本刊讯】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一期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丹尼尔·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预见并非正确的托克维尔：美国民主如何把现代世界完全搞错》，摘要如下：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
【本刊讯】美国《独立评论》2007年秋季一期刊登哈佛大学政治学和法学双料博士丹尼尔·崔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预见并非正确的托克维尔：美国民主如何把现代世界完全搞错》，摘要如下：
最近几十年，就在卡尔·马克思被扔进垃圾堆的时候，阿雷克西·托克维尔却从思想史的墓园中起死回生。托克维尔主要的成名之作是《论美国民主》。该书最初分为两部分于1835年和1840年出版。主要由于这本书，他今天被举世公认为超人的、几乎是先知的思想家——实际上是被公认为现代的最高圣贤。一位著名评论家说，托克维尔现在享有“权威地位”。
因此，如果听到说，《论美国民主》有关现代文明的前途的预言在几乎所有基本观点方面都是错误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因为托克维尔在现代民主的定义中融入了19世纪初民主国家的具体的社会与经济特征，包括基本程度的教育、简单的技术和普遍的专业化的缺乏等。总的来说，他的民主思想的前提是永久地阻止现代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在这一前提基础上，他推断出该书的几乎所有主要的预测、告诫和有关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处方。最终，有趣的问题不是这位年轻的法国人（完成该书时他年方35岁）何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先知先觉——他并非如此——而是他在《论美国民主》中所提出的种种目光短浅的预测如何被看作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
一旦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了解的现代工业化在托克维尔有关未来的推测中严重缺乏，则《论美国民主》中的许多预测和告诫的涵义与逻辑就变得很清楚。
托克维尔担心，在即将浮现的世界上，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可能会减速，而且甚至可能会停滞和倒退。他写道，“由于受到实践的掣肘，”我们——即现代人类——“可能会忽略基本的原则，而当这些原则被完全忘记的时候，我们对从中获得的方法的应用可能会很不力。我们可能无法发明新的方法，而只能对人们已经不再了解的巧妙程序加以盲目的利用。”他提到了12世纪以后中国所陷入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停滞，以此作为西方新兴国家的前车之鉴。
我们现在谈一谈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著名思想。在有关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这是被最为普遍地误解的思想之一。许多学者和评论家都以为，托克维尔就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痼疾提出警告的时候，他是很有预见性地提到心理上的一种孤芳自赏的趋势、一种丧失根基的情绪、民众激情的匮乏、社会团结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构成了今天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托克维尔有关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确可以得出以上的结论，但却没有把其中的任何结论当作实际的核心。他的思想的涵义是个人之间协作的一种毫不夸张的匮乏。
托克维尔个人主义思想的前提建立在他的时代的经济状况的基础之上，就像他有关知识与专业活动前途的推测一样。由于运输的成本很高、技术的简单状况和当时文明所处阶段的一般都很有限的需要，所以19世纪初民主社会中的人类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由个人或者家庭进行的。公民社会当时并不包含著名的或者重要的组织。在大学里工作或者从事研究的人们寥寥无几。没有任何研究机构，因为科学家基本上仍是独立的业余爱好者，也没有什么大公司。只要是在贵族的体系和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职业身份被废除的地方，就出现了文明，在其中几乎人人都是自己的农场或工商企业的独立的所有者。
个人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养成了对自力更生的“傲慢的自信心”，不再设想自己怎么“还可能重新需要彼此的帮助”。这预示着公民社会中协作的所有形式的终结。因此，染上个人主义的一国人民不是建立较大规模的伙伴关系和商业协会，而是会仅仅满足于维持自己很小的家庭企业和全资企业。他们不是相互联合，把资源聚集起来修建学校和道路，建立知识或者道义上的联合会，而是会退缩到自己单独的小型农场的小家子气的孤立状态之中。他们会逐步丧失联合起来在商界、科学界和慈善界中谋求任何共同利益的能力。用托克维尔毫不夸张和精确的措辞来说，他们会丧失“结社的艺术”。
个人主义如果肆虐，显然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会扼杀经济繁荣，阻碍知识的进步，把文明重新推向野蛮，使人民准备遭受奴役。托克维尔在书中的第二卷里也如此表述：现代民主社会会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奴役、苦难和野蛮”。
采取一种平和的说法就是，这种情景在今天是无法设想的。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协作——也是十分复杂的、耐久的和高效的协作组织：大学、专业协会、慈善基金会、研究机构、公共利益集团、公司、政党、医院、交响乐团、体育运动队、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等等。今天的社会具有多重的协作性。正如已故的社会科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说：“所有发达国家的社会都已经变成各种组织构成的一个社会。在其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社会任务都是在一个组织中，也是由一个组织来完成。”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个人主义所指的就可以说是我们所了解的现代文明的终结。这样一个个人主义的世界只有在核武器所带来的世界末日或者与之相当的一场毁灭文明的灾难之后才可能是可以想像的。
现代的进步十分迅速，并产生了十分深刻和普遍的影响，以致我们忘记，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许多东西，在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撰写《论美国民主》一书时尚未实现。起码还要过20年，铁路才充分地普及，以致对商业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大型和复杂的商业联盟——现代私营公司——则在更加遥远得多的未来等待，现代的大学、现代科学机构和现代的专业化也是如此。这些东西全都是到19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才起飞的。杰克逊时代的由小业主的、自耕农的和非专业化的非职业人员组成的简单的、匀质的世界随后就消失了。然而19世纪30年代，这些条件却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的进步是如何进行的。其动力来源是一个永无终止的和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技术创新使越来越先进和生产率越来越高的协作形式成为可能。而这反过来又助长了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出版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005年）试图预测这一良性循环的下一轮将把我们带到哪里。
作为自己时代的托马斯·弗里德曼，托克维尔未能在每个方面预测到科技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协作程度不断加深的这一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的过程。他还以为，19世纪30年代时规模还很小和困难重重的私营公司的前景是暗淡的。这些联盟——永远也只不过将是“规模很小的私人社会”（托克维尔，1840年）——始终都会很罕见，因而无论是在哪里出现，都会是引起“惊诧和混乱的”丑东西。托克维尔认为，国家迟早都会剥夺它们的权利和特权，并将其吞并。
托克维尔认为，如果出现不大可能的情况，即国家对公司实行自由放任，那么由于另外一个原因，它们仍然不会变得很强大：它们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大量资本。他预言，国家会吸纳社会中现有的投资资本的几乎全部储备——“通过贷款吸纳富人的财富”，“通过储蓄银行吸纳穷人的小钱”。为什么？因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只有国家会启迪私人的信心，因为只有它在私人看来具有一定的实力和永久性。”托克维尔如果见到今天的美国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也许会晕过去。
然而，托克维尔之所以无法预见到现代工业化会把世界带向何方，最根本的原因涉及到他的民主和民主人的思想的核心。他无法想像，在19世纪初的经济中很成功的那种人怎么可能有朝一日会被改造成具有很高技能的专家，从而最终为现代组织奠定基础。
今天，我们大家都从一出生就得到培养，要在组织中工作。首先，我们根据自己在中学的学业被推向白领或者蓝领的工作。然后我们又被迫接受进一步的专业化，开发范围狭窄的、但却十分发达的一系列技能和知识。这些技能和知识将被证明在一个具体的现代组织类型中的一个具体的岗位上十分有效。例如就拿现代的大学来说，在这里，我们不仅拥有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经过进一步的专业化，进入不同的学科和学科分支），而且还有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修理工、计算机技术人员和许多种类的受过训练的专门人才，他们彼此进行协作，以完成和维持大学的运营。除了技术之外，现代文明的生产能力还寓于其在培养拥有各种经过充分训练的和互补的能力的人员方面的空前能力。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托克维尔以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始终都会是可以替代的和知识与技能都很浅薄的。他预计，他们不会成为任何方面的专家，现代经济也永远都不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预计，大多数工人都将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小业主。托克维尔的民主憧憬之中的人们具有并非为了协作、而是为了单独地和自给自足地存在而设计的渺小的和相同的身份。因此，现代的大公司和大学等大规模的、复杂的私营组织——它们也许是我们现代文明的两种最重要的机构——在托克维尔看来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正如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样，不出一个世纪，经济与技术的变革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杰克逊时代的小业主演变成现代的专业人士和组织内的雇员。进行合作将会几乎成为谋生的一项先决条件。
然而，托克维尔完全不晓得，事情的结局会是如此，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生活中保持结社的艺术将采取故意的和积极的方式，通过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实践和榜样的作用。由于公民社会只能提供结社的微不足道和脆弱的实例，所以他求助于乡镇或者地方政府，把它们当作保持这种艺术的生命力的最后的和最大的希望。许多评论家都误解了托克维尔对公民参与乡镇政府工作的高度重视，把这当作证据，表明他是一位“民间共和派”或者“进行参与的民主派”，认为他把政治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级活动。然而，事情的真相则比较平庸。托克维尔之所以珍视实行民主的乡镇，是因为人们在那里能够学会如何进行合作，从事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管理巨额的预算，举行会议，分摊责任和取得出色的结果，无论这些结果所采取的形式是新的公路、学校还是垃圾的清理。今天的人们获取这些技能是通过为几乎任何组织工作，甚至是进行预先的工作，作为他们的职业或者专业训练的一部分。但是托克维尔却认为，乡镇将几乎是个人能够学到这些基本技能额获取与他人进行协作所必需的竞争能力的唯一的学校。
由于托克维尔担心，现代的个人将十分无能，不能做成要求进行协作的任何事情，所以他发出了著名的警告，就是现代民主社会将容易受到国家控制力的严重侵犯。。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他在该书末尾所谈到的“民主暴政”的幽灵是有关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甚至是有关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的很不平常的预见。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托克维尔有关民主的暴政的思想的前提是公民社会十分虚弱和不发达，被个人主义所困扰，缺乏协作性活动，而且毫无组织。由于国家介入，做私人自己由于无能和缺乏想像力而不能通过协作来做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民主的暴政。这种干预将会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私人彼此的协作越少，国家就越会承担各种任务和责任；国家为人民所做的事情越多，人民就越会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协作，以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工作。
民主暴政论与我们今天的上进的、富于创造性的和生产率很高的公民社会格格不入。把现代自由民主的福利国家归类为民主暴政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寄生于一个繁荣和十分发达的私营部门之上。而把现代极权主义说成是一种民主暴政也不正确，因为正如托克维尔所阐明，后者的出现不会是凭借着意识形态使之具有合法性的国家恐怖活动，当然也不必由国家恐怖来维持。民主的暴政既会是温和的，也会是非意识形态的。托克维尔有关民主暴政的思想最终假设，文明永远也不会超越19世纪初的经济条件。
由于所有这些缘故，我们应当不再说托克维尔是现代社会的一位伟大的预言家。他并非具有先见之明。他基本上错误地判断了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命运做出了稍带悲观的预测，还督促人们谨防现在无法设想会出现的一种暴政。
托克维尔倘若看到21世纪初的现代世界，会很吃惊、兴奋和宽慰。这并不是说他不会发现任何可以厌恶或批评的事物。但他的主要反应会是震惊：对于我们的丰裕、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技能、我们在自由地协作、追求和实现成千上万个不同的、往往还很崇高的目标、理想、心血来潮和梦想方面的出色能力。现代社会以惊人的程度超越了托克维尔所设想的最佳境况。
最后，托克维尔自己就承认，《论美国民主》顶多是一项尝试性的推测，他也并不具备任何特殊的洞察力。他在结束语中写道：“过去并没有给未来提供任何借鉴。人类的精神漫步在黑夜之中。”而现在，《论美国民主》一书本身就是这种古老过去的一部分。虽然进步使我们继续奔向未知的命运，但人类精神仍然漫步在黑夜之中。凝视着1835年正在浮现的现代景观，托克维尔宣称：“需要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政治科学。”他若活在今天，几乎肯定会重复这番话，并着手大干一场。（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