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不少人至今还对索罗斯先生恨之入骨。这场危机来如疾风，去如急雨，就像海啸过后的旅游胜地巴厘岛一样，如今依然游客云集。
亚洲金融危机顾名思义，一是发生在亚洲，二是亚洲人的危机。前者无须赘言，后者却颇有深意。如所周知，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这是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和犹太人相比，差别不在重教育，而在于犹太人重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循环而言，储蓄偏好和投资偏好的高低有天壤之别，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经济总量会因此缩小；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一国的生产，消费和投资总量都会循环放大。再加上经济循环中的乘数效应，单位收入的高投资率就能产生高出几倍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却不幸而成为“经济人”的行为缺陷。
重储蓄的民族，性情敦厚，行为保守，于是储蓄偏好和保守稳健画上了等号。但是在股市赌场之中熙熙攘攘的亚洲人脸上，人们却很难发现保守稳健的痕迹。于是，澳门的赌业收入超过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香港的新股上市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年台湾股市在1985-90年两次震惊世界：升势惊人，5年间从650点达到12，682点；跌亦惊人，9个月一落千丈跌幅达八成以上。越南人玩股票更是后来居上，从2005年初到去年底仅仅两年，就把7亿美金的总市值玩到146亿美元，涨了21倍。与此相比，中国的A股市场从1000点涨到4000点，真还有些惭愧。不仅如此，才涨了四倍多就有诸多名士大声疾呼亚洲金融危机又要来了！暴跌时刻进入读秒。。。。。。，这实在不是亚洲人的投资风范，有损亚洲形象！！！
重储蓄的民族何以在投资领域如此偏激？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不久前有人把当年建议索罗斯先生做空泰铢的报告译成了中文，读了这篇颠覆亚洲的研究报告，就不难理解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外敌入侵，空穴来风。这两个分析师一个名叫ArmenioFraga（后在99年因此受聘为巴西央行行长），另一个叫RodneyJones。他们发现当时表面繁荣的泰国实际已经病入膏肓：1，外债高企，达900多亿美元,其中有850亿流向私营公司；2，储备枯竭，央行库存不到360亿美元，且连续六个月没有新增流入；3，坏账丛生，银行不良贷款率激增到16%；4，财政失控，政府支出猛增30%，经常账户赤字高达GDP的8%，财政赤字亦达GDP的2%；5，房市低迷，大量借入外债的私营公司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市严重供过于求。报告的结论是：建议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因为在银行坏账过高的同时出现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导致货币贬值。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由此引发了亚洲经济崩溃的多米诺骨牌，从泰国传递到中国以外几乎整个亚洲。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份研究报告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能也没有一个证券分析师能因一篇报告当上央行行长。
索罗斯先生是个犹太人，但在他的一生中你看不到犹太人的吝啬，却充满了投资人的传奇。如果我们把索罗斯和亚洲人的恩怨换一个角度，看成为投资文化与储蓄文化的冲突，就会原谅这位投资大师在亚洲所做的一切，进而反省我们的文化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至今还对索罗斯先生耿耿于怀的人，其实仍在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投资人的文化精髓是扑捉机会，投资者的教育重点是经营风险，这两点在索罗斯先生的理论和行为中深入骨髓，也是亚洲文化教育传统中的两大缺失。重教育的民族鄙视投资行为，重储蓄的文化排斥投资文化，所以在亚洲人的历史中没有伟大投资家的丰碑。人们都知道子贡（即端木）是孔子的门生，却几乎无人了解子贡当年富可敌国，“每亿则盈”（孔子语），可以说是当年中国的索罗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购买力评价计算，子贡当年的身价据说有百亿美元之巨，国内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人们也都知道范蠡西施之恋，却几乎忘记了“陶朱事业”，殊不知当年的陶朱公也是富可敌国，身价远高于同期欧美的任一首富。范蠡的“黄老锦书”已经失传，殊不知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理财商道，其流行年代远早于《巴比伦富豪的理财圣经》。人们当然知道孔孟之道，却忘记了中国的商家鼻祖：陶朱事业，端木文章。
在亚洲人的血液里，投资偏好不足，投资情绪偏激，这可以追溯到亚洲的传统文化。在犹太人重教育重投资的文化中，传统教育必然包含着投资者教育和投资人文化，因此经营风险的投资理念是其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的文化中，由于投资行为被排除在正统教育之外，所以有教养的民族却生产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在亚洲的传统文化中，回避投资，厌恶风险，没有真正的投资文化。因此，投资和冒险不分，风险不分主动和被动，也不分自愿和非自愿，所以在中文里，我们找不到对应的翻译来区别英语的被动风险（Risk）和主动风险（Venture），而投资文化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在主动承担风险（Venture）的同时防范和规避意外风险（Risk）。亚洲文化产生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和厌恶风险的冒险家，所以投资=冒险，冒险=赌博，投资失控则掩耳盗铃，这是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亚洲金融危机顾名思义，一是发生在亚洲，二是亚洲人的危机。前者无须赘言，后者却颇有深意。如所周知，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这是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和犹太人相比，差别不在重教育，而在于犹太人重投资。对于宏观经济的循环而言，储蓄偏好和投资偏好的高低有天壤之别，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率高于投资率，经济总量会因此缩小；而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一国的生产，消费和投资总量都会循环放大。再加上经济循环中的乘数效应，单位收入的高投资率就能产生高出几倍的国民生产总值。从这个意义上讲，亚洲人的传统美德却不幸而成为“经济人”的行为缺陷。
重储蓄的民族，性情敦厚，行为保守，于是储蓄偏好和保守稳健画上了等号。但是在股市赌场之中熙熙攘攘的亚洲人脸上，人们却很难发现保守稳健的痕迹。于是，澳门的赌业收入超过了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香港的新股上市超过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年台湾股市在1985-90年两次震惊世界：升势惊人，5年间从650点达到12，682点；跌亦惊人，9个月一落千丈跌幅达八成以上。越南人玩股票更是后来居上，从2005年初到去年底仅仅两年，就把7亿美金的总市值玩到146亿美元，涨了21倍。与此相比，中国的A股市场从1000点涨到4000点，真还有些惭愧。不仅如此，才涨了四倍多就有诸多名士大声疾呼亚洲金融危机又要来了！暴跌时刻进入读秒。。。。。。，这实在不是亚洲人的投资风范，有损亚洲形象！！！
重储蓄的民族何以在投资领域如此偏激？深究下去就会发现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而国际对冲基金的投机只不过是压倒骆驼的最后那根稻草。不久前有人把当年建议索罗斯先生做空泰铢的报告译成了中文，读了这篇颠覆亚洲的研究报告，就不难理解亚洲金融危机并非外敌入侵，空穴来风。这两个分析师一个名叫ArmenioFraga（后在99年因此受聘为巴西央行行长），另一个叫RodneyJones。他们发现当时表面繁荣的泰国实际已经病入膏肓：1，外债高企，达900多亿美元,其中有850亿流向私营公司；2，储备枯竭，央行库存不到360亿美元，且连续六个月没有新增流入；3，坏账丛生，银行不良贷款率激增到16%；4，财政失控，政府支出猛增30%，经常账户赤字高达GDP的8%，财政赤字亦达GDP的2%；5，房市低迷，大量借入外债的私营公司过度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市严重供过于求。报告的结论是：建议量子基金做空泰铢，因为在银行坏账过高的同时出现国际收支的失衡必然导致货币贬值。这就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开始，由此引发了亚洲经济崩溃的多米诺骨牌，从泰国传递到中国以外几乎整个亚洲。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份研究报告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可能也没有一个证券分析师能因一篇报告当上央行行长。
索罗斯先生是个犹太人，但在他的一生中你看不到犹太人的吝啬，却充满了投资人的传奇。如果我们把索罗斯和亚洲人的恩怨换一个角度，看成为投资文化与储蓄文化的冲突，就会原谅这位投资大师在亚洲所做的一切，进而反省我们的文化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至今还对索罗斯先生耿耿于怀的人，其实仍在抱残守缺，不思进取。
投资人的文化精髓是扑捉机会，投资者的教育重点是经营风险，这两点在索罗斯先生的理论和行为中深入骨髓，也是亚洲文化教育传统中的两大缺失。重教育的民族鄙视投资行为，重储蓄的文化排斥投资文化，所以在亚洲人的历史中没有伟大投资家的丰碑。人们都知道子贡（即端木）是孔子的门生，却几乎无人了解子贡当年富可敌国，“每亿则盈”（孔子语），可以说是当年中国的索罗斯。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购买力评价计算，子贡当年的身价据说有百亿美元之巨，国内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人们也都知道范蠡西施之恋，却几乎忘记了“陶朱事业”，殊不知当年的陶朱公也是富可敌国，身价远高于同期欧美的任一首富。范蠡的“黄老锦书”已经失传，殊不知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理财商道，其流行年代远早于《巴比伦富豪的理财圣经》。人们当然知道孔孟之道，却忘记了中国的商家鼻祖：陶朱事业，端木文章。
在亚洲人的血液里，投资偏好不足，投资情绪偏激，这可以追溯到亚洲的传统文化。在犹太人重教育重投资的文化中，传统教育必然包含着投资者教育和投资人文化，因此经营风险的投资理念是其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亚洲人重教育重储蓄的文化中，由于投资行为被排除在正统教育之外，所以有教养的民族却生产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在亚洲的传统文化中，回避投资，厌恶风险，没有真正的投资文化。因此，投资和冒险不分，风险不分主动和被动，也不分自愿和非自愿，所以在中文里，我们找不到对应的翻译来区别英语的被动风险（Risk）和主动风险（Venture），而投资文化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在主动承担风险（Venture）的同时防范和规避意外风险（Risk）。亚洲文化产生着没有教养的投资者和厌恶风险的冒险家，所以投资=冒险，冒险=赌博，投资失控则掩耳盗铃，这是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