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除了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外，还存在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民族创新能力不足，它将是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问题，这是我最为担心的一点。新中国的改革开放重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为了能够吸引到外资来华投资，中国国内必须培养出大量的符合国外投资者需求的应用性人才，于是，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如高考制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中国实行高考制度有一个根本原因，即教育资源的匮乏，只能让少数人优先享有教育。高考制度就像一个筛子，凡是那些学习、模仿能力强的、更适合被培养成为应用性人才的学生就越容易享受到较为优越的教育资源，结果这种人才选拔机制就使得那些真正创新性人才淘汰出局，中国目前各大科研领域应用性人才居多，这也就是造成当前民族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民族之一，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大可不必怀疑中国人的天资。甚至我可以乐观的认为，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人物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大人物甚至可以完成几代人完成不了的任务，只是由于体制的原因，没有被发掘到。中国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但是这可能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且还要对中国现有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教育制度动大手术，由于制度经济学我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我只在这里做一些简单的评论。首先要对考试制度改革，不能以考试分数高低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应用性人才的话，这种考试制度是一个好方法）。中国的中小学教育过于急功近利，不懂得培养学生对各个科学领域的兴趣爱好，更不懂得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兴趣爱好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动力，可惜的是中国目前有不少的“科学家”对本研究领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搞科研纯粹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这样的“科学家”除了会争夺有限的科研资源外，指望他们创新，甚至指望他们为科学献生那是不现实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是中国学生最为缺乏的，然而这种能力是创新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没有这种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学生就没有能力尝试对某问题的进行一种新的解决办法，那就更谈不上创新能力了，至于提出一套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来挑战权威之类的那更是天方夜谈了；还有更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束缚，儒家文化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对国人的影响可谓是根深蒂固，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大同”，它反对标新立异，它更注重的是“服从集体”，反对“个性发展”，这从根本上就束缚了创新精神。如果把个人教育分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社会教育主要是指学校和工作单位提供的教育。现在中国的家庭教育就是典型的“儒家教育”，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听话，哪怕自己明明是错的，也不允许孩子质疑或反对；他们压制孩子的个人兴趣爱好，只要他们认为这个以后不赚钱，他们时常提醒自己的孩子读书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以后才能赚更多的钱孝敬父母，至于什么兴趣爱好根本不重要；他们不厌其烦的教育孩子，以后千万不要标新立异，千万不要去冒险，不要有任何的进取精神，所谓“枪打出头鸟”………。家庭教育的缺陷可以靠社会教育来弥补，这个问题不会太大。我们回到前面，如何改革考试制度呢？考试制度有一个缺陷，即仅靠一次考试就“定终生”，万一学生临场发挥不好呢？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会考制度，但这些都不是关键。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引导中小学教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决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因此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即赋予各大高校完全的自主招生权，让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考核标准，如果该高校希望招有创新性潜质学生，那么就自己设立相应的考核标准，高考成绩只是作为相对不重要的参考；如果该高校希望培养应用性人才，那么可以完全按照高考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相信中国的大多数名校更侧重于培养创新性人才，那么可以考虑采取较为统一模式的考核标准，这些考核标准非常关键，因为它们是引导中国中小学实施科学合理教育的指路灯。除了改革考试制度外，还必须改革高校的教育制度。作为高校的一位普通教师，我深知高校教育体制的弊端，中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灌”。中国高校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机械式的知识灌输，而不去考虑如何去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也不会去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对培养创新性人才来说，环境比技能训练更为重要。例如，对于一门学科体系，教师应该对这门学科体系的总体框架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尤其对于当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当前争论激烈的问题要重点介绍，并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这门学科大部分的知识体系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自学完成，不要低估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获得成功，教师更多的是激发学生对这门学科体系的兴趣，鼓励他们进行独立思考，给予他们更多的挑战。创新性人才不仅仅掌握丰富的知识体系和专业技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拥有解决前人未曾解决过的问题的能力，因此创新性人才是凌驾于应用性人才之上的。即便对于大多数的职业岗位，需要的是创新性人才，如经济管理岗位，由于面临着诸多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传统的应用性人才是很难适应的，因此高校的经济管理学院应该重点去培养创新性人才，但是大多数高校经济管理学院的培养模式就是一味的灌输，连教师都没有什么创新性就更谈不上学生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估计只能是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好办法。
高校行政体制也存在着制约教师创新能力问题，高校行政体制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把高校“衙门化”，这样必然会造成高校学术官僚化，甚至会引起其他更为效率低下的结果。高校的关键行政岗位人员为谋取自身效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到的高校存在着委托代理成本，而且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非常高，例如某系的系主任为了能评上教授，要求其他老师为她写文章，出专著也要挂名，甚至要求为她做这做那，被拒绝以后，就肆意打压，甚至停课、让其他老师不满工作量；再如某高校院长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解聘系主任；甚至某高校院长只因自己和某教授关系不和就把教授给开除了。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比较普遍，高校委托代理成本过高会极大的制约高校的创新能力，“衙门化”是造成民族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原因之一，除非高校各大关键行政岗位由真正的大师级人才所掌控，而且这些大师级人才是真正甘愿为学术献身的利他主义者。降低高校委托成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实行高校产业化。许多人一直认为学校是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甚至不少人认为它就是履行教育职能的政府机关，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高校实际上就是企业。我们现在回到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高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单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它加工的不是原材料和中间品，它加工的对象是即将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劳动者，它履行的功能是为有机均衡市场培养出有效的劳动因子。因此，对某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的话，必定能够还原到高校部门身上，或者说，对任何一件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所得到的总劳动因子数，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高校教师，高校教师根据其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享受或者接受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高校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前者是构成有机均衡市场重要的产业之一，后者是为了维持有机均衡市场正常的运转国家应承担的各种制度和信息成本，例如军警、法院、监狱、监察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制度成本；统计、会计、市场调研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信息成本，这些国家机关本身不能产生收益，它们不是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但是这些制度和信息成本最终还是要以税收的形式由整个有机均衡市场来承担。国家把高校当作“衙门”，其弊端很明显，除了造成委托代理成本过高外，由于高校脱离市场，还会造成高校培养出大量不符合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或者说高校培养出大量无效的劳动因子，结果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造成劳动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甚至不少人抱怨大学生就业还不如民工，我想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高校产业化是趋势，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私人办学，国家要做的就是“守夜人”的角色，对于达到办学标准的私有学校，国家甚至应该主动承认其学历，不要相对于公办学校来说有任何的学历歧视。中国一旦有了一流的私有高校，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世界一流的高校。高校产业化会淘汰一批办学力量薄弱的公办学校，会形成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这就像鲇鱼效应一样，会迫使公办学校改革，从而达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除此之外，教育产业化，会更加促使教育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应有的教育。中国的高考制度源于国内的教育资源匮乏，其必然有一部分人因考试能力不足而止步于高等教育的门外，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教育歧视政策。高校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元，其提供产品即教育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应该存在着任何的歧视。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不是缺乏自身能力而失去再教育，而是被高考制度剥夺了再教育的资格。教育产业化能够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我们也不用担心私人办校培养的学生素质没有公办的高，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非公办学校如哈佛等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各个领域都出不了大师，最为关键的是培养不出合适的人才，创新性人才要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培养，仅仅靠每年增加出国留学人数来弥补是不可能达到的。中国目前费用投入不算少，出不了大师也不是投入的问题，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合适的人才，一位杰出人才（我们俗称天才）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几代人完不成的任务。只有当中国国内出现一大批合适的人才时，中国研发费用的投入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中国才能引领世界文明向前发展，而这要好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目前的科技大多数都是照搬和模仿他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晚要收敛于技术增长，中国如果不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她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的。
摘自专著---有机均衡市场论第一卷(即将出版)
高校行政体制也存在着制约教师创新能力问题，高校行政体制产生的根源在于国家把高校“衙门化”，这样必然会造成高校学术官僚化，甚至会引起其他更为效率低下的结果。高校的关键行政岗位人员为谋取自身效益最大化往往会损害国家的利益，这也就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提到的高校存在着委托代理成本，而且中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非常高，例如某系的系主任为了能评上教授，要求其他老师为她写文章，出专著也要挂名，甚至要求为她做这做那，被拒绝以后，就肆意打压，甚至停课、让其他老师不满工作量；再如某高校院长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意解聘系主任；甚至某高校院长只因自己和某教授关系不和就把教授给开除了。类似这种情况在中国高校比较普遍，高校委托代理成本过高会极大的制约高校的创新能力，“衙门化”是造成民族创新能力不足的关键原因之一，除非高校各大关键行政岗位由真正的大师级人才所掌控，而且这些大师级人才是真正甘愿为学术献身的利他主义者。降低高校委托成本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实行高校产业化。许多人一直认为学校是政府管理的事业单位，甚至不少人认为它就是履行教育职能的政府机关，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教育是一个典型的产业，高校实际上就是企业。我们现在回到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高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单元，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它加工的不是原材料和中间品，它加工的对象是即将进入有机均衡市场的劳动者，它履行的功能是为有机均衡市场培养出有效的劳动因子。因此，对某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的话，必定能够还原到高校部门身上，或者说，对任何一件最终产品进行劳动还原所得到的总劳动因子数，其中有一部分来源于高校教师，高校教师根据其提供的劳动因子数享受或者接受社会总产品的分配。高校不同于国家行政机关，前者是构成有机均衡市场重要的产业之一，后者是为了维持有机均衡市场正常的运转国家应承担的各种制度和信息成本，例如军警、法院、监狱、监察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制度成本；统计、会计、市场调研等政府机关部门承担的是信息成本，这些国家机关本身不能产生收益，它们不是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但是这些制度和信息成本最终还是要以税收的形式由整个有机均衡市场来承担。国家把高校当作“衙门”，其弊端很明显，除了造成委托代理成本过高外，由于高校脱离市场，还会造成高校培养出大量不符合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或者说高校培养出大量无效的劳动因子，结果不但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造成劳动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得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种状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甚至不少人抱怨大学生就业还不如民工，我想国家相关部门应该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高校产业化是趋势，国家应该鼓励和支持私人办学，国家要做的就是“守夜人”的角色，对于达到办学标准的私有学校，国家甚至应该主动承认其学历，不要相对于公办学校来说有任何的学历歧视。中国一旦有了一流的私有高校，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世界一流的高校。高校产业化会淘汰一批办学力量薄弱的公办学校，会形成有效的竞争激励机制，这就像鲇鱼效应一样，会迫使公办学校改革，从而达到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的目的，否则就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除此之外，教育产业化，会更加促使教育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应有的教育。中国的高考制度源于国内的教育资源匮乏，其必然有一部分人因考试能力不足而止步于高等教育的门外，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教育歧视政策。高校在有机均衡市场体系中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元，其提供产品即教育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不应该存在着任何的歧视。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不是缺乏自身能力而失去再教育，而是被高考制度剥夺了再教育的资格。教育产业化能够解决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我们也不用担心私人办校培养的学生素质没有公办的高，事实上美国的许多非公办学校如哈佛等是世界一流的大学。
中国到目前为止，在各个领域都出不了大师，最为关键的是培养不出合适的人才，创新性人才要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培养，仅仅靠每年增加出国留学人数来弥补是不可能达到的。中国目前费用投入不算少，出不了大师也不是投入的问题，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合适的人才，一位杰出人才（我们俗称天才）甚至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几代人完不成的任务。只有当中国国内出现一大批合适的人才时，中国研发费用的投入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中国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创新大国，中国才能引领世界文明向前发展，而这要好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目前的科技大多数都是照搬和模仿他人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早晚要收敛于技术增长，中国如果不成为科技创新大国，她是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的。
摘自专著---有机均衡市场论第一卷(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