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从一个记者的遭遇看甘肃之现状
14年前发生于的武威至兰州的一次“无效调动”，使一名党群系统的民盟盟员进退维谷，有的世俗小人至今还攻击那位新闻工作者是“黑人黑户”。提倡“以人为本”，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甘肃省乡企局仍在玩“踢皮球”游戏，耽误了一个记者的大好青春，受害者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至今没有解决工作问题，难道真是“神州有清官，甘肃无青天”吗？2006年底，中共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同志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对个别“新闻”长久停泊在互联网上给甘肃带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位记者的悲惨遭遇又要给甘肃“抹黑”啦！
引子：当今中国记者之生存现状歌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投身新闻英雄无畏；西装革履貌似高贵，其实生活极其乏味；为了生计吃苦受罪，鞍前马后终日疲惫；为了题材就差陪睡，点头哈腰几乎下跪；日不能息夜不能寐，领导一叫立马到位；屁大点事不敢得罪；一年到头不离岗位，劳动法规统统作废；身心交瘁无处流泪，逢年过节家人难会；为了采访让人崩溃，开发线索经常喝醉，不伤感情只好伤胃；工资不高还装富贵，拉拢公关经常破费；五毒俱全就差报废，稍不留神就得犯罪；抛家舍业愧对长辈，身在其中方知其味；不敢奢望社会地位，全靠傻傻自我陶醉……
“人 事 处 要 做 人 事”
——记维护记者权益的助理巡视员李国保
甘肃省乡企局助理巡视员李国保是从西藏军区复员转业的干部，他个头高大，英俊魁梧，在西藏军区工作时，曾被评为“西藏自治区先进代表”而赴京接受表彰，光荣地受到胡锦涛同志的亲切会见。他身上洋溢着武威人的豪爽之气，他担任过甘肃省乡企局机关党委书记，一次局里分房，谁都知道这是件十分头痛的棘手之事，经过再三权衡，局长定好盘子后，提议由李国保担任分房小组组长，之后几位局长都先后“出差”，这个烫手的洋芋就落到了李国保的手心中……按照既定方针，分配方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个小车司机甚至当面对李国保污言秽语，他不畏强暴，坚持原则，结果得罪了一大批人……李国保同志任劳任怨，深得党组领导的信任。景江同志担任局长时，立即将他调至人事处长的重要岗位。
众所周知，人事处长是个肥缺，但李国保同志不因身居要职而吃拿卡要，为此人们都称赞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2003年底，李国保同志接触到了一件离奇的调动纠纷案件，原来，10年前发生于的武威至兰州的一次“无效调动”，使一名党群系统的民盟盟员进退维谷，至今还有一些世俗小人攻击那位新闻工作者是“黑人黑户”。提倡“以人为本”，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甘肃有关部门仍在玩“踢皮球”游戏，耽误了一个记者的大好青春，受害者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至今没有解决工作问题。难道真是“神州有清官，甘肃无青天”吗？
调动风波
1993年春夏之交，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通过兰州市教育学院历史系教师李琼辉介绍，开始与甘肃省乡企局《西北农工商报》社社长梁燕富协商调往兰州，因当时《西北农工商报》经营不善，梁燕富在吃火锅时看了董洪先生与凉州皇台集团董事长张景发先生合撰的《欲饮琵琶马上催西凉美酒史话》一书，提议能否让张景发先生赞助60000元重振《西北农工商报》，
后来该报元老记者魏孔龙提醒董洪，梁燕富是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他原是省人大后勤处的干部，认识《西北农工商报》李国祯，因为他们是庆阳老乡。全国兴起“下海热”时，梁燕富提出由甘肃省日杂百货公司担保贷款60万元投资报社，因该公司经理是自己的同学，李国祯喜出望外，二人谈妥条件：梁燕富担任社长，李国祯屈就总编。待到大印到手，梁燕富却连总编也自己兼了，李国祯大骂他背信弃义，但为时已晚……梁燕富爱吹牛说大话，经常下“软蛋”，干一件赔一件！60万元贷款除了在楼的顶部采用石棉瓦盖了一层简易房外，其它的大部分全赔进了报纸印刷费，银行正催他的同学还债哪！
1993年9月，董洪先生请假上兰州催问，梁燕富社长从甘肃省乡企局人事处复印了一份甘肃省人事局批准他和另外4人调往兰州工作的批文，推说因《西北农工商报》休刊，故人事处不发《调令》，并告诫说“赵处长奚不难缠”，若能拉上六万块钱的赞助，调动的事不成问题……”梁燕富反复无常的性格被魏孔龙不幸言中了，这位社长在赵继勇面前夸下海口：“董洪能从张景发的酒厂拉上六万块钱的赞助，报社肯定能重新启动！”梁燕富公然违反调动前的承诺，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董洪对调动失去了信心……但没有想到梁燕富的“海口”会吃掉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14年后他的人生还会被这“六万元”阴影所笼罩……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3年11月初，现为吐哈油田采购员的董瑚兴冲冲地跑来告知哥哥董洪，说甘肃省乡企局副地级调研员潘竞伟和兰棉厂宣传处处长程龙在玉门市为《甘肃乡镇企业》杂志采访拉广告时，父亲董志恒领导的武威二建公司驻玉门办事处热情款待了他们，酒席间潘竞伟自豪地透露出正受命组建《西北农工商报》社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内幕消息。父亲董志恒喜出望外，立即和盘托出长子调动受阻的痛心状况，潘竞伟豪爽地答应为董洪办理《调令》，并许诺让董洪担任“副总编”，主管编辑部事务，协助总编程龙工作，他们现在返回住在凉州宾馆。
双方约见时，潘竞伟重复了在玉门的承诺，当时程龙已经先回兰州，只有
1993年11月的一天，潘竞伟领着董洪到人事处去开“商调函”，主持工作的副处长赵继勇支支吾吾，极不情愿……潘竞伟遂给副局长黄植培打电话求援……在接到黄植培的电话督促后，赵继云才慢吞吞地从抽屉里拿出了一本商调空白函，潘竞伟补充道：“我们用人很急，直接让武威方面办理调动手续！”下楼时，潘竞伟很恼火，大骂人事处个个不是东西，连个小小的秘书都要会勒索香烟抽！
在潘竞伟的帮助下，
敲诈勒索
正式接管报社之后，潘竞伟曾召集新班子商谈如何办报事宜，董洪和程龙意见分歧很大，程龙提议由他的一位朋友担任负责广告业务的副总编，取高启安而代之，董洪则将他的那位朋友曾被判刑坐牢的一段传闻公开出来，潘竞伟当即否定了程龙提案……程龙自称是“兰棉厂宣传处处长”， 升迁《西北农工商报》总编调动时，厂里提出收回住房，爱人一起调走的苛刻条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且将报社仅有的3间办公室霸占去了一间，美其名曰“爱社如家”，他孤掷一注，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但是，程龙将“正县级”待遇看得高于一切，自以为从此踏上了仕途，一心想把《西北农工商报》拖上“保守”之路，办成“党报”为自己的飞黄腾达铺砖添瓦……他幻想着即使报社倒闭省乡企局也得将他安排在其它“正县级”领导岗位上，所以无视中央关于报刊“自负盈亏”的大趋势……程龙这个“既得利益者”倒行逆施，从此将“改革派”的董洪视为最危险的“政敌”，使出在“世界风库”安西小宛农场做苦工时学会的“文攻武卫”手段，开始了卑鄙无耻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官场老手潘竞伟已经有所察觉，他悄声的提醒董洪：“以后说话注意……”终于，“造反派”出身的程龙抓住“民勤人舍命不舍财”的特点，将潘竞伟玩弄于股掌之中……之后，潘竞伟就风闻武威作家在电视台点歌一曲以示友人祝贺升迁之事向董洪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但又立即表示理解这种人之常情……
按照原定计划，为了稳妥地实现盈利目标，程龙勉强同意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方针，让董洪积极创办《周末版》。董洪报到后第一天，他就迫不及待的正式谈话，让其自筹资金创办《周末版》，第二天又让董洪搬出报社另外租赁办公场所……面对这条“变色龙”，董洪一时转不过弯来……直到突然变卦的程龙自己剪贴拼凑出了一份“月末版”，指示董洪和祝立斌拿出去分销时，董洪才哑然失笑，果然报社改革的第一炮就打哑了……
程龙恼羞成怒，更加处处于“冷眼旁观”的董洪为难。有一次董洪谈到如何保障记者基本工资问题，程龙提出只发50元牛肉面钱时，董洪对此毫无“人道主义”的政策痛加驳斥，在旁的高启安突然替程龙帮腔，二人“团结对敌”，剑拔弩张……董洪怒斥程龙“只会整人”时，程龙反咬一口：“你猪八戒倒打一耙！”面对程龙这个“阶级斗争”的阴影下长大的怪物，董洪以明白同这样反复无常的无赖已无法辨理，便转向高启安索要报到介绍信，提出要退回武威去，没想到省委党校调来的“跟屁虫”高启安头也不抬地一挥手说：“没有退回的说法，必须工作几年，做出贡献后再调走！”
董洪对一反常态的潘竞伟和程龙彻底失望了，调动前精心设计的《西北周末》宏伟蓝图被人扼杀在摇篮之中，违心陪同走下去只能是劳民伤财，重蹈覆辙！他只好重返省人事局，要求“改派”或者退回原单位，该局干部调配处的赵处长扶了扶鸭舌帽，慢悠悠的答复：“是你自愿调来的，必须先报到，然后再调动。”
原《西北农工商报》社记者赵发强回忆说，1993年11月
长假养病
俗语说：祸不单行。这时董洪突然得了一种“偏头痛”的疾病，正在念大学的董少青陪他去到甘肃省中医院就诊，这种要了华佗命的怪病可把老八路出身的副院长孙继旺给为难住了，他初步诊断为患者一时急火攻心加上轻度中风所致，尚无良方医治，唯有静养而已。于是，孙院长为董洪开具了一张没有期限的病假条，正欲将董洪彻底排挤出走的陈龙一看正中下怀，马上就批准了……董洪病情稍一好转，立即就向甘肃省乡镇局纪委写信反映了这起寡廉鲜耻的索贿事件，当时在甘肃省乡镇企业总公司办公室当秘书的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王登友同志后来回忆说，1993年底，我们听到局机关的人在纷纷议论“潘竞伟也太心黑了，调了一个包工头的儿子，就向人家索要6万元……10年后才知道受害者是大作家董洪，真是没想到！”
报社编辑人手不够，程龙又着急了，一次在报社遇上取信的董洪说：“每月给你发180元工资，你回来做编辑部工作怎么样？”董洪轻蔑的回答：“等我病好了再说！”武威籍的招聘记者李开俊感叹道：“你们文人的病就是怪——偏头痛，那是曹操的病！”
1993年度全省乡镇企业工作会议在兰州东湖宾馆召开，社长潘竞伟叫来董洪委婉的批评说：“上次回武威办理调动手续迟迟不来，你解释组织部门拖延时间，情有可原！这次报社刚启动不久，你又请病假不上班，我可不高兴了！”说来也巧，董洪先生正欲寻找已经降职为副社长的梁燕富质问“赞助”一事，刚好碰上就碰上梁燕富和新任社长潘竞伟在东湖宾馆门口谈话。梁坚决否认了董洪先生答应“6万元赞助”的事情，可潘竞伟当时一言未发，事后却咬定说“你肯定给梁燕富答应过调动条件！……”
会议采访之后，董洪继续接着养病……副总编高启安乘机攻击说：“程龙在企业上干惯了，根本不会对付事业单位出来的干部！”有一次武威电视台的团委书记常建新打电话找董洪，接电话的会计鲁彬告诉他，董洪连这个月的工资都不领，但这位会计不敢回答具体数目，因为羞于启齿……
董洪向当时的省乡镇局李万林局长写信反映过《西北农工商报》社新任领导勒索“进兰指标费”和押金的恶劣行经，但泥牛入海，没有音讯……他又找调动保荐人潘竟伟诉苦，这位社长不耐烦地挥手：“你的事别再来找我！”就这样，社长唱“白脸”，总编唱“黑脸”，把董洪“悬挂”起来，既住不起房，又吃不起饭，还不时受到程龙和高启安联合夹击的言语侮辱，简直如堕人间地狱……
从此董洪请病假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卑鄙无耻的程龙为自己的精明算盘而自鸣得意，没料到董洪从此再不求他，对此他越来越感到失望，后来便四处散风，诋毁董洪是“黑人黑户”，而董洪则暗自冷笑……有一天，记者魏孔龙跑来神秘的告诉董洪：“听人说，程龙要将你的档案弄丢，让你永世不能再当干部？你要赶紧申请托管呀？”董洪本来就对人事处将武威地委组织部起来的干部档案交由报社总编个人兼职管理非常不满，联想到在武威《红柳》工作时，一位副主编以评定职称为由将自己的毕业证收走，而后来这本终身唯一的毕业证就再也找不到了，单位无法追究任何人的责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董洪这下确实有点儿心发慌了，于是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提出了“提档托管”的要求，程龙一看此举又是拿住董洪的一个把柄，就再次重复了要交清那6万元“进兰指标费”和“为报社做贡献”的条件，董洪当即向李万林局长修书一份，对其痛加指责……
1995年夏，潘竟伟托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曹延清让省文联著名摄影家窦实给董洪捎了个口信，称其担任报社的“副总编”一事早就已经明确了，让其回到“副总编”的岗位尽快上班，尚在病中的董洪知道报社快支撑不下去了，所以仍然称病不就……
社长潘竞伟大伤脑筋，已经发觉中了程龙的“阳谋”，为了扭转危机，就提议任命《甘肃乡镇企业》杂志主编张文荣接替了程龙的位置，快60岁的程龙后来未能逃脱被“开除”的悲惨命运，霸占的办公室也被迫腾出，全家只好到雁滩的农民家每月150元租了一间平房小屋居住，“以社为家”的美梦终于可耻的破产了……90年代末，董洪有一次到兰州隍庙游览，突然遇上摆摊设点卖铜元麻钱的程龙夫妇俩，程龙十分尴尬，满怀歉意，委婉恳求昔日“朋友”挑选一点“破玩艺儿”…… 嗜好考古的董洪对其嗤之以鼻……至今程龙心中也未解开“黑人黑户”之谜。
沉冤十载
《西北农工商报》的创办经费从何而来呢？祝立斌和魏孔龙先生是《西北农工商报》的元老记者，对该社的历史渊源非常熟悉。
1992年，甘肃省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李国祯首先鼓动局长马超鸣向甘肃省新闻出版局打报告，申请将内部刊号的《西北信息报》转正为具有国内统一刊号的《西北农工商报》，成功后李国祯主动兼任该社第一任社长。没有创办资金，李国祯就背上军用挎包坐火车到酒泉钢铁公司拉了30000元的赞助款；没有办公场地，李国祯就占据了甘肃省乡镇企业局位于五里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三间楼房。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祝立斌愤怒的谴责说：就这样，李国祯在一没有机构批文，二没有固定场所，三没有任何编制的情况下拉起了一个“三无”报社，谁也说不清楚它的性质。
李国祯悲壮而又豪迈地对记者们讲：“从今后我就是丐帮帮主，你们都是小乞丐，背着口袋到各企业去要吧！”
创办《西北信息报》时，李国祯向全国招聘记者和驻站记者120多名，每人收押金3000元，后来有人发觉上当，便集体联名索要，状告到了李鹏总理的办公室也无果，最后起诉到了法庭。因祝立斌是学法律的，李国祯就委派他为全权代表，许诺事后给他转正为正式干部。祝立斌绞尽脑汁打赢了官司，李国祯却并没有兑现承诺，事实上《西北农工商报》是一份中国最早企业化运作的报纸，又奢谈什么招聘记者的转正定级呢？祝立斌得罪了一大批同事，到头来自己也成了上当受骗者之一。
1999年9月，担任组委会主任董洪邀请《西北农工商报》总编张玉梅参加“纪念铜奔马出土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爱好摄影的张总编还为大会拍了一张主席台全体领导的重要照片，董洪亲自前往《西北农工商报》索要，发表在《青少年摄影报》上。后来，董洪还为《西北农工商报》写了篇反映武威市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李大魁蒙冤的报告文学作品，张玉梅看了后说：“我在武威开会的时候，李大魁就反映过他的事情……现在整过他的人还在台上，稿子不好发呀？”一位熟悉的记者告诉董洪：“现在办报的经费局里是给了一点，其它都是老样子，工资太低呀！”董洪也就打消了“带病”回来上班的念头……若干年董洪又和张玉梅在兰州南关什字的“外滩风尚”咖啡店相遇，在座的《兰州晚报》社著名摄影记者窦泽中向张玉梅介绍董洪说：“这是《西北农工商报》最早的副总编”，窦泽中打抱不平地说：“你们也太亏人家啦！”
伸张正义
2000年，根据中央政策规定，甘肃省属各厅局所办报纸一律撤并，《西北农工商报》划转《甘肃日报》报业集团，更名为《西部商报》。不知什么原因，在家养病的原副总编董洪和休产假的会计张小燕以及四处躲债的原副社长梁燕富均被遗漏……新任甘肃省乡镇局人事处处长李国保对此批评说：“该划转的没有调走，不该划转的却走了不少……”
2003年１２月１９日至２０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乘着会议的东风，董洪再次向甘肃省人事厅提起信访。
回到兰州后，董洪再次来到省乡企局办公室，负责信访的姚主任一见就大声呵斥：“葛处长说根本就没有调动过你，又跑来干什么？”董洪冷静地回答：“你看看，我正好从武威组织部带来了你们的调令！”姚主任接过一看质问：“这上面签字的‘夏部长’是谁？”董洪回答：“那是武威地委组织部的夏志鸿，我调出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姚主任冷静后保证：“我叫人事处几天内就答复你！”
董洪又立即让原《西北农工商报》记者赵发强出具《证明》，李国保同志看到其中叙述董洪以“本报记者”身份在《西北农工商报》发表《凉州不凉热潮涌》的通讯报道后，对董洪已是甘肃省乡镇企业局干部的事实做出了基本的判断，拿出军人的气魄斩钉截铁地说：“人事处要做人事！”为了联系工作方便，李国保处长果断指示为董洪出具了一份印有“甘肃省乡镇企业局”红色文头的《证明》：
“兹有董红同志，现名董洪，原系武威地区文联干部，1993年11月调来我局担任《西北农工商报》副总编（副处级），后来该报政策性停办。因他擅长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并且成绩显著，故要求重返文联系统工作。根据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文件精神，甘肃省人事体厅同意其调动至合适的文化单位发挥专长。”
甘肃省乡镇企业局人事处
（公章）
2005年6月底的一天，甘肃省乡企局人事处葛生银副处长向申请人征询留在局里工作的意见，董洪因对调动到文化系统工作保有侥幸心理，遂婉拒了他们的好意。
作家王登友自告奋勇的开车拉着董洪去见李国保处长，一路上喋喋不休的说：“我在乡镇企业总公司上班时常陪李书记下棋，他心地善良，为人正直，肯定乐于助人！”果然，李处长端茶递水，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两位作家，并称赞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各单位都不好找呀！”惜才之情溢于言表……
人事仲裁
2004年，甘肃省人事厅干部调配录用处负责人事纠纷仲裁工作，董洪向该处的狄尚红副处长申诉说：“自收自支”的《西北农工商报》创办之日起甘肃省乡企局就从未拨过任何经费，该社不但不解决调动记者的住房问题，加之亏损严重，连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也无法保障，并且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员工多次强收押金，强迫记者搞“有偿新闻”，沦落为“高级乞丐”，甚至还不惜以“高官”为诱饵欺骗调动以勒索钱财，违背了法律上“诚实信用”的原则，构成了欺诈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意隐瞒真相，或者制造假象，致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误的认识而同意与其签订合同，所订合同无效。虽然经过当事人签订，但是国家并不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是无效合同，它从订立之日起，就没有法律效力。
狄副处长分析说：根据我国干部调动遵循的原则，“自收自支” 编制的事业单位就没有调入“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干部的资格，更不用说行政干部了。像《西北农工商报》这样的单位，就没有调动‘吃财政’干部的资格，所以你的这场调动无效！”但随后又埋怨董洪的上访也时隔太久了……
既然《西北农工商报》没有调动干部的资格，那么10年前甘肃省人事局为何批准了甘肃省乡镇企业局替《西北农工商报》调动干部的申请报告呢？知情人讲，这是当年的报社社长和人事处长串通甘肃省人事局个别人“暗箱操作”的结果，梁燕富每周都在报社楼底下的一家川菜馆宴请赵继勇副处长，才首先将自己的人事关系调到了省乡企局，然后又轻车熟路的谋划了董洪和侄女梁丽的曲折调动……终因民怨沸腾，被咒为“庆阳驴”的赵继勇来不及转正就被免职……所以今天甘肃省乡镇局人事处的保箱柜里唯独没有《西北农工商报》任何人的调动“介绍信”存根，幸亏武威市档案馆至今仍保存着那份（1993）甘乡镇商调人字第077号《干部商调函》，李国保处长才敢于挺身而出！
董洪又质问：当时的甘肃省人事局下设有“编委办”，管辖省级各个单位的编制，10年前对请求“改派”的申诉人就说“必须先进入，然后再调动”，强制完成无效合同，越权介绍至甘肃省乡镇局的基层单位工作，对这次“无效调动”是否负有不可推卸的渎职责任？狄副处长矛盾地说：“当年的答复也没有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以后，当事人以这样的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过错方应向受害方赔偿经济损失。参照此规定，甘肃省乡企局应将董洪先生返还给武威文联，并赔偿他10年多的工资、保险、津贴等。鉴于董洪先生早已卖了武威的楼房在兰州与父母弟妹生活了10多年，原工作单位《红柳》编辑部早已撤销，返回不但面临着诸多新的困难，而且已根本不可能！因此董洪要求甘肃省乡企局妥善安排工作，待到时机成熟再过渡到文化系统。
作家王登友有个经验之谈：个人处境说得越可怜，越会博得人事部门的同情！于是董洪就沿用程龙诋毁他是“黑人黑户”的荒唐说法，这给甘肃省乡企局人事处的个别同志造成了重重疑虑，说不定哪天还会给董洪扣上“没有上班，自动离职”的帽子。但是《劳动法》规定，职工根据企业和自己的情况擅自离职，强行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这种行为就是“自动离职”。参照此说，董洪主动请假获准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个“口头合同”；遭遇单位领导敲诈勒索逼迫离开“养病”而非主动“强行解除”关系；无效调动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此非不辞而别，违约出走！从1993年12月至今，
谁人过问
2004年底，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兴昌、原省人大财经委主任王国文3位领导同志向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做了推荐。第二年5月该馆从侧面了解拟调人的“干部身份”时，甘肃省乡企局原人事处的秘书陈忠透露说《西北农工商报》早已停办，并且是个“自收自支”的单位，致使调动首次失利……
马书记：
您好！年初奉复，不知阅否？歪诗一首，虽诗意欠浓，然情感笃真。若有不妥，请多见谅。今向您介绍一下董洪同志。
董洪是我最信赖的学生，于１９８４年毕业于张掖师专中文系，在酒泉师范任教，不到一年便调入武威地区文联《红柳》杂志社担任文学理论编辑达9年之久，并兼任武威地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主持过武威地区作家协会的全盘工作。1993年调入甘肃省乡镇局《西北农工商报》工作至今。他从1983年步入文坛以来，发表了诗歌、电影剧本、论文、长篇小说４０余篇（部）。
二十多年来，我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但印象最深的董洪是其一；在师专已毕业的文科学生中，他是很突出的一位。他至今还和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上学时就勤奋创作，担任文学油印刊物《鸣沙》主编，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现在终于成为甘肃突出的学者型作家。
在学术界，董洪虽年轻，但锐气足，善解不解之谜。十几年前，曾破解了甘肃武威的“飞马奔雀”（原称“铜奔马”、“马踏飞燕”、“马超龙雀”，现为国家旅游标志）的年代和铸造者，为国内外学者所赞许。1995年，又破译了“贵州红岩碑”，深得国内外专家的好评。1997年破解贵溪龙虎山崖墓之谜，是又一次展示了他破解历史‘千古之谜 ’的锐意和魄力。
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加上十年的记者生涯和业余考古生涯，使董洪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了文学创作中独特的选材眼光，高度的哲理思考，优美的抒情文笔。
从1997年开始，董洪经过长达8年的时间，终于联袂创作出了３２万字的甘肃第一部长篇历史电视小说《雪域天骄——凉州会盟演义》，得到了甘肃省民族研究所专家的高度称赞，他们认为“该书描绘了蒙古崛起统一北方，对西藏行使有效行政管辖的壮丽画卷。作者以翔实的史料，详尽地描述了凉州会谈的缘由始末，增强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和学术品位，具有极高的出版价值和意义。”出版发行后《光明日报》、《华声报》、《京华时报》、《解放日报》、《甘肃日报》、《科技日报》和“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雅虎网”、“青海新闻网”等５０余家国内外媒体竞相做了报道。长达6000余字的《“重大题材长篇历史电视小说《雪域天骄——凉州会盟演义》出版新闻发布会”会议纪要》在《人民网·强国论坛》等多家网站公布，引来佳评如潮。《雪域天骄》目前已被誉为是“凉州兵团”在甘肃文坛崛起的标志性作品和“甘肃文学进入中国文学前沿地带”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原武威地区文联主席、甘肃省社科院的潘竟万同志对部下董洪，也有高度的评价。目前，董洪正积极创作历史题材的长篇电视剧本，潜力很大，他进入甘肃文学院专业创作，在我省文学史上可能会留下精彩的一笔，成为甘肃文坛历史题材创作高峰的一位不畏艰险的攀登勇士！马书记，多年来您爱才、育才、用才，赢得了人们的信仰与尊敬。对于董洪，殷盼您慧眼识珠，批准他转入甘肃文学院，给他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
……
马西林后来向周主席说：“让董洪到报社去干吧？……”此后再无下文……冯树林也以董洪“未拿工资”理由而态度暧昧……
白发苍苍的恩师方步和在信的末尾“顿首”之举，使董洪百感交集，万分感谢……
尊敬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李铁映副委员长：
兹有民盟盟员、甘肃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华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董洪，原系占武威地区文联行政编制的双重管理干部，1993年11月调入甘肃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分配在《西北农工商报》社工作。2000年，《西北农工商报》社政策性撤并划转至《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因董洪酷爱文学创作和文物考古，故要求自己联系单位调入文化系统工作，省乡企局答复“调出单位”一栏盖上局人事处的公章即可。
董洪曾经请求全国政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周宜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作林、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杨兴昌、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财经委主任王国文等领导同志向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甘肃省文学院做了推荐；出乎意料之外，因失去具体工作单位，竟导致他的调动两次夭折。
多年来，董洪还向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社科院、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志编篡办公室、武威市志编篡办公室等单位联系调动，均因“空挂”身份而导致失败。甘肃省人事厅干部调配录用处也否决了董洪“空调”的方案。
造成董洪身处逆境的根源在何处呢？2004年，甘肃省人事厅负责仲裁工作的的一位领导指出，根据我国干部调动遵循的原则，《西北农工商报》这类“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就没有调入“吃财政”干部的资格，所以董洪的调动无效。10多年前的调动被确认无效后，鉴于董洪返回1995年早就撤销的武威文联《红柳》编辑部已不现实，只有进入甘肃省乡企局的一个具体单位才能重新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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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9日，您倡议拍摄反映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为内容的电视连续剧《武威会盟》，并亲自担任顾问，中共甘肃省委书记苏荣、甘肃省政府省长陆浩同志都欣然同意担任总策划；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励小捷同志批示《武威会盟》的剧本改编纳入甘肃省委宣传部当年的工作计划。
甘肃拍摄的电影《月圆凉州》登上联合国总部的大雅之堂，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甘肃在这方面的成绩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称赞，所以《武威会盟》的改编摄制不但是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而且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
在电视连续剧《大敦煌》的著名编剧张锐表示无法驾驭“凉州会盟”这一重大题材之后，历史的重任又落到了原著作者肩上。学者型作家董洪同志现已开始编写40集电视剧本《武威会盟》，但是由于多年来断绝了工资来源，造成了生活中的诸多困难……2005年6月，时任甘肃省乡企局人事处副处长的葛生银同志就曾向董洪征询留在局里工作的意见，由于董洪同志当时对调入文化系统抱有侥幸心理，所以就婉言谢绝了领导们的好意；目前他进退维谷，仅以微薄的稿酬谋生，心情万分焦虑……
2000年，《甘肃法制报》社的3名记者在报社划转时均由主管的甘肃省政法委安排了行政工作，甘肃省人事厅在前面已经有了“妥善安置” 记者的先例。2007年1月，甘肃省制定的《公务员法》的实施方法和步骤中也确定了关于“超出规定职数自行消化”的原则。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了维护一个民盟盟员基本的工作权利，特此冒昧恳求李副委员长烦请陆浩书记予以关照协调，让甘肃省乡企局新任局长武毅同志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以助董洪顺利重返甘肃省内的文化系统发挥专长，早日完成《武威会盟》的编剧使命，殷切期望尽快予以批示为盼，静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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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该报告已层层批转下来，最后压在某人的抽屉里，被做了官样文章……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全党同志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大力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证。
西部地区一直叫喊“缺乏人才”，但“东南飞”的“孔雀”有增无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亲了女婿，冷了儿子”，著名学者型作家董洪“进退维谷”，漂泊异乡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吗？
2007年，洞若观火的中央又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西部地区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文件指出现有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主力军，把稳定、用好现有人才作为西部地区人才工作的首要任务，令人振奋！抓好西部地区人才工作，首先必须把这块人才资源盘活，把他们的活力充分释放出来。稳定和用好现有人才，要坚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适当的待遇留人”的方针，把打造事业平台作为稳定、用好人才的关键来抓。
从1992年起，董洪的名字就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海外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美国《侨报》、香港《文汇报》、《澳门日报》、中央电台、贵州卫视台、《南方周末》、《甘肃日报》、《甘肃广播电视报》、《兰州日报》、《兰州广播电视报》、《宁波日报》、《消费之声报》、《南宁日报》等60余家报刊、电视、电台和网站上。1995年8月和1997年6月，新华社两度向全国57家晚报发通稿宣传过他的研究成果。董洪的大名和铜奔马设计大师之谜、贵州安顺的“红岩碑之谜”、江西鹰潭市龙虎山的“悬棺之谜”、海内刻石鼻祖“石鼓文”创制年代之谜、敦煌“藏经洞”之谜、黔南州的“六大奇观之谜”、甘肃凉州“攻鼓子之谜”等重大学术课题紧紧地连在一起。董洪被学术界公认为是“黑箱考古”理论的创始人，１９９９年曾任“纪念铜奔马出土３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主任，２００２年又任首届“天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旅游标志之都发展论坛”组委会主任，首届“中国旅游标志之都”校园文艺作品大赛组委会执行主任。曾任武威地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改革时报》社甘肃记者站常务副站长、《西部发展报》社武威记者站站长、甘肃天马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等职，是驰名海内外的“青年学者”。 目前，甘肃省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甘肃华夏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著名学者董洪撰写的长篇纪实小说《贾平凹绑进风波亭》在全球第一中文“博客网”http://donghong1962.bokee.com/开始连载，全书共30万字，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该书网名为《贾平凹从“剽窃案”陷入“嫖妓门”——“1号作家”陈玉福亮剑挑战文坛大腕的内幕》，将成为国内一部点击力极高且极具吸引眼球的网络小说。
最近，董洪决定以原《西北农工商报》记者的身份向中国记协“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委员会”提起申诉，殷切期望“以人为本”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予以关照批示为盼，社会各界拭目以待……
(撰稿：文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