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政治学(4):血与土地统一 -- 新法家翟玉忠介绍(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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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有幸结识“新法家网站”,为发现了又一片思想的绿洲而无比兴奋。接着就想到让价值中国网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让中华文明的真精神得到更快、更广的复兴、传扬。

     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上发表的文章目前已见三十多篇,有些篇幅还较长。所论范围广阔,独到见解颇多,论述有理有据,足以发人深思。虽然翟先生同意本人在价值中国网转载他的文章,但考虑到其它条件限制以及效果,本人准备先行摘编:从翟先生思想观点的总体轮廓开始,按“中华文明(总览)”(已发)、“中国古典法家经济学”(已发)、“中国古典法家政治学”、“儒法之争”、“中西文明比较”、“当代世界”、“中国改革”的思路顺序编排;再选择一些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能加上简评、或提出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等,加以转载。如果摘编不能完全忠实反映翟先生的总体思想观点,不当之处由本人承担文责。不过读者可按所附网址,查阅原文,一切以原文为准。

 

翟玉忠 血与土地统一 人类有机体

西方外交家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大惑不解,中国既然在十九世纪以前的东亚世界体系中独大,为什么没有成为宗主国。。。

何天爵在《中国人本色》中解释道:“欧洲的语言中并没有表达中国所宣称的自己与上述国家的关系的词语,。。。它不是宗藩关系。宗主国与藩属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后者必须要向前者定期提供固定数量的物品和赋税,还必须按照前者的要求提供武装力量。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上述国家被强迫这样做。中国一再向她弱小的邻国提供军队,帮助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反叛,却从来没有请求或接受过邻国对她的此类军事援助。除了过年的时候中国和藩属有过交换礼物的情况(实际上,中国赠予邻国的礼物价值远远要高于邻国向她进贡的礼物价值)之外,并没有国王们向中国皇帝进贡定额财物的情况。 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模糊而不确定,但对东方人来说,它既简单又清楚。因为这恰恰符合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将它描述成兄长和弟弟们之间的关系。例如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中,中国政府就使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朝之间的关系就像家庭中两兄弟的相对地位。在宗法制度下,长兄有着超越弟弟的天然权威和责任。”

许倬云先生就在《万古江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一书中注意到,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征伐过程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依靠郡县制,主体是行政文官,后者则长期依赖武力控制,军人成为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精英。进而言之,秦汉征服一个地区后,并不用军队戍守内地,后来这成定制:“此后中国的历史中,只有外族征服中国,方有戍军入驻国内之事,例如金代的猛安、谋克,蒙元的签军与蒙古军,清代的各处旗营。”罗马帝国不是这样,“罗马大将率军出征,罗马兵团大多随统率将领留在征服地区。于是,一批又一批,罗马子弟离开意大利半岛,却在新得的领土落户,成为当地的统治群。”

许先生还注意到,西方文化具有排他性,而中国文化具有兼容性和普世特点,。。。

许倬云学贯中西,观察历史宽广细腻,这是许多研究者所不及的。所欠缺的事,他仍然是从事件到事件,没有看到中国独特文明发展形态有其政治理论上的支撑,这就是血与土地统一的政策,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实现超越种族边界的文明有机体——一种不是以暴力掠夺为基础的人类文明新范式。

《逸周书》从实战角度论述了统一天下的原则。在《武称》中,作者提到在战争中就要赦免被俘的敌人,并照顾当地百姓的生活,《逸周书·武称解第六》:“赦免被俘的兵众,谅解他的过错,抚慰他的百姓,盛满他的粮袋,是武事的‘间’。”(原文:赦其众,遂其咎,抚其□,助其囊,武之间也。);战争胜利后,除了解除敌国的防御力量,更要用平等的原则对待战败的敌国百姓,禁止抢掠。《逸周书·武称解第六》:“战胜了敌人,举令旗发号令,要官吏禁止抢劫,不得侵凌强暴民众;不降低爵位,田土住宅不减损,各自安定亲属,民众自然归服。是武事的‘抚’。普天下归服以后,止息战争兴办文教,平掉险阻的工事,毁掉打仗的武器,四方敬畏服从,包有天下,是武事的‘定’。”

紧接着,《逸周书》详细论述了用行政手段,“文德”安定胜国的方法,明确反对用武力手段接管战败国。民事政策包含内容很广,从行政一直到教育,核心是平等劳动、自由通婚,没有制度化的掠夺,更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逸周书·允文解第七》:“想要安定并巩固胜利,要用文德作为纲纪。安民告示到处张贴、悬挂。收缴武器,发放财物,不要让百姓随意迁徙。文官武将接续原有职务,沿用所有小吏。官府所有财物,全都用来赈赐穷士,救济贫穷病弱,做到徭役与土地均衡。让大夫恢复其命服,以消除他们的忧伤与羞辱。使孤儿寡母无所求,众人因收获丰厚而皆大欢喜。寻访所有的外戚,记下他们的住处。选择同姓同氏者,立为各氏族的宗子。年十五以上作为服役的标准,成年男女都得以婚配。以光明诚实进行教育,百姓如同得到父母。用宽和办法治理百姓,谁能不顺从?顺从而无有悔恨,还会安守本分而供养君王。君王英明就会作教诫,在这时候还要进行武教。这样,死了的也想再生,活着的想再任旧职。百姓知道不被抛弃,就会珍惜家居不远离。做到上下和协,就没有攻不下的敌人。达官贵人手执玉器,住在他们的殿宇。老百姓人人耕种,老幼无有欺诈。不违背他们的心意,国内通行无阻。民众盼望我军,如同等待父母。所以,天下一日就可平定,从而包有四海。”

到《黄帝四经》,血与土地的政策已经作了理论化的阐述。《黄帝四经》的作者主张兼并他国一定要慎重,对于那些当罪当亡的国家要解除他的武装,但不可随意掠夺,要作到“兼之而勿擅”;在中国古典政治学中,国际法和国内法没有明显的界限,正义原则永远是超越国界的。《黄帝四经·国次 》:“在诛禁理当治罪理当灭亡的国家时,必须一鼓作气,使其成为废墟。兼并了其他国家但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是冥冥天道所促成的功绩……兼并他国后,便修治它的城郭,占据其宫室,享用其钟鼓音乐,贪取其资财,霸占其子女,这些做法是大逆天道的取败之道,必然导致国家危殆而最终灭亡。所以说,只有圣人在治国用兵时能够合于天道。天地间的道理概括起来不过是“三功”而已。如果成就此三功再觊觎其他,那么就难免有祸殃之危了。所以圣人的征伐之道是,兼并他国后,要拆毁它的城郭,焚毁它的钟鼓,均分它的资财,散居其子女后代,分割其土地赏赐有贤能之人,总之不能独自占有,因为这功绩是天道促成的。这样才能功成而不去,然后方能没有患祸。”

老子认为天下各国的大一统是自然过程,反对以霸权主义的方式一平天下,要大国“守雌、居下”,他将中国古典政治学血与土地统一的原则形象地哲理化了。《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国要象居于江河的下流一样,处于雌柔的位置,这是天下交汇的地方。雌柔常常以虚静战胜雄强,就是因为它安静而处于下面的缘故。所以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就可以取得小国的归附;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大国,也才能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或者大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小国的归附,或者小国以谦下的态度取得大国的容纳。所以大国取得小国的归附,不过是要养育更多的人民,小国取得大国的容纳不过是要让大国管理更多的人。这样大国小国都各自满足了愿望,大国尤其应当以谦下为宜。”

只要看看今天美国人在伊拉克仍以罗马军团的逻辑行事——以高高在上的警察身份掠夺资源,通过驻军维持这一掠夺——你就会感到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新的形式实现地球村的合作与繁荣,它的基础不再是西方文明根深蒂固的暴力与掠夺逻辑,而是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通过血与土的大融合建立统一的人类有机体。

同胞们,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文明的伟大与辉煌吧!中国的政治制度哪里是什么封建专制、传统落后!尽管中华原文明儒化后变得内向保守,但从秦将关中十万户移民巴蜀到明清两朝在西南的改土归流(中央政府直接委派行政官员代替自治权很大的地方土司),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通过平等劳动和自由通婚融合了巴人、羌人、诸多草原民族和世界上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将华夏文明远播四方,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将这一文明进程拦腰截断——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中华文明涵化天下的伟力!血与土地的统一,建立人类有机体,是华夏族万古不灭的理想。在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让我们将这一古老梦想重新点燃!

——她将照亮一个没有政治霸权和经济掠夺的新世界!

――翟玉忠:中国古典政治学概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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